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文森特.梵高走上街头，顽童们尖叫道“疯子”，孩子们的家长抱怨着“这疯子又来了”。文森特年幼的时候，他的父亲试图让他承认，随后他的母亲干净利落地总结道：“我相信他一直以来都是疯疯癫癫的，因此才造成了我们和他自己的痛苦。”梵高本人则是咆哮着、怒吼着，吃着颜料，喝着松节油，还切下了一大块自己的耳朵。他在短暂的冷静中曾说过“我感觉到自己病入膏盲”。
不论《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是怎样诊断这一切的（颞叶性癫痫？躁郁症？精神分裂症？），简单的来说就是梵高显然是疯了。我们从《梵高：一生（Van Gogh: The Life）》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感到这一点，这本书是最近由史蒂芬.奈菲（Steven Naifeh）和格雷戈里·怀特·史密斯（Gregory White Smith）所出版的长达900面的传记。（结果显示《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这部电影可能太轻描淡写了。）不过这最新的描述又炒热了一个老话题：画家的疯狂很重要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梵高的目标之一就是画出他自己的精神错乱。当我们用他的作品装饰自己宿舍的墙壁和茶杯垫的时候，我们无法无视它们来势汹汹的入侵——既来自于梵高真实的荒诞，又来自于他想方设法地将此注入他的艺术。
最近一批专家对此却不以为然。在费城美术馆主办了一个名为《梵高特写（Van Gogh Up Close）》的展览，身为管理员之一的科妮莉亚.洪堡（Cornelia Homburg）表示，“如果专门以画家是个有精神疾病的人为基础来观察他的艺术行为”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个展览忽略梵高这人本身，相反把梵高作为一个系统性的艺术家，关注他喜欢怎样去近距离观察事物，又如何对于现代艺术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一幅墙上的作品显示出他削弱静物，只留下了必要的部分；其他的作品则表现出他非常细致地描绘了——一只孤零零的蛾子，一根开花的树枝——或者是着手尝试被命名为《林下（sous bois）》的经典矮树丛之景。他的创新被放在了这个时代的摄影术和日式版画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修正主义的艺术史修改了看待这个疯子的角度。洪堡的同事管理员约瑟夫.里谢尔(Joseph Rishel)说道，这些艺术作品“本身就足以表达一切”。不错——如果不考虑到在梵高自己生活的年代，他就被当成了一个画画的疯子，而他所绘的图即使是粉丝也感到疯狂。一个早期的崇拜者曾说，“与梵高广受欢迎相比，再也没人画画还更让人想象得出。”因此我们也需要将他看成一个十足的不受欢迎的狂人。
比如说在费城画展上的那些细致入微的特写，或许也显露出了来自一个疯子的过分迷恋的凝视。梵高的蛾比实际存在的更加不祥；《林下(sous bois)》这幅作品中有两个人漫无目的地呆在荆棘丛中，比起莫奈，这更接近于蒙克。在这样的近距特写中,梵高挣脱了束缚他的枷锁。
向日葵，1887。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艺术资源/由费城美术馆授权提供
梵高说过“我越是精疲力竭、疾病缠身，像一个破破烂烂的水罐，我就越是一名艺术家”，他坚信着这个古老的概念，认为艺术和疯狂密不可分。“加点儿疯狂对于艺术而言再好不过”，这是他很喜欢引用的一句话。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人们普遍认为艺术不仅仅是由一点儿疯狂的灵感造成的，艺术应该是在创造它的疯子的脑海里张扬恣意。“我想要感我所画，并画我所感”，梵高如是说，而他的观众也期待他的画作表现出他感受的过程。据一位智者所言，艺术成为了“从内心发出的痛苦而又得意的叫喊”，而梵高的作品让他成为了艺术最有说服力的呐喊者。
迪奥.梵高是这位画家的兄弟，也是一名艺术品经销商，当他看到在圣.雷米的精神病院的文森特寄到巴黎来的那满是漩涡、咄咄逼人的画作时，感慨道“你的大脑做出了多少辛苦的劳作，而你又是多么地不惜一切去达到那种极限，在那里眩晕无可避免”。人们开始创作被梵高和他的同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这些疯狂的人”）所推崇的新艺术，并把这作为一种精神错乱的艺术来接受。对于他那画着一名法国步兵军官的著名画作，梵高曾炫耀这幅作品的“丑陋”“粗鄙”和“可怕的粗糙”，还有他所用的“让人不安和烦躁”的笔触。据迪奥所言，“唯有抛弃一切常规，方能理解他所思所想”。
当印象派于1874年首次登场时，它被嘲笑为“纯粹的精神病”。15年后梵高和他的同行们则把这种侮辱作为最高的赞誉来接受。当梵高在1890年举办的巴黎独立沙龙展(Salon des Indépendants)上一炮走红时，一则评论赞赏了他“梦魇”般的图像，而早期的人物简介则是把他宣传成一个艺术上不知节制的狂热者——这是一个处于半疯癫状态的画家，他抓住了一个完全失去理智、世纪末的世界的脉搏。而唯有在这个世界、这个艺术的世界，梵高的艺术才有理可循。名叫亚伦.史昂（Aaron Sheon）的学者大胆猜测，认为梵高可能把自己塑造成“病态且反常”是为了反映一个流行的观点，即人类已经陷入了如老年痴呆般的疯疯癫癫之中。
在1890年6月，也是梵高死前的一个月，他边看着镜子边自称他看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令人心碎的表现”。他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世界中，创造这个世界的上帝“要不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要不就是心不在焉晕晕乎乎的”。而这个世界正是梵高在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精神病学教授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坚持认为，“大多数有精神疾病的人并没有异乎寻常的创造力，而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的人并没有精神病”。另一方面，她表明艺术家里面的疯子比其他职业领域的更好地展现了出来。贾米森毫不忌讳地承认自己患有燥狂抑郁病，她指出了梵高和包括她在内的其他燥狂抑郁病患者所共有的症状。（同样也有遗传证据：疯狂在文森特家族不仅仅是遗传，实际上是像脱缰野马一样狂奔。）费城美术馆管理员里谢尔指出，作为一个因“发狂”而闻名的人，梵高展现出了“令人震惊的自律”，不过贾米森认为这无法证明他的疯狂与艺术无关。她在著书《触之以火（Touched by Fire）》中写道，“明晰和逻辑与燥狂抑郁病的涨退完全相容”。
对梵高而言特别之处在于，在那个年代若想让自己培养出的独特艺术获得成功，就必须用疯癫来表现，事实上他也的确很疯狂。人们一直认为故事的结局就是梵高因自己的精神疾病而死——亲手向自己的内脏开枪，临终之时他是这样告诉警察的。最新的传记则重新提出了另一种被忽视多年的可能：在梵高青少年时期折磨他的六发式左轮手枪，以某种方式在他体内打入了一颗子弹。如果那是真的——而且证据还不赖——结果可能是梵高就像他的粉丝期待的那样，作为一个疯狂的天才，决定以死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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