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概说（作者方勇）
《孟子》的艺术特点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令人瞩目。《孟子》虽然和《论语》一样大都是语录体，但不像《论语》那样多是简短的独白式的对话，而形成了篇幅较长的相互对话的形式，其文大都有一定的议题，结构较完整，论辩能力强，有向专题论说文过渡的趋势。与《论语》雍容纡徐的风格不同，孟文感情充沛，气势雄健，词锋犀利，锋芒毕露，犹如江河直下，所向披靡。苏洵说：“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上欧阳内翰书》）孟文的气势是先秦其他诸子不可比拟的，这与孟子本人的性格有密切关系。孟子是一个信念坚定，嫉恶如仇，刚直不阿的人，他关心人民疾苦，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和舍我其谁的抱负，不为权势所迫，不为富贵所诱，浩然之气充于一身，所以其文雄健浑厚，性格鲜明，气势磅礴。孟文的论辩艺术堪称典范。孟子是公认的善辩之人，他自己也说：“我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其论辩技巧十分高明。他善于掌握对方心理，或因势利导，侃侃而谈；或欲擒故纵，引人入彀，穷追猛打，步步紧逼。“孟子长于比喻”（赵岐语），在孟文中，比喻俯仰皆是，大量比喻的运用，使文章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孟文中的寓言饶有趣味，引人入胜。与前人相比，孟子寓言中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也较为完整，虽然数量不多，但寓意深刻，形象鲜明，有较强的文学色彩。此外，孟子的语言简洁明了，通俗易懂，质朴自然，正如清人刘熙载所说：“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柁，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艺概?文概》）孟子的散文对后世影响很大，韩愈、柳宗元、苏洵、王安石等古文家都深爱《孟子》，他们的文章都带有孟文的风格。
（一）从浩然之气到文章气势
作家个性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受诸多文论家重视。曹丕第一个将气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他在其《典论?论文》中言：“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也言：“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刘勰更加强调创作个性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并指出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的陶染。他在《体性》篇中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个性之才、气、学、习皆有不同，故文章风格各异。
孟子的“浩然之气”体现了孟子既狂且狷的独特个性和“大丈夫”人格，它也是孟子物质生命活力和精神心理活力的表现，这种物质生命活力和精神心理活力通过作品展示出来，就形成所谓的“文气”，“文气”在《孟子》里即表现为气势。又因孟子的“浩然之气”是“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配义与道”，“集义所生”，与“大丈夫”人格相合，固能“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使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这种由孟子个性而表现在其散文中的气势磅礴的风格对孟子而言是不自觉的，是通过他善养浩然之气所致。同时代的《庄子》、《墨子》没能像《孟子》这样气势宏伟，也无不与庄子、墨子的气质、才性相关。这位充满“浩然之气”的大丈夫以圣王自许，以“平治天下”为已任，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为立世原则，能够“做到藐视政治权势，鄙夷物质贪欲，气概非凡，刚正不阿，无私无畏”，故行文“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如《梁惠王上》中，孟子分析齐宣王的情况时指出：
“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为百姓者，独何与？然则一羽之不举，为不用力焉；舆薪之不见，为不明焉；百姓之不见保，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挟太山以超北海，语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
这段论说分析精辟，一气呵成，势不可挡，可谓情真言切，理直而气壮。孟子散文中这种由养“浩然之气”而形诸文章的人格刚正、说理正大、爱憎强烈、信念坚定和积极进取的特质，正是形成他散文气势磅礴激越的内在要素。
（二）《孟子》的论辩技巧
孟子在论辩时，多能采取因势而变的技巧，而且技巧中还往往体现了逻辑推理规则，两者的结合加强了论辩的说服力和严密程度，使其极有鼓动性。下面就择其精要，以窥其一斑。
第一，善于发现对方的矛盾，陷对方于自相矛盾，首尾不能兼顾的困窘地步，从而获胜。这在孟文中使用很灵活，有的是驳对方论据，从论据中归纳出与对方主张相反的结论。如《滕文公下》“彭更问曰”章，彭更对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的行为略有不满，认为这种行为同木匠车工一样，“其志将以求食也”，并提出“食志”说，主张只论动机，即别人志在求食，则给他吃。孟子在反驳时打了一个比方：“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这里，孟子用一夸张的说法来演绎对方的论据，并得出相应的结果：“毁瓦画墁者”如果“其志将以求食”，那么你就应该“食之”。但这种行为显然很荒唐，于是彭更不得不回答“否”，于是孟子从对方的矛盾中自然得出结论：你并不给他吃，“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有时孟子抓住对方言行不一致的矛盾，用归谬法加以驳斥。如《藤文公上》，孟子反对墨家薄葬主张，他向夷子问难：“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孟子发现了夷子主张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其归谬过程是：如果薄葬合理，夷子就该薄葬其亲，但他却“葬其亲厚”，可见薄葬是不合理的。
又如《滕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孟子为了批驳许行的观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他向陈相问了一些许行的生活情况，从中知道许行因“害于耕”，戴的帽子、做饭的锅甑、耕田的铁器皆“以粟易之”。抓住许行主张与行为之间的矛盾后，连用三个问句向陈相诘难：“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使陈相毫不犹豫地回答：“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从而使他推翻了自己的观点。有陈相的结论作前提，孟子又紧追问一句：“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其答案是不言而明了。孟子抓住对方矛盾，用责疑法把对方逼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从而达到论辩目的。
第二，大量使用层层推进法。为了保证雄辩的效果，孟子唯恐对方不感动，不了解，不信服，因此行文多畅达自然，有的形成铺排的文学手法，这从逻辑角度看，则往往形成层进推论法。有的是通过对众多现象的分析，最后归纳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论，如《滕文公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先用三句排比说明男子应有的志向，然后从正反两面说明“得志”与“不得志”时应持的态度，接着又用三句排比说明在“富贵”、“贫贱”、“威武”面前应具有的品德，最后水到渠成地得出结论：“此之谓大丈夫”，推理严密，文字爽朗，令人叫绝。
又如，在《告子下》“舜发于畎亩之中”章，孟子先列举出历史上人所共知的六个事实：“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在此基础上，由个别到一般，归纳出孟子认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样归纳的结论不一定都合理，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事物本质，而且论之有据，据之可考，由个别到一般，所以往往有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层层深入法还有一个特点，即孟子在论辩时，往往能掌握对方心理，因势利导，正反相成，诱敌深入，最后表明自己的观点，这最能体现出孟子的论辩技巧与气势的相关性。如《梁惠王上》“齐桓晋文之事”章，孟子深知齐宣王一心想称霸，对“仁政”不感兴趣，故先避免抵触，迎合齐宣王而发问：“无以，则王乎？”能统一天下，自然能引起齐宣王的兴趣，孟子进一步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此论说第一层，主要是为了引起齐宣王谈话的兴趣。接着，孟子抓住了齐宣王以羊代牛祭钟的行为，证明齐宣王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以此推论齐宣王有实行“仁政”之心，此第二层。其中，孟子尽其心理大师之能，使齐宣王的心理产生了三次变化：当孟子说他有“不忍之心”时，先是一喜；尔后孟子语气急转，说如果是可怜它，则“牛羊何择焉”？继尔是一惊；然后孟子又替他解窘境说，这是“仁术”的表现，又是一喜，并说孟子了解他胜于自己。孟子立即抓住这一点，用“一羽之不举”、“车薪之不见”、“挟太山以超北海”等比喻，褒贬相成，指出齐宣王正是有条件实行“仁政”而不为也，此第三层。进一步又婉言批评齐宣王对内不肯施恩于百姓，对外又想“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并明确这种“以一服八”的行为无异于“缘木求鱼”，最终将自取灭亡，此第四层。最后指出“今王发政施仁”，“孰能御之”。至此，齐宣王完全被打动，曰：“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然后孟子顺势提出施行仁政的方法。论辩的五个层次中，第一、二层从正面诱之以利，第三四层从反面惧之以害，第五层又从正面加以鼓动，五个层次正反相成，利害并举，层层推进，一气呵成。又因论辩中包含了孟子浓浓的爱民之情和强烈的道德热情，使其论说具有迫人的气势，让人不得不服。
第三，类比推理法。这是孟子在论辩中常用的技巧，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墨翟的“类”概念，并对它进一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孟子认为，所有同类事物，必然大体是相似的，即有相同的属性。在具体操作中，孟子还突破了“类”的同一性质的规定性，扩大“类”的范围，把类别不同的事物，通过比喻的方式也放在一起加以类比，取其属性中相似的部分，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论说效果，也有人把它称为“比喻推理”。如《滕文公下》中孟子与戴盈之有这样一场讨论：
戴盈之曰：“什一，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
孟子以“攘鸡”为喻，作为推理的前提，其虽与戴盈之所说的看似不同类，但二者又都有相似之处：都是“非义”，而对待它的态度又都是“请损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构成了两个事物之间的同类。这样，就用知偷鸡为不对而不迅速停止的荒谬类推出知横征暴敛为不对而不迅速停止的荒谬。又如《告子上》：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
这是用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的不可能，比喻以小仁胜大仁之不可能。
孟子以比喻为类推前提，陈说事理，论辩是非，加强了说服力。当然，如果从另一角度看，孟子用来类比的事物的属性也许就不相似，不相同。侯外庐先生就曾把孟子的这种推理指斥为“无类比附逻辑”（《中国思想通史》）。但是，我们应看到孟子的类比推理只是推论有关事物的部分属性，而不能苛求它能从各个角度完全地说明问题。
孟子还常使用归谬式的类比推理法，如历来为评论家乐道的《梁惠王下》：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由日常生活起，连设两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让齐宣王毫不犹豫地回答“弃之”、“已之”，这是由小及大、由私到公。有了这两个结论作前提，通过类推的方法，再设一同性质的问题，其结论也就不言自明了。这种远远引起，渐入主旨的方法既可避免对方的警觉，又使其无所逃遁。
另外，孟文在论辩中有时直接提出问题，然后辅以名人名言、事例等，与对方展开针锋相对的辩驳。如《万章下》“敢问友”章，孟子先提出交友原则：“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然后举孟献子与乐正裘等人交友的故事，费惠公与子思等人交友以及晋平公与亥唐交友的故事加以证明，诸多的事实如滔滔江水，使论辩产生了一种居高临下的气魄，让对方无暇应接。
这些论辩方法除了单用外，还有很多是综合运用。如《滕文公下》“夫子好辩”章，既有直接证明和类比推理，又有归纳推理和引证，这些方法都是以情、义为依托，辅以“浩然之气”，故其文能条理清楚，结构严密，而又滕挪跌宕，富有气势。
（三）形象化的表达手段
作为对话体的论辩散文，《孟子》读来并不让人感到枯躁，相反，我们随时能感受到它强烈的形象化表述，感受到它包含的多姿多彩的形象。这种“以形见理”的方式是时代的产物。一是当时之人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表达玄妙思想时常需辅助形象方能达其意；二是当时游说之风大盛，说辞的特殊要求——通俗易懂，生动形象使然。因此，“以形见理”就成为包括《孟子》在内的诸子散文的一大特色。“诸子散文在表述其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认识上，主要的不是采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抽象的思辩分析，而是创造了民族的独特的具象化说理方法，”“即把抽象的理性认识凝聚于具体的形象之中，以求得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赵明《先秦大文学史》）章学诚也指出：“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易教下》）
但是，《孟子》“取象”却有自己的特点。它与早期的《论语》、《墨子》比，《孟子》“取象”不再仅限于“物”，而更多地是以“事”为“象”，而且以事连类比譬更为多见，寓言明理运用得更加熟练，表达的意义也更加深广。与《庄子》比，《孟子》“取象”的侧重点也不同，庄学因其玄妙和超世的性质，在现实社会中很难找到如意的能达其意的对应物，因而更多的从自然界、神话、历史传说中选象，并由此形成了《庄子》浪漫主义的风格。而孟子因其入世思想，他把眼光主要投向当时的社会生活，更多选取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构成形象以明其理，从而构成了《孟子》“现实主义讽喻文学的特质”（董洪川《孟子研究》）。
孟子论辩中的形象有多种表现形式。有的是单个的人或物，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有的是多个事物的组合，如：“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梁惠王上》）选取的事物有“肥甘”、“轻煖”、“采色”、“声音”、“便嬖”等。有的本身就是一幅完整的画面，如：“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梁惠王上》）苗枯，云作，雨下，苗兴然而长，这完全就是一幅生动形象的夏雨图。
形象之用在孟子论辩中极为灵活，孟子随时都能信手拈来，看似随意的组合，却能一语破的，使对方无路可退，心悦诚服，达到“以形见理”的效果。这种结果是通过多种方式达到的。
第一是比喻。这是《孟子》论说形象化极为重要的因素，赵岐就曾在《孟子题辞》里说过：“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据有人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有九十三章使用比喻共一百五十九个。孟子想象丰富，善于比喻。“譬喻之为用，本来重在说明。意义之难知的不能说，则用易知的说明之；意义抽象的不能说，则用具体的说明之。他同当时这些侯王谈话，或和当时一些知识分子辩论，有时要开导他们，有时要说服他们，就不得不多方利用譬喻。”（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用具体的事物构成鲜明生动的形象以表现抽象难懂的道理是其比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它具有生动的直观性、形象性，最易让人接受。如他把“仁”比作“人之安宅”，将“义”比作“人之正路”（《离娄上》），从而把抽象变为形象，说明了“仁”、“义”对人的重要性，起到了劝人“居仁由义”的作用（《尽心上》）。
又如“舍生取义”是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而孟子用鲜美的鱼和更美味可口的熊掌作比，把它说得非常形象具体：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上》）
两者都想要而只能选其一时，那就只能割舍鲜美的鱼，而去取那更为鲜美且不容易得到的熊掌了。孟子当然不是为谈美味而提出鱼和熊掌的道理，而是比喻如何去处理“生”和“义”的关系，通过比喻，我们自然知道，当两者不能同时达到时，就只能割舍宝贵的生命而取那更为宝贵的世上大义了。可见，“舍生取义”的深刻人生哲理，在孟子的笔下一点也不乏味，而是写得委婉动人，意味无穷。而且，这种思想已被“按照生活本身的个性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被“当成个人的具体感受而揭示出来的”（蒋孔阳《形象与典型》），因而思想本身也成了形象。
有的比喻，孟子用夸张的手法使形象更加突出。如《梁惠王上》，他用“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比喻“不为也，非不能也”；用“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比喻“不为者与不能者之形”，形象鲜明突出，易于理解。又如，“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求鱼也。”用“缘木求鱼”喻根本办不到之事。这些比喻非常大胆，使得本来极为平常的东西，也生趣盎然，形象可感，使人在回味这些形象的同时，心灵受到震动，并产生认同感。
第二是寓言。它是比喻的高级形态，是具有性格形象和故事情节的比喻。《孟子》的寓言虽然不多，但在“艺术上，它进一步丰富了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结合的创作方法，使某些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有的且成了我国寓言史上第一批不朽的典型”（刘城淮《先秦寓言大全》）。在塑造形象的手法上也有自己的特色。首先，惯用白描手法，粗线条勾勒人物形象，突出人物某一特征。孟子寓言既没有庄子寓言那种荒唐恣肆，海阔天空的奇想，也没有韩非子寓言那种孤郁怨愤，冷峻奇峭的氛围，而是以“语约而辞尽”的明快笔调取胜。如《公孙丑上》中，孟子为了讲清“难言”的“浩然之气”如何培养，用了一个“揠苗助长”的寓言：
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
孟子以“苗”喻“气”，并围绕这一比喻描绘了荒唐可笑的宋人形象，最后得出结论：“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耕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至此，听者就很容易从宋人形象中理解他的培养方法了：既不要忘记培养它，又不能急于求成。孟子用白描手法，三言两语就勾勒出一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从中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宋人拔苗后疲惫而又沾沾自喜的神情。今天读来也令人捧腹，引人深思。
又如《梁惠王上》，梁惠王认为自己为国家尽心了，而邻国则不如自己，于是问孟子“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就给他讲了一个寓言小故事：
“填然鼓之，兵刃即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孟子描绘的简直是一幅绝妙的讽刺漫画，其鲜明的形象使梁惠王不加思考就答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然后，孟子再轻描淡写地加一句：“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既辛辣地讽刺了梁惠王，又使场面不至于尴尬，这就是孟子“以形见理”的魅力所在。
其次，通过语言、动作、神态等的描写刻画人物形象。如《离娄下》的“齐人有一妻一妾”：
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餍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几希矣。
有人认为这个寓言开中国短篇小说的先河，这种评价并不为过。因为它的情节完整，而且无论是齐人，还是齐人妻，都形象逼真，如在眼前。用“乞”、“施施”、“骄”等词写齐人，传神地表现了齐人卑鄙无耻的嘴脸。用“讪”、“相泣”等词，又表现了妻妾对丈夫的失望和内心的痛苦之情，不见“悲伤”二字，却再现了妻妾的至悲之貌。谭家健先生对它的语言有精当的评价：“语言也形象，如'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最后半截短句，十足地表现了女人伤心流泪，呜咽不能言之态。评点家说：'三字顿错，无限烟波。’见此数点删节号，真如闻几声嘤嘤啜泣。”（《略谈<孟子>散文的艺术特征》）可以说，正是因孟子寓言具有烈火般的正义感和对王公大人的轻藐态度，才使其具有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焕发出不朽的光芒。
第三个方式是排比。其特点是常用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构成一个画面，既易于说理，又因形象的众多而使说理富有气势。如《梁惠王上》：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金黄的粮食堆满仓，肥大的鱼鳖挤满池，粗大的木材堆成山，这不是多少劳动人民世代向往的太平盛世吗？孟子用这一诱人的景象向梁惠王说明王道的美好前景，是可以打动人心的。孟子在说到王道、仁政的时候，多喜欢用这样具体生动而又有无限诱惑力的画面来调动对方的情感。
又如，孟子为了劝齐宣王“发政施仁”，(同上)用了这样一组排比：
“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向齐宣王描绘了一幅国家安定，国势蒸蒸日上，因而天下之民归附仁君的社会图景：上至大夫，下至百姓，都争先恐后奔向齐国，以期实现各自的梦想。齐宣王为之怦然心动，急忙说：“吾惛，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达到了很好的论说效果。
孟子还用同样的手笔展现社会的黑暗现实。他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梁惠王上》）一面是厨房有膘肥的肉，马栏里有健壮的马；另一面是百姓面有饥色，野有饿死而暴尸荒野的人。孟子就像一位摄影大师，用蒙太奇的手法把两组看似毫不相干的镜头组合在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产生强烈的刺激效果，让梁惠王受到震动。这一形象的描绘，可以说与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有同样的艺术魅力。
第四个方式是引用。《孟子》中有大量的引用，有的引用《诗》、《书》等儒家经典，有的引用尧、舜、孔子等先王、先圣的事迹，还有的则征引古代其他书籍或人物言行。其目的多是用被人们所确认的事实道理来为自己的观点寻找论据，增加说服力。在引用时，孟子也多使用形象较丰富的材料，以便对方能很好的接受、理解。
先来看引用儒家经典的例子。如《梁惠王上》之“王立于沼上”章，孟子为了劝梁惠王应“与民同乐”，就引用了《诗经》中的话：“《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之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躍。’”这段引文生动地描绘了因君王与民同乐而出现的君民关系融洽，社会祥和的景象。接着，孟子又引《汤誓》里的句子：“时日害丧，予及汝皆亡。”从反面说明不与民同乐的可怕下场。两个截然不同的场面对比，突出了观点，加强了论说的形象化。
在引用人物言行上也多如此。如《离娄下》，孟子为了证明后羿被弟子杀“是亦羿有罪焉”这一观点，援引了庾公之斯不忍心射杀自己老师的老师子濯孺子的故事：
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追我者谁也？”其仆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庚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谓也？”曰：“庾公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
短短的193个字，把故事叙述得完整而又起伏有致。人物语言、动作、神态描写使三个人物各具特征：子濯孺子的料事如神和死而复生的喜悦，庾公之斯的正直和有理有节，仆的惊讶。孟子用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证明了他的观点，特别是人物的动作描写，“抽矢，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干净利落，如见其人其行。
总之，《孟子》论辩散文中包含了多姿多彩的形象，继承和发展了“以形见理”的表达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它的文学性和通俗性，使它能得到广泛的关注和学习，扩大了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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