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有着“亚圣”之称的孟子的散文对后世的影响比起其它诸子来似乎更大、更广泛。虽然这和儒家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的独尊地位不无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孟子》散文确实有着与其它诸子散文炯然不同的艺术特色。纵观孟子的一生，主要都是在游说诸侯，进行政治宣传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而进行这些活动，没有良好的口才是不行的。作为记录孟子言行的主要著作，《孟子》让我们看到了孟子独特的论辩艺术，让我们了解了这个“雄辩”的辩才。
虽然他曾说：“我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詖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但是，他的论辩确实高明，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风格：
一、理直气壮，在气势上压倒对方。
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地自我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正是具有了这种“浩然之气”，所以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勿使之巍巍然”（《尽心下》），和他人进行论辩，要在精神上首先压倒对方，取得“心理战”的胜利。正是由于有这种“藐之”的气概，所以孟子在与诸侯论辩时，总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气势。如，他批判齐宣王的统治，穷追猛打，步步紧逼，最后竟逼问得齐宣王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又如他见梁惠王，面对梁惠王“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利于吾国乎”的发问，他先是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直接否决梁惠王的观点，再列举出有利无义的种种危险，吓得梁惠王哑口无言。（《梁惠王上》）
二、除了“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还“知言”。他自己曾说：“詖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这在他的论辩艺术中，是有所体现的：
１、抓住对方心理，因势利导，诱其就范。
孟子是非常聪明机敏的。在游说诸侯时，他总是能设法将话题引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上来。孟子去见梁惠王，王开口便问“亦有利吾国乎”，针对梁惠王急功近利的心态，孟子就极言求利的危害，以“弑其君”的严重后果警吓他，然后就大谈自己的仁义之道，诱劝他，“王亦曰利益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又如，齐宣王问他“齐桓晋文之事”，他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事无传焉，臣未之闻也。”事实上，“仲尼之徒”的《春秋》、《论语》等儒家经典中，都有齐桓晋文之事的记载，可见孟子的“臣未之闻也”是遁辞。齐桓公一心求霸，所以要问齐桓晋文之事，而孟子是反对霸道的，因而故意避而不答，但他却随即向宣王提议：“无已，则王乎？”宣王急功近利，马上问道：“德何如则可以王矣？”于是孟子就借机大谈“王道”，将宣王的问题巧妙地转移到自己的政治主张上面来了。（《梁惠王上》）
２、挖陷阱，设圈套，请君入瓮。
孟子还善于给对方下套，把对方一步步引向自己布好的陷阱，而当对方发现自己中计时，却已无路可退了。他为了批评齐宣王为能治理好国家，就先问他：“大王的臣下有人把妻子托付给朋友，自己到楚国去，朋友却让他的妻子挨饿受冻，该怎样对待这个朋友？”他回答说：“抛弃他。”又问：“法官不能审理好案件，怎样处理他？”回答说：“罢免他。”经过这样两问两答，孟子却突然把话题转向治国，问道：“国家没有治理好，该怎么办？”齐宣王无法回答，只好“顾左右而言他”。（《梁惠王下》）又如，他批评齐国平陆守邑孔距心时，先问孔距心说：“假如你左右执戟的卫士，在一天里面就有三次走错行列，那么你要不要开除他呢？”也孔距心回答说：“不必等到三次。”然后孟子却将话题转到孔距心失职上，使孔距心哑口无言，最后只得说：“此非距心之所得为。”把责任推到国君的身上。（《公孙丑下》）
３、先设问，使对方在回答中暴露出弱点，当找到突破口之后，再猛烈进攻。
抓对方的尾巴，也是孟子常用的把戏之一。为了找到对方观点的漏洞，他总是先不断设问，缓缓推进，而一旦找到了突破口，他便猛烈进攻。如在同农家学派陈相辩论时，他针对其老师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观点，层层追问对方：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然。”“许子冠否？”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迫使他说出“百工之事固不耕且为也”的话，然后反问道：“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滕文公上》）紧接着展开议论，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性，又举尧舜为例，说明圣人忙于治理天下，无暇亲自耕作，充分暴露了许行观点的不切实际。
三、善于运用譬喻。
《孟子》一书中运用了大量的譬喻。东汉的赵歧在《孟子章句·题辞》中就说过：“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据有关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一章中，有近百章运用了譬喻的方式，而且其中有的章节连续使用譬喻多种。所谓譬喻，实际上就是比喻，是指在描写事物或说明道理时，用同它有相似点的别的事物或道理来打比方。使用比喻能使所描写的事物或所说明的道理更加生动、形象、具体。
《孟子》中运用譬喻是有其自己的特点的：
１、根据谈话对象、内容的不同而设喻。
孟子善于根据谈话对象和所谈内容的不同而巧妙使用比喻，而这样有针对性的比喻往往恰到好处。例如《寡人之于国》章中，孟子抓住梁惠王好战的特点，就用战争为喻，讲了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故事，把梁惠王的用心治国比作跑了五十步的逃犯，与那些跑了一百步的逃犯（即不用心治国的君主）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个比喻对于热衷于打仗的梁惠王来说是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又如，针对宋国大夫戴盈之“什一，去关市之征，今之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的说法，孟子说了一个“月攘一鸡”的比喻，恰到好处地指出了戴盈之行为的不当。（《滕文公下》）
２、用极度夸张、玄幻化的比喻来强化自己的中心论点。
孟子所使用的比喻中，有些是非常夸张甚至玄幻的，具有类似神话的特点。如“齐桓晋文之事”章，用“挟太山以超北海”这样极度夸张的比喻，极为形象地告诉齐宣王，他之所以不用王天下，不是像挟着太山越过北海一样不能做到，而是主观努力不够。接着孟子又用“缘木求鱼”的比喻使齐宣王感到惊诧不解，然后再趁机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
３、用情节完整的寓言故事来说理。
使用情节完整的寓言故事来说理，也是孟子论辩的一大特点。如使用寓言“揠苗助长”（《公孫丑上》）：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往而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这个故事不仅情节完整，而且初步刻画出了人物的形象，生动地说明了集义养气要当作一件来做却又不能违背规律助它生长的道理。又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这个寓言：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宝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编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地——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离娄下》）
这简直可以当作一篇小小说来读。这篇寓言不公情节曲折，叙事生动，而且把那个齐人的无耻嘴脸刻画得淋漓尽致，鞭笞了为富贵利达而不择手段的人，对污浊的社会现实予以了辛辣的讽刺。
四、逻辑推理的巧妙运用。
孟子在辩论中，善于发现矛盾，并利用所发现的矛盾来驳斥对方。如孟子反对墨家的“薄葬”主张。他诘难夷子说：“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珍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所贱事亲也。”（《滕文公上》）这里孟子发现了夷子的主张和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子之矛攻子这盾，用夷子的行动否定了墨家薄葬的主张。又如针对农家信徒陈相“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履大小同，则贾相若”的主张，孟子抓住其对数量与质量之间矛盾的忽视，以“巨小履同贾，人岂为之哉”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轻而易举地将陈相的观点全盘否定了。（《滕文公上》）
除了善于通过矛盾来驳倒对方，孟子还善于偷换概念，进行“狡辩”。如《梁惠王下》中：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臣弑其君”，这是儒家所反对的，是被视这大逆不道的行为，而儒家所推崇的汤和武王，他们得天下不是靠“禅让”，而是靠武力推翻君王来实现的，故齐宣王用此来诘难孟子。而孟子则巧妙地偷换概念，把纣定为“一夫”（即是“独夫”），又把贬义的“弑”改为褒义的“诛”，显然，孟子重新定义之后所进行的推理是正确的，因为桀纣都是人民所公认的不仁不义者，说他是“独夫”，齐宣王就不能说什么了。
五、引用经典或前人事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有时孟子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往往引用前人或圣人的事例来说明，即“引证”。如（《梁惠王上》）中：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经》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麋鹿攸然。麋麋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之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害丧，予与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借文王和桀的事例，说明国君必须与民同乐。又如《离娄下》中：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已，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不为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这一章，孟子为了证明“是亦羿有罪焉”这一观点，援引了庾公之斯不忍心射杀自己老师的老师子濯孺子的故事说明“取友必端”的道理。以同类事物想比照，就显出了羿被自己的学生逢蒙杀害，是因为“取友不端”，从而证实了“是亦羿有罪焉”的判断正确。
六、善于随机应变，即善于“权变”。
这也是孟子在辩论中克敌致胜的一个决窍。他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男女这间不亲手接递东西），但又痛骂“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嫂嫂掉在水里，不用手去拉她，这种人简直是豺狼），他说：“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而援之以手，权也。”其意在于说，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权且变化，反常礼而行。（《离娄下》）他还讲：“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执行中庸之道而无权变，便是固执一点。为什么厌恶固执一点呢？因为它有损害于仁义之道，只举一点而废弃其余的缘故。（《尽心上》）正是由于孟子善于“权变”，所以在他与人辩论中，即使有时对方利用他的自相矛盾作为把柄来诘难他，他也能够左右逢源，所向披靡。
总之，孟子的论辩艺术博大精深，虽历经千年，仍具有其独特价值，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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