第四回、尊儒不抑神释道 
——契丹钱币上的治国理念及措施
前三回主要讲述了契丹钱币上有关契丹族的族源，契丹国国号，国旗，国徽等情况，本回开始将讲述契丹钱币有关政治、经济、宗教、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去揭示契丹各方面历史背后不为人知的真实情况，以还原契丹历史的本来面貌。
现代人们常误以为阿宝机建立契丹国时契丹人还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岂不知自唐以来，契丹人已改单一牧业经济为农牧渔手工业商业齐发展的综合经济，文化上吸收了汉、鲜卑、突厥、回鹘等文化的精华，创造了独特的契丹文化。阿宝机时契丹文明程度已不落后于周边任何国家，甚至有赶超中原文化之趋势。当时的契丹上层人士，大都是饱读番汉古籍、学贯古今的、文武全才的知识分子。阿宝机本人熟通汉、契丹、回鹘语言和文字，对汉和回鹘文化了如指掌，对佛释道摩尼蕯满诸教都有很深的造诣。建国前夕，他用摩尼教改造了契丹的国教萨满教和信徒众多的佛教，为自己夺取契丹汗国政权，奠定了牢固的宗教基础并获得了让契丹人可信的宗教依据。
政权顺利攫取后，如何治理？成了阿宝机考虑的主要问题。但遗憾的是所有史书都没有记载阿宝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措施。反到是契丹钱币钱文披露了这些宝贵信息，使我们今天还能触摸到阿宝机滚烫的爱民之心和叱咤环宇的雄心壮志。“大德兴国”、“天行太平”、“一统天下”诸钱，正是反映阿宝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和措施的唯一文字实证。
契丹文“大德兴国”钱（见图1、2、），是一枚特殊的、由天皇帝亲自颁铸的、意在传给后代子孙及辅弼大臣的“训政”钱，钱径24.5毫米，重约20.3克，厚重如饼。钱面缘宽厚、穿郭宽正。钱背缘郭宽窄相近，穿郭作大四决状。四字钱文为楷书体契丹小字，直读，读序为：上（大）下（德）右（兴）左（国）。
钱文的汉译文义可以有四种理解：1、伟大的（道）德，可以使国家兴盛发达。2、盛大的功德，促进了国家的兴盛。3、坚定地按照道德价值准则办事，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4、具有高尚道德和德行的人，可以使国家兴盛造福世人。钱文的实际寓意，应包含了这四种文意的全部内容。为的是使不同的人群都可以从中受到教益。
何为“大德”？“德”为何能“兴国”？“大德”，是既指人又指事的一个褒义词。指人，一是指品德、德行高尚的人，《礼记·中庸》：“故大德必得其位。”《孟子·离娄上》：“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清黄鷟来《和陶饮酒》诗之十三：“大德安钝拙，下士快新頴。”
二是指得道高僧、道长，或佛与菩萨。北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秦太上君寺》：“常有大德名僧讲一切经，受业沙门，亦有千数。”《翻译名义集·释氏众名》：“婆檀陀，《大论》：秦言大德。《毘柰耶律》云：佛言今日后，小下苾蒭，於长宿处，应唤大德。”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二分第十四章：“帝（隋文帝）深崇佛法，天下大德，群集关中。”唐赵璘《因话录》卷四：“元和以来，京城诸僧及道士，尤多大德之号。”梵文bhadanta，（大德）敬称词。在印度，是对佛菩萨或高僧的敬称。
指事，一是指大功德；大恩。《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吾且不以一眚掩大德。”《易经·系辞下》：“天地之大德曰生。”《诗·小雅·谷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晋陆机《吊魏武帝文》：“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齐晖。”二是指大节，坚定地按照道德、艺术和其他价值准则办事。《论语·子张》：“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朱熹注：“大德小德，犹言大节小节。”
契丹文“大德兴国”钱的“大德”，主要是指坚定地按照道德准则治国，以及能坚定地按照道德准则治国的皇帝和重臣。契丹太祖、首任天皇帝耶律阿宝机就曾把儒家鼻祖孔子称为世之“大德”（大功德）者，立庙祭祀之。并把儒家学说（大德学说）作为治国“兴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所谓“德”，即“按照儒家的道德准则治国”，即施行“德政”。故“大德”可以理解为“大行德政”。“德”为何能“兴国”？因为它符合道德准则，符合民心、人才心、官心，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德政”又称“仁政”，是与民心是相互联系的，如确施德政，便能真得民心。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⑴他进一步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⑵孔子这里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政刑的作用不如德礼。“安上之民，莫善于礼”⑶是儒家治国的根本方法。但礼仪教化并不是不要强权，孔子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⑷契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大德”、“仁政”就是要“怀刑”、“怀德”、“宽猛相济”。这种“大德”、“仁政”，在平定“诸弟之乱”之时展现的最为淋漓致尽，他多次释放造反的弟弟，而对参与造反的其他皇室成员，包括自己的女儿、女婿却毫不留情，一律该杀就杀，该弃市就弃市，该生瘗就生瘗，绝不手软。充分体现了“怀刑”、“怀德”、“宽猛相济”的“大德”思想。
《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因为，财要民生，强赖民力，威恃民势，君须民立。施德政以得民心，圣人应以百姓心为心。施“仁政”，也就是施重民、爱民、惠民、富民的“德政”。以道德教化为施政的准则，德是根本。“大德胜小德，小德胜无德；大德胜大力，小德敌大力。力生敌，德生力；力生于德，天下无敌。故力胜者，一时者也，德愈久而愈胜者也。”⑸德与力相比较，“惟大德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困。”（6）耶律阿宝机特别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尤其看重利用钱币——皇帝的“王信”宣传自己的政策及治国方略。“大德兴国”钱就是这样一枚宣示契丹朝要以“德”立国的天皇帝的“王信”。
得民心当然是为了巩固契丹耶律王朝的统治。天皇帝耶律阿宝机深深懂得自己的治国治民思想，要成为王朝后代天皇帝兴国的传家宝，必须要使后代每一个皇室成员懂得“大德兴国”的道理，懂得笼络民心、施行“德政”的道理和策略。这应是天皇帝耶律阿宝机想要告诉后代子孙的“大德兴国”的内容之一。
施德政得国得民，民富国振。实现德政的关键是能用贤才。“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7）孔子主德政，其首要一条就是尊贤、举贤。“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以任贤使能而兴，弃贤专己而衰”。（8）贤才是社会的财富，国家的栋梁。“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启”，（9）为政在人这是真理。
自古以来，政治上修德从善稍有作为的君主，用贤才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得贤则安，失贤则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规模非任能莫济”。（10）周文王、武王知用吕尚姬旦，鼎传四百余年；管仲相齐，齐能首霸中原；齐威王以四臣为“瑰宝”，外拒寇、内修政；刘备知用诸葛，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一；唐太宗善用魏征，方有贞观之繁盛等等千古流传之佳话，充满史河。
天皇帝耶律阿宝机遵循明训史鉴形成的治国思想的核心——德政的人才观，即认识贤才、尊重贤才、举用贤才。使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建立了自己的腹心部、智囊团，轻而易举地攫取了遥辇汗国的政权、平定了“诸弟之乱”，建立了雄强八方的耶律王朝。他深知认识贤才、尊重贤才、举用贤才，说之易行之难，故他把德政的人才观列为“大德兴国”的内容之一，反复向子孙后代宣传。
阿宝机作为一代圣明之君，深深懂得安民、抚民、保民、惠民、养民、利民、富民，以使民业发展，经济繁荣，民安国泰，民富国强的道理。所以他的“大德兴国”施德政，其主导思想是以民为根本，“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将兴，听于民。”“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1）为什么呢?“夫民，神之主也。”（12）无民不能建国，无民不能立君，无民不能生财，无民不能显力，无民不能恃威。“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13）王者以重民为天，国者以利民为先，治国以富民为根本。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民本即为民食，民食即为富民。“重民、利民、富民”，这是天皇帝耶律阿宝机在“大德兴国”、“大行德政”过程中为后世当国者长治久安总结的一条根本政策。
兴国大德，需要有大德的君王、大德的官员去推行，而遴选具有大德的官员，是追求大德以兴国的明君的首要任务。没有伯乐，就不会出现千里马。大德之君要知人善任，为施德政为官的道德标准，应为自厚其德、敬上礼下、亲贤远奸、爱民恤民。孔子说：“酣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乐佚游，乐宴乐，损矣”。“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与其道得之，不处也”（14）为民其实质也就是为君，因为民是“财用所出，安危所系”（15）之人，为国之本。每个官吏是执行君命的工具，要尽全力，不藏私心，为君主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贡献力量。使君安其位，使被剥削的劳动者安于生存线上，老老实实尽封建义务，以维护统治者的安全。
熟通儒家用人之道的“大德”天皇帝耶律阿宝机，慧眼识英雄，在他身边汇集了无数如其二十一功臣的贤臣良将，在众臣诚挚喊出“皇帝万岁！”（见图3、）时，阿宝机也衷心答曰“重臣千秋！”（见图4、）“其君臣相得之诚”跃然纸上。《辽史》论者对阿宝机的用人之德由衷赞叹道：“惟圣知圣，惟贤知贤，斯近之矣。”（16）
从整个统治阶级的最大利益出发，自古以来，“大德”对为官者规范了诸多的道德要求，以适应德政之需要。在整个统治契丹的骨干力量中，就有那么一些人，如耶律曷鲁、萧敌鲁、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及诸如二十一功臣等，受了严格的封建教育，恪守封建礼法，个人道德修养超群，他们认识到为官的根本问题还是为人。为官为人，千古一题。为官只是人格的特殊表现形式，是人格本质的政治表现。为官是过眼烟云，人格的魅力才是不朽的，才会有历史生命力。他们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治国的经典，尊祟千年来为官者“忧天下”的品格，以“仁学”为施政纲领。他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威武不屈、不畏权贵、铁面无私、执法不阿、为民请命；他们除暴安良，主持正义、爱民如子、少征薄敛、使民以时；他们不媚上、不欺下，不营私、不舞弊、不结党、光明正大，两袖清风。以自己的行为为契丹国的兴盛繁荣，万年永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人达到了为官品行的最高境界，也为天皇帝耶律阿宝机对实行“大德兴国”的后代子孙和臣下们树立了非凡的榜样。
盛兴大业，济世安民在德，“力胜者，一时也，德愈久而愈胜者也”。（17）因为“惟大德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穷，而力可困”。（18）“德者，众之所归也。是皆足以聚天下者也”。（19）行大德是兴国盛邦之根本。而行大德之成败均在于当国者，当国者公正无私，方能“一言而万民齐”。（20）治国经邦，必定要修身正己，修身能齐家也才能治国，以达到“平天下”之目的。当国者的个人修养的高低，是君主能否真正施行德政的必要前提条件。以利民蔽民为标尺，正己以率下，治人先自治，广施仁德之政，普济黎民，养德治国，是大德之君的标准。“大德之君”耶律阿宝机正是以自己“事母以孝，事弟以仁，事友以诚，事臣以义”的实际行动，履行“修德养性”的正己自治。阿宝机之所以能“一言而万民齐”，就是其身之正无有能与齐之者。
“仁义”可称雄天下，“仁义之莫强于天下也”有德之君必讲仁义，对民绝不“夺其所好，遗之以其所不好；绝其所欲，强之以其所不欲，迫之而使从”。（21）也绝“不以欲妨民”。（22）这样，民才能“治吾国徇吾事”。“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废，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23）德君不用“掊克之吏”，（24）不行“朝四暮三之术”。（25）其养民之法是“聚其所欲，而勿施其所恶”，（26）不“以力毒人”，（27）不“罗其财以供”。（28）一个当国者应贪德，而不能贪财，天皇帝耶律阿宝机明白“匹夫贪以亡其身，卿大夫贪以亡其家，邦君贪以亡其国与天下”（29）的道理。知道国君应当以“贪货财金玉之心而贪仁义道德，则昏可明，狂可哲”（30）哲理。所以，阿宝机既使在开疆拓土时亦不忘“仁义”，“他对投降者都予以善待，对劫掠来人口都赐土地耕牛，以安其生。甚至对未婚嫁及鳏寡人口给予官择婚配。每次攻伐所得宝货、珍玩无不赏赐群下。他以自己的言行必合“仁义”，展现着“大德之君”博大的政治胸怀与仁者之心。
“大德”当国者不仅有德还要有量，“君人者惟德与量俱，而后天下莫不归焉。德以收之，量以容之。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31）所以俗话说：“不患其有所不至，而患其有所不安，能致而不能安，不如不致之无伤也”。（32）德为正，量为容，有容德乃大，容世，才能政通人和。当国者自身清廉、公正、仁慈、宽容、公而忘私；远憸巧之小人，近磊落之君子，存正直之心，去情欲之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弊，修德养性，威服人心。国家才可能兴盛才可能发达。“大德之君”耶律阿宝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度量君王，《辽史·百官志》说“辽太祖有帝王之度（量）者三，代遥辇氏，尊九帐於御营之上，一也；灭渤海国，存其族帐，亚於遥辇，二也；併奚王之众，抚其帐部，拟於国族，三也。”其对臣下亦是容量海阔，如韩延徽亡归乡里复来，阿宝机不但不怪罪，反赐名“匣列（契丹语复来）”，并命为守政事令、崇文馆大学士，中外事悉令参决。
“为政以德”即是以“仁政”治理国家，就是治民要“宽仁”，即对民众以道德教化为主，政令刑罚为辅。而在经济上减轻人民的负担，使百姓丰衣足食，这就是儒家的“惠政”思想。施“惠政”是为了“富民”，民富则国强。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于足？”（33）王符说：“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百姓足而后国富，百姓逸而后国安。”（34）封建时代所谓的“民富”，也就是民衣食无虑，生产能够得以正常进行而已。“凡为治以安民为本，民安则国安。”（35）民逸才能民安，民富才能民逸。“国不自富，民足则富”。（36）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自古农桑为民与国之根本。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民富与否主要看其农耕是否解决了人民吃饭问题。统治者对农桑的重视程度，是“有德之君”与“无德之君”的分水岭。
契丹历代之君，无不喜稼穡，善畜牧，树桑麻，习组织，相地利以教民耕。太祖“弭兵轻赋，专意於农”（37）在各地设和籴仓，以济民用。太宗深瘖“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38）的哲理，多次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织，赐沃地给各部以事耕种，无害农务，戒伤禾稼。“大德之君”的“富民德政”，使契丹的“农谷至是为盛”，（39）沿边五十余州存粮“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40）使契丹在连续多年大面积水、旱、蝗灾面前，仍能从容出钱帛、粮食振之。
《辽史·食货志》的编撰者，对辽代经济发达，轻赋税、重商贸，财货充足的史实，感触很深。他说论条件北方草原宜于牧马，海滨可以出盐，并不特殊。而辽朝土地、气候、庄稼等条件都不如中原。然而辽自建国、农业连年丰收，不但解决了国民的温饱和防灾济困，而且国用不穷，惠及邻国，还有富裕和积蓄。是有什么特殊的办法而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吗？不是，只是劝导得人，规措得法而已。
世间论钱币的人，都感到钱币流布往往难以顺畅，钱币铸造时时不适合使用要求，于是兴起纸币权宜之法。西北（辽）交通和南方诸国相比，只有其十之一、二，但辽国刚刚兴起，钱币流通就使国家殷富，供给戍边将士，赏赐征战官兵动不动就达亿万巨数，并没听说过有什么纸币代用等东西。这又是什么原因而使辽朝钱制这样便捷利丰呢？没有什么奇招妙法，只不过是一切旧钱，无论何朝何代，都可以和辽自铸的新行用钱一起，听任老百姓使用而已。
最后食货志编撰者意味深长地引用孟子“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杀”的话说，善于使物资周转获利的人，灾难之年绝压不倒他。只要心力全部达到，一个人完全可以战胜临时的灾难，何况一个国家呢！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有办法利用天时地利等方便条件，克服一切不利因素，而实现他的志向。人们生活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物资是粮食，社会经济繁荣最重要和不可或缺的物资是钱币，编者所以特别撰述辽朝这两方面的史实，就是用来说明辽国初期肱股重臣都是善于理财而使国家富裕的人而已。
契丹天皇帝耶律阿宝机用儒家“大德”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国策，利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工具宣扬儒教的“忠义、孝悌，天地君臣亲，仁义礼智信”以及“天命论”“君权神授”等教义，并身体力行“大德之政”，“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明劝戒，成教化，助人伦”，（41）终于兴盛了契丹，使其在华夏大地垂青史二百余载，真正做到了“大德兴国”。
契丹文“大德兴国”钱的发现，为人们揭示了一个礼义之邦，“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42）的新的契丹国家形象。从而也揭示出契丹二百余年国强民富的奥秘所在：“行大德而兴国。”
此枚契丹文“大德兴国”钱应是契丹天皇帝耶律阿宝机于神册三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至神册四年秋八月丁酉，亲谒孔子庙期间铸造。因为在此前，契丹君臣曾在一次制定国策的会议上，就以何教为祭，即以哪家教义理论为国策基础发生过争论。太祖当时问众臣：“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43）孔子既是大圣又是大德（大功德者），肯定他的“德政论”可以兴国，即是肯定天皇帝耶律阿宝机制定的基本国策。《辽史》仅记载有关联的三处建谒孔子庙文字，都围绕何教大德可被尊为首神享祭，说明契丹文“大德兴国”钱应是配合祭祀孔子的宣教钱。首铸必当在首祭孔子之时，即神册四年秋八月丁酉，契丹天皇帝耶律阿宝机亲谒孔子庙之时。
契丹文“大德兴国”钱不是一般的祭祀宣教钱，他是天皇帝耶律阿宝机宣示国策，训诫子孙后代辅国重臣要永远坚持“以德治国，以德兴国”基本国策的“训政钱”“宣教钱”。其历史价值、文物价值极高，至今仅见此几枚金银铜钱面世，无疑更加重了它的珍稀程度和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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