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寿山
北宋王朝历史上，有两场最重要的变法运动，一个是仁宗朝参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神宗朝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王安石的熙宁变法。这两场变法运动，前后相差时间不远，范仲淹和王安石就任宰相的时候，都人已中年。但是最后庆历新政失败了，熙宁变法半成品。
一、宋仁宗、范仲淹的执政态度与庆历新政的成败
首先，先说说庆历新政，西夏李元昊崛起后，宋仁宗赵祯才意识到要改革，这个时候的宋仁宗有了一点进取的念头。早年间，仁宗皇帝尚未亲政的时候，范仲淹就劝谏李太后开源节流。最后虽然被贬官，但是《宋史·范仲淹传》里面记载了仁宗皇帝的态度是：“仁宗以为忠。”是个忠臣。可以说宋仁宗是很喜欢范仲淹这个大臣的，尤其是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范仲淹几次防御了元昊的进攻。为了表示自己有积极进取的态度，设置谏官制度，让欧阳修、蔡襄等四人担任。欧阳修一本奏章，使得宋仁宗罢免了王举正的相位，让范仲淹就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而且采纳了范仲淹的《条陈十事》
《条陈十事》的内容如下：（一）明黜陟，即严明官吏升降制度。那时，升降官员不问劳逸如何，不看政绩好坏，只以资历为准。故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因循苟且，无所作为。范仲淹提出考核政绩，破格提拔有大功劳和明显政绩的，撤换有罪和不称职的官员。
（二）抑侥幸，即限制侥幸作官和升官的途径。当时，大官每年都要自荐其子弟充京官，一个学士以上的官员，经过二十年，一家兄弟子孙出任京官的就有二十人。这样一个接一个地进入朝廷，不仅增加了国家开支，而且这些纨绔子弟又不干正事，只知相互包庇，结党营私。为了国家政治的清明和减少财政开支考虑，应该限制大官的恩荫特权，防止他们的子弟充任馆阁要职。
（三）精贡举，即严密贡举制度。为了培养有真才实学的人，首先应该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把原来进士科只注重诗赋改为重策论，把明经科只要求死背儒家经书的词句改为要求阐述经书的意义和道理。这样，学生有真才实学，进士之法，便可以依其名而求其实了。
（四）择长官。针对当时分布在州县两级官不称职者十居八九的状况，范仲淹建议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北宋州以上的一级监察和财政区划）检查地方政绩，奖励能员，罢免不才；选派地方官要通过认真地推荐和审查，以防止冗滥。
（五）均公田。公田，即职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额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认为，供给不均，怎能要求官员尽职办事呢？他建议朝廷均衡一下他们的职田收入；没有发给职田的，按等级发给他们，使他们有足够的收入养活自己。然后，便可以督责他们廉节为政；对那些违法的人，也可予以惩办或撤职了。
（六）厚农桑，即重视农桑等生产事业。范仲淹建议朝廷降下诏令，要求各级政府和人民，讲穷农田利害，兴修水利，大兴农利，并制定一套奖励人民、考核官员的制度长期实行。
（七）修武备，即整治军备。范仲淹建议在京城附近地区召募强壮男丁，充作京畿卫士，用来辅助正规军。这些卫士，每年大约用三个季度的时光务农，一个季度的时光教练战斗，寓兵于农，实施这一制度，可以节省给养之费。京师的这种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执行。
（八）推恩信，即广泛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主管部门若有人拖延或违反赦文的施行，要依法从重处置。另外，还要向各路派遣使臣，巡察那些应当施行的各种惠政是否施行。这样，便处处都没有阻隔皇恩的现象了。
（九）重命令，即要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范仲淹认为，法度是要示信于民，如今却颁行不久便随即更改，为此朝廷必须讨论哪些可以长久推行的条令，删去繁杂冗赘的条款，裁定为皇帝制命和国家法令，颁布下去。这样，朝廷的命令便不至于经常变更了。
（十）减徭役。范仲淹认为如今户口已然减少，而民间对官府的供给，却更加繁重。应将户口少的县裁减为镇，将各州军的使院和州院塥署，并为一院；职官厅差人干的杂役，可派级一些州城兵士去承担，将那些本不该承担公役的人，全部放回农村。这样，民间便不再为繁重的困扰而忧愁了。
宋仁宗实行了范仲淹的新政后，确实有了一些成效，但是在庆历四年，范仲淹的死对头夏竦制造了一桩冤案，他买通了一个石介府中的奴婢，临摹石介的笔迹，说石介和富弼谋反。这样谣言四起，动摇了宋仁宗的决心，而且朝中的一些支持庆历新政的，例如欧阳修、蔡襄等最后也对范仲淹有了质疑。最后范仲淹迫于压力，辞去了参知政事的位置，去河东路（今山西省境内）和永兴军路（今陕西省境内）视察。庆历五年，宋仁宗最后取消了新政，庆历新政自此告一段落。
庆历新政的内容，我觉得很大一部分程度上，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军事都没有有效的改革。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最后一句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的含义，很大一部分是对庆历新政的惋惜和无奈。其实，庆历新政最大的原因是范仲淹的辞相，范仲淹面对夏竦的冤假错案，不澄清事实，却激流勇退，这无疑是给庆历新政的失败埋下了最大的伏笔。还有就是宋仁宗，太平天子做惯了，等到元昊崛起，好水川之败才感到要变法图强，而且变法是一时之气，对变法没有长期的考虑，而且用了范仲淹，信任不到四年，因为夏竦的诬告，就立马不信任他。变法最重要就是信任手下大臣，李悝、商鞅、吴起和申不害都是因为得到了君主的信任，才使得自己效忠的国家国力昌盛。宋仁宗不辨是非，就怀疑石介和富弼，最后怀疑范仲淹，这很不好。所以庆历新政的失败，宋仁宗和范仲淹要负很大的责任。
二、宋神宗、王安石、宋哲宗、章惇的执政态度和熙宁变法的成败
再说说熙宁变法，为什么说半成品，熙宁变法明明失败了，但细细看来，没有失败。宋仁宗死后，宋英宗即位4年就去世了，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宋神宗赵顼，赵顼见到宋仁宗、宋英宗留下的这个烂摊子，有意识要改革，在熙宁元年，他破格提拔了身为江宁知府的王安石为翰林学士，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拜王安石为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宰相。
王安石的变法内容如下：均输法 熙宁二年七月，颁行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由发运使掌握六路的财赋情况，斟酌每年应该上供和京城每年所需物资的情况，然后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从便变易蓄买”，贮存备用，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费。均输法夺取了富商大贾的部分利益，同时也稍稍减轻了纳税户的许多额外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颁行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市易务根据市场情况，决定价格，收购滞销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出售，商贩可以向市易务贷款，或赊购货物。后又将开封市易务升为都提举市易司，作为市易务的总机构。市易法在限制大商人垄断市场方面发挥了作用，也增加了朝廷的财政收入。
免行法 熙宁六年七月，正式颁行免行法。免行法规定，各行商铺依据赢利的多寡，每月向市易务交纳免行钱，不再轮流以实物或人力供应官府。
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颁布青苗法。规定以各路常平、广惠仓所积存的钱谷为本，其存粮遇粮价贵，即较市价降低出售，遇价贱，即较市价增贵收购。其所积现钱，每年分两期，即在需要播种和夏、秋未熟的正月和五月，按自愿原则，由农民向政府借贷钱物。收成后，随夏、秋两税，加息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归还谷物或现钱。青苗法使农民在新陈不接之际，不至受“兼并之家”高利贷的盘剥，使农民能够“赴时趋事”，但具体实施中出现强制借贷现象，是王安石变法措施中争议最大的内容。
募役法 熙宁四年颁布实施。募役法（免役法）规定由州、县官府出钱雇人应役。各州、县预计每年雇役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等高下分摊。募役法使原来轮流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人户不得不交纳役钱，官府也因此增加了一宗收入。
方田均税法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却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农田水利法 熙宁二年颁布。条约奖励各地开垦荒田，兴修水利，修筑堤防圩岸，由受益人户按户等高下出资兴修。在王安石的倡导下，一时形成“四方争言农田水利”的热潮。北方在治理黄、漳等河的同时，还在几道河渠的沿岸淤灌成大批“淤田”，使贫瘠的土壤变成了良田。
将兵法 作为“强兵”的措施，王安石一方面精简军队，裁汰老弱，合并军营，另一方面实行将兵法。自熙宁七年始，在北方挑选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武官专掌训练。将兵法的实行，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甲法 熙宁三年颁行。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或客户，每十家（后改为五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集合保丁，进行军训；夜间轮差巡查，维持治安。保甲法既可以使各地壮丁接受军训，与正规军相参为用，以节省国家的大量军费，又可以建立严密的治安网，把各地人民按照保甲编制起来，以便稳定封建秩序。
这八项新法，总的来说，由于宋神宗的坚持，使得王安石进行了全方面的改革，比起范仲淹，王安石对待政敌的手腕，毫不客气。欧阳修反对王安石的青苗法，王安石就把自己的老恩师欧阳修赶出中央。对于小辈苏轼，制造文字狱“乌台诗案”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最后搞得老朋友司马光、韩维、吕公著等人，都被迫自请辞职，或者调往地方上任职。这几项无疑是王安石的污点，但是确实，熙宁变法的成功，比庆历新政多得多。当时的熙河路经略使王韶，打败了反复无常，见风使舵的吐蕃，占领了甘肃岷县一带，一直打到了现在青海的西宁。扩充了两千公里土地，在那里形成了对西夏的进攻态势，可见，在军事方面，王安石裁退了老弱残兵，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财政方面，遏制了大地主的兼并，提高了北宋的财政收入。但是由于王安石的树敌太多，和宋神宗的迷信，一次水灾，动摇了王安石的相位，王安石被迫辞去了相位，但是法令并没有废止，宋神宗改元元丰后，亲自领导变法。但是，由于永乐城之败，宋神宗抑郁而死，享年38岁。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由其祖母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任命司马光、吕公著为相，彻底废止了王安石制定的新法，而且割让兰州等地给西夏。已在江宁隐居的王安石，闻讯抑郁而死，享年66岁。
按理说没事了吧，没完呢，宋哲宗一天天年龄大了，但是司马光、吕公著和范纯仁等人一直不把小皇帝赵煦放在眼里，而且祖母对宋哲宗加以掣肘，使得宋哲宗对高太后手下大臣恨之入骨。高太后也察觉到了宋哲宗对自己的不满，高太后临终前，对范纯仁等人就表示，赶快辞官，否则要被打击的。果然，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改元绍圣，罢免了范纯仁、苏轼、苏辙、程颐和程颢等人，启用章惇、蔡卞为相，章惇和蔡卞，在原有王安石的新法中，改变了一些。在军事上，宋哲宗秉承父志，元符二年，在平夏城一战，击败西夏30万人（人数有问题）攻占了横山地区。对西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西夏崇宗李乾顺，由于内部消灭梁氏集团，急于稳定内部，不得已与宋朝议和，恢复了岁币。
熙宁变法，说是失败，不如说是半成品，在一定程度上，北宋的军事实力得以提高，财政收入予以增加。但是它的失败在于党争，新旧两党最终由于党争，而困扰着统治者，这是熙宁变法的失败之处。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进行对比后，说实话，范仲淹和王安石两个人对于变法的态度，就证明了意志决定一切，不管是失败还是成功，首先取决与统治者与臣下的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