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陵苍茫

我来到银川市郊外贺兰山下的古西夏王陵时，正是初春的一天上午。从西夏博物馆出来向西遥望，可见如屏风一般展开的青黛色的贺兰山脉。西夏王陵区就在贺兰山东麓的旷野，地势平坦开阔，东西宽约5公里，南北长为10余公里，俯临着银川平原。在这总面积50多平方公里的陵区内，错落有致地分布着9座帝陵、253座王公大臣的陪葬墓，帝陵据说是按时代的先后从南向北排列，最南端可以影影绰绰地看到两座体量大致相当的黄土夯筑的巨大封土，这就是一号陵和二号陵，据说这是西夏太祖李继迁和太宗李德明的陵寝。我本颇有心前往一观，但导游告知到那里还要走六七公里，且没有道路，其间岗丘垄阜遍布，沟壑埂坎纵横，难以到达，我只得悻悻作罢。而陵区唯一开放的被称为“昊王陵”的三号陵就在目力所及的正西方的旷野之中。陵台夯土高高耸立，天高云淡的映衬下，加以陵区游人寥寥，愈发显得苍茫、寂寥。连绵的大小高低错落的黄土陵台，在早晨阳光的照射下，灿然若金，所以才有了“东方金字塔”的美称。

坐在通往三号陵的电瓶车上，导游机械地背诵着早已烂熟于心中的解说词，本来是活色生香的历史，在这种木然的、缺少感情投入的讲解下变得愈发无趣味了。好在我对西夏的这段历史还是有所了解的，就不再烦劳她的解说了。西夏是由我国西北的古代党项族建立的王朝，若以其实际开创者李元昊于1038年称帝建国算起，到1227年被蒙古灭亡止，共存在189年，经历了10个皇帝。其雄踞于河西走廊，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鼎盛时期面积约83万平方公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及蒙古国南部的广大地区。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

三号陵是整个陵区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帝陵，据考古专家推测应是西夏的开国皇帝景宗李元昊的陵寝。陵寝地表建筑分内城和外城，由角台、鹊台、碑亭、月城、陵城、门阙、献殿、墓道、陵台等几部分组成。9座陵寝结构基本一致，每座帝陵大约有8种20余座各式建筑，组合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占地面积8—15万平方米。如今这些建筑都已成为荒野上的废墟，但残墙断续相接，陵台夯土高耸，旧日的建筑布局依然可辨。从博物馆所陈列的复原模型可知，陵城的四座角楼建在陵园四角，门阙在陵园前方，左右对称，代表森严的宫门，门阙北边左右两侧是颂扬帝王功德的石碑，原有碑亭覆盖，碑文是用西夏文和汉字两种文字篆刻的，碑亭以北为月城，城廓中间有御道，御道的两侧是文臣武将和各种神兽的石像生群，但现在已经全部被毁。内城有高大门楼，城内还存有献殿遗址，是用来祭奠的地方。内城以神墙环绕，成为一个四面看门的庭院，高大的7层塔式灵台就矗立在里边。陵台本为七层八角密塔，以夯土筑成高台，高22米，从上至下分为七层，逐级内收，收分处用收分处用木橼挑檐，并挂瓦当彩绘。现在黄土陵台上海可看见当年木构件所留的孔洞和层层相叠的瓦当。西夏帝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献殿至陵台之间有一条突起于地面之上的鱼脊梁封土，墓道就埋藏在封土下方。在三号陵的陵台前，还有一个深四五米，直径约20米的大坑，这是当年蒙古兵发掘帝陵时留下的盗坑，而且陵区内的每一个陵台前都有这样的盗坑，没有谁能够幸免。和奢华的唐宋帝陵相比，西夏王陵的墓室要“简朴”得多，为位于中央的主室和左右耳室构成的三室土洞式结构，陪葬品也相对较少，这是西夏的经济力量大为逊色所造成的。

党项族，最早本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区的交界地区。在隋末唐初的时候，羌族中的党项族开始兴盛起来，其中尤以拓拔氏最为强大。唐贞观八年（634年)党项族酋长拓拔赤辞率部归唐，以后其他各部酋长也先后归唐，唐将其迁至夏州，并授拓拔赤辞都督官职，同时赐皇姓“李”姓。经历唐、五代至宋，拓跋家族一直领有银、夏等州，可谓世受国恩，早与内陆融为一体。到宋初，李继捧纳土归附宋朝，其间恩遇不断，并未受到歧视与压迫。但这个家族中的李继迁等不甘于失去五代乱世时形成的割据势力，开始附辽反宋，利用宋辽对立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到李元昊时，利用宋朝的虚弱和所施行的绥靖政策，不断增强实力，对内部反对叛宋自立的贵族予以残酷杀戮，终于屡败宋军，自立为帝，成就了“三分天下居其一，雄据西北两百年”的霸业。然而西夏虽然民风强悍，可以先后抗衡辽、宋、金等朝，但其自身的弱势也是很明显的，它的经济始终难以自立，经济命脉操于人手，政治上自然要低三下四，先后向宋、辽、金三朝称臣，利用大国间的矛盾，求得自身的生存。西夏的国策中带上了很强的投机心理，时而附辽抗宋，时而助金灭辽，时而叛金助蒙，时而抗蒙附金，不停摇摆于大国之间，再加上立国后皇族、后族、舅族内斗不止，父子手足相残、严重损耗了国力，最终搞得强敌在侧，邻国难亲。

自绝于中原必定独受其殃，蒙古大军先后六次伐夏，所到之处烧杀抢掠，西夏人少有幸免。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对西夏国都兴庆府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围攻，这时候似乎连天都厌倦了西夏的存在，在粮尽援绝，走投无路的时候，又赶上地震瘟疫，终于迫使西夏王朝的末帝睍素服率官员军民人等出降。在蒙古骑兵的看押下，惴惴不安，希冀能免一死的兴庆府的官民们此时并不知道，成吉思汗已在围城的最后阶段患病而亡，且留下了对兴庆府“殄灭无遗，以死之、以灭之”的遗命。腥风血雨随即降临，西夏末帝被押到成吉思汗的灵前被杀祭，而阖城官民遭到残酷杀戮，铁骑过处，留下的是尸山血海。蒙古兵将还驱使着残余的西夏人来到贺兰山下的西夏历代帝王的陵寝，挖陵掘墓，刨棺暴尸，陵园的地面建筑被全部捣毁，碑刻都被砸成拳头大小的碎块，之后一把大火，将陵园几乎烧作白地。之后的700多年的岁月里，贺兰山下的陵园，只剩下土台颓墙、衰草斜阳，空对着日晨月夕，风过处，凄凄如诉。为了一姓之私，割裂疆土，自立为王，梗绝丝路，强横其间，但最终落得贻害子孙、国亡族灭，连个祭以血食，奠以樽酒的后裔都没有，自古灭国之惨未有过于此者，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赢得的不过是历史长河中不足200年的发展，究竟值还是不值？一个王朝、一个民族就这样地静寂无声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其留给后人的是怎样的一份沉重的历史？元代的史学家没有给西夏修史，绝不是疏忽，应该是有着深意的，就是基于西夏本“不堪为国却强自为国，不足为后世训”的心理，有意让这段霸国春秋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这一点还是颇有见地的。

夕阳下，荒野上，望着氤氲在迷蒙中的默然矗立的座座黄土陵台，不禁想起了明代的《古冢谣》：“贺兰山下古冢稠，高低犹如浮水沤。道逢古老向我告，云是昔年王与侯。”当年的不知是耶非耶的霸业早已成为贺兰山下的一抔土，该归于沉寂的，就让它归于沉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