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失落的茶道大师》系列之一《七碗茶歌》传唱千古
(2011-04-14 18:1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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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河南《探寻失落的茶道大师》系列之一《七碗茶歌》传唱千古
记不得沈从文在哪篇小品文中提过，说南方人比北方人会喝茶，南方人自然就出了很多茶道大师。这话想来不错，南方产茶，十大名茶也好，八大名茶也罢，几乎都出自南方，唯一可称北方茶的当属河南信阳毛尖，但也位于淮河流域。至于黄河地区，出不了名茶，相比也出不了会喝会品之人。
南方人有陆羽，一代“茶圣”，千古赞叹，其历史地位不言而喻。后人端起茶碗言必称《茶经》，弄的要是不谈几句陆羽，你都不好意思出门说自己喜欢喝茶。甚至大街小巷的茶叶店总要挂个“茶知识普及牌”，上写我店所卖茶叶当年《茶经》就赞叹过如何如何好，总之是高档货。
北方果无品茶高人？
非也，非也。
2010年9月，我到济源采访五龙口秦渠。期间和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立政先生在一起饭毕喝茶闲谈。李立政先生随口提及济源历史上曾经有一位茶道大师，在茶界地位媲美陆羽，被誉为“茶仙”。
此话让我非常震惊，自诩喝茶也有几年功底，但得知北方也有茶道大师，颇为尴尬。
“现代人不知道，也不为怪。他的名字在国内鲜为人知，但在日本很响亮，日本人甚至尊称他为煎茶道始祖。”李立政先生慢慢喝着茶，平静地说，“他叫卢仝，生在济源，长在济源，也在济源隐居过很长时间，可以说，是北方人的骄傲。”
查阅史料，卢仝果然在历史中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韩孟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卢仝写下了《月蚀诗》等传世佳作，《全唐诗》收入卢仝诗作九十一首。但卢仝的“诗功”成就不及他的“茶功”，在饮茶界，卢仝被后人尊称为“茶仙”，也有人称为“亚圣”——意思是仅次于陆羽的“茶圣”。
2010年年底，我前往济源王屋山，去探寻这位失落在历史长河中的茶道大师。
（小标题）隐居王屋山的玉川子
12月16日，冷空气光临河南，我和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立政先生驱车上王屋山。冬季的山间，风很大，山路崎岖难行，当年卢仝就曾在王屋山上隐居过。
卢仝，一位茶道大师级的人物，正史上对他的记载并不多着余墨，只是在《新唐书》韩愈等人的传里被提及，寥寥数语如“爱其诗，厚礼之”之类，只是被拿来作为韩退之先生慧眼识珠的例子而已。即使元代学者辛文房所著的《唐才子传》里，也很难说清楚他的准确生平。
国人写史，传统悠久，自从太史公定下标准之后，二十四史横贯千古，但写史那是有讲究的，对象必须是王侯将相之类，像卢仝这样一生不曾进仕，没个一官半职的，显然不是史书的描述对象。那年头给写喝茶的列传写史就跟给要饭的写史没什么区别，很丢身份。当然现在不同了，给什么人写史的都有，结果写出来的一大半都是屎。
卢仝，祖籍是范阳（今河北诼县）人，公元795年生于河南济源武山镇（今思礼村）。卢仝出身很好，为“初唐四杰”之一卢照邻的嫡系子孙。但很不幸，到了他这一代，家境已经很贫寒了。不过卢仝幼时苦读诗书，文学功底很扎实。
卢仝一生的经历非常模糊，从史料来看，卢仝先后在洛阳、扬州、济源等处定居。根据卢仝、韩愈、孟郊等人的诗作描述，卢仝可能还短暂去过长安、塞外等地。
在这位诗人四十年的时光中，在济源定居的时间最长，估计有一二十年。
在王屋山西北山麓的九里沟，我和李立政先生步行上山。九里沟为此处地名，因一道水沟穿山而下，长约九里而得名。根据《济源县志》的记载，卢仝当年就隐居在九里沟一带。
王屋山景色非常秀美，山间溪水纵横，潺潺而流，山野青，水野绿，春暖花开，满山绿意，但时至冬季，除了几近干涸的溪水和青黄一片的群山，看不到让人心旷神怡的景色。
在九里沟的山门口，有一眼泉水，名曰玉川泉。史书记载，古时玉川泉清澈见底，卢仝隐居于玉川泉附近，煎茶之水，只取玉川，感其泉水甘甜无比，于是自号玉川子。
当我站在玉川泉眼前时，大感失望，后人为纪念卢仝，将玉川泉维护修葺，以期纪念这位伟大的茶道大师。但如今的玉川泉已经水流稀少，不甚干净，至于清澈，则完全谈不上了。李立政先生安慰我道：“冬季天干，泉水自然少，前年夏天我来过，泉眼还是很出水的。”
（小标题）唐代迎来茶文化大发展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中国是最终发现和喝茶的国家，世界茶文化的发祥地这个称呼是实至名归的。
据陆羽的《茶经》记载：茶“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当西方人还在啃树叶的时候，东方人已经很优雅喝茶了。但唐代之前，人们喝茶还不是很高级——基本跟煮树叶差不多。
茶经济、茶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还是在唐朝。
唐代随着“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到来，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茶叶种植面积也空前扩大。据《新唐书·地理志》的描述，茶叶种植已经遍及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十四个省，茶叶产量相当可观。
饮茶之风盛行，让很多名人雅士纷纷义无反顾的投身到茶文化的大发展之中，推动了茶在东方土地上的深度前进。
白居易是在唐诗人中茶诗写的最多的人，他不仅嗜茶，还在被贬江州时在庐山种过茶，自称“别茶人”——即善于鉴别品评茶的高手。他在庐山种茶时写有《香炉峰下新置草堂即事咏怀题于石上》一诗，这首诗留下了全国十大名茶“庐山云雾”种植的最早记录，“别茶人”确是名副其实。
除了宫廷饮茶圈、文人饮茶圈，唐代还有一个僧道饮茶圈。唐代佛道盛行，很多高僧、道士也是茶道中人。比如僧人皎然，不仅品茶，还喜欢写茶诗。他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中把饮茶递进为三个层次，涤寐；清神；悟道。这是我国最早提出“茶道”概念的文字记载，也弥补了陆羽《茶经》中没有明确提出的“茶道”概念的重大缺憾。
唐代诗人写下了和茶有关的诸多诗歌，比较著名的有李白的《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白居易的《琴茶》，杜牧的《题茶山》等等，但在茶诗中排名第一的，还应当属卢仝的《七碗茶歌》。
（小标题）一气呵成的《七碗茶歌》
时间：唐代的某一天——抱歉，我差了很多史料，也查不到具体日期；地点：济源王屋山或者洛阳，也可能以上均不对——抱歉，我也没查到究竟在哪儿；前奏：唐代的著名水利专家孟简担任谏议大夫时给好友卢仝送去了一些新茶——再抱歉，送的啥茶叶我也没查到。
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点，更没用茶叶品种，但就是这个“三无”事件促成了中国茶文化史中的经典之作——《七碗茶歌》的问世。
卢仝收到孟简的茶叶后，很高兴，很兴奋，挥笔就写下了《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又称《七碗茶歌》）。全诗共262个字（不含标点），一气呵成，写饮茶能写到如此传神的程度，真可算笔酣墨畅，淋漓尽致了：
“日高丈五睡正浓，军将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瓃，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
《七碗茶歌》全诗共三部分，其中第二部分堪称神来之笔：
卢仝吟出“一碗喉吻润”，在刹那间体量新茶所带来的激荡于内心深处的炽热情感；
两碗开始提升了对茶的认知，别开生面地营造出新天地，可破孤闷；
三碗可搜枯肠，发出却只有满腹经纶的慨叹；
四碗逐渐摄入茶之魂，世间的一切不合时宜，都被抛向五里云外！
五碗已入无我之境，肌骨轻飘飘，臻入化境；
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一声断喝！感觉羽化成仙了！蓬莱山在哪里？我玉川子要借习习清风去蓬莱！
卢仝连饮七碗茶，一气呵成的《七碗茶歌》用真景物抒发真感情，读时那种浓情淡出，超然无我，放情物外的真实感让人倍感亲切。
七碗相连，如珠落玉盘，气韵酣畅，天然妙合。
《探寻失落的茶道大师》系列之二《七碗茶歌》的忧民情怀
(2011-04-14 18: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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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重河南《探寻失落的茶道大师》系列之二《七碗茶歌》的忧民情怀
唐代饮茶高人辈出，有关茶的诗作俯仰皆拾，但唐代诗人，同时也是茶道中人的皮日休认为，所有茶诗都不及卢仝的《七碗茶歌》。
卢仝的《七碗茶歌》为何能盖过其他有关茶诗？我们还得从唐代讲起。
史学家们认为，唐代茶叶最有影响的三件大事，一是陆羽著《茶经》，二是卢仝作《七碗茶歌》，三是赵赞的“茶禁”（茶税）。
茶税就是对茶叶贸易征税。中唐之前，茶叶贸易是不需要缴税的，是当时很暴利的行业之一。
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中有一句：“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能把美貌的妻子仍在家里，而奔波于“买茶”，茶叶利润可见一斑。据唐人杨华的《膳夫经手录》记载：“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竟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安史之乱后，国库拮据，为了扩大税收，政府开始把把目光投向茶叶贸易。公元782年，户部侍郎赵赞建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茶税开了一个头，后面就再也刹不住了。到了公元793年，茶税成为定制，当年即增加了40万贯的财政收入。
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开成年间，朝廷收入矿冶税，每年不过七万余缗(每缗千文)，抵不上一县之茶税。”全年的矿产税收，还抵不住一个县的茶税，唐朝廷看到茶税能给政府带来巨额收入，索性实行茶叶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
茶叶专卖，加上茶税不断上涨，茶税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据《新唐书·食货志》的记载，仅茶税一项，政府每年大约获利一百万贯，以至于“茶盐”并称为帝国的两大财政支柱。
茶风盛行，政府加税，最终的负担要落到茶农身上。除了茶税，唐代还开创了“贡茶制度”——官府征收各地名茶做贡品。
茶叶不同于普通农作物，一些品质特异的茶叶不易采摘，而地方官员往往阿谀奉承，投其所好，挖空心思弄来“山颠之茶”、“山涧之茶”等稀奇古怪的茶叶贡献给朝廷，大大加重了茶农的负担。
卢仝流传千古的《七碗茶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小标题）《茶歌》为民鼓与呼
卢仝一生，不过四十余年，但在后人看来，他的《七碗茶歌》短短二百余字，但足以和陆羽的《茶经》媲美。陆羽写下了天下第一部《茶经》而被誉为“茶圣”，卢仝则以其浪漫主义的手法为后人营造出了品茶的高雅意境，因而被后人称为“茶仙”。
如果说陆羽《茶经》创立了中国茶道，那么卢仝《七碗茶歌》则发展了中国茶道，为茶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七碗茶歌》把茶道的精髓用诗的语言阐述得出神入化，淋漓尽致，从而开拓了品茶的意境，并且概括了茶人品茶时由物质享受到精神享受的升华过程。
卢仝之前，以茶作为吟咏对象已经成为文人诗客们附庸风雅、表现个人情趣的一大嗜好，韵味无穷的咏茶之作，比比皆是，但诗人们大多注重的是泡茶和品茶的过程。但卢仝的《饮茶歌》不仅以神逸的笔墨，描写了饮茶的好处，为世人称奇，后人更为看重的，是卢仝《七碗茶歌》中流露出的忧国忧民情怀。
《七碗茶歌》的第三部分就是唐诗的一贯借物抒怀风格。唐时，饮茶之风盛行，由于文人墨客的大力参与和推崇，茶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解渴饮料了，而上升到了文化的程度。上至天子，下至普通百姓，无不以饮茶为雅事。但由于饮茶盛行，诞生了一年一度的贡茶制度，一句“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卢仝的《七碗茶歌》把矛头直指天子，批评了贡茶制度的弊端。
当天子杯中的氤氲之气成为茶农的血汗和叹息时，卢仝质问那些统治者怎么能体会到千百万天下百姓生活的艰辛？
“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当达官贵人享用到品质特异的茶叶时，能否想到那些为了采摘这些茶叶而在山巅悬崖辛苦的茶农？
最后两句“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还得苏息否？”是对朋友孟谏议的诘问：孟兄啊孟兄！你身为谏议大夫，天下百姓的这等苦难何时才到尽头？
卢仝在他的《七碗茶歌》中，别树一帜地把茶饮的审美升华到了精神世界的领域。其他有关饮茶的诗作，无非是个人生活的艰辛或快乐，而卢仝把饮茶的境界放眼到天下苍生的艰辛。一首《七碗茶歌》道出了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怀，这也是《七碗茶歌》的独特魅力所在。
千百年来，卢仝的这首《七碗茶歌》蜚声海外，寰宇重名，正因为其间个人的饮茶审美和忧民情怀两种境界得到了有机结合，难怪人们常常将卢仝的这首《茶歌》与陆羽所著的《茶经》相提并论了。
（小标题）后人对《茶歌》的共鸣
“茶圣”陆羽的《茶经》洋洋洒洒对茶的起源、性状、名称、功效、采摘、种植以及煮茶、饮茶、茶具都做了精彩描述，可谓茶文化“写实派”的经典之作。
而“茶仙”卢仝的《七碗茶歌》将饮茶的绝妙推到了极峰，开拓了品茶的意境，使品茶成为士大夫文人修身的一种方式；它激起了诗人墨客的幽思与豪情；它率先在品茗中表现了中国古代儒士茶人的忧患意识。
卢仝对七碗茶的咏叹，在后世茶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文人骚客品茗论茶，在笔下频频向这位“茶仙”致敬。
宋代大文豪苏轼同是茶道中人，对于《七碗茶歌》所描述的七层境界，苏轼也心有戚戚焉。当年魏文帝曹丕曾作诗：“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苏东坡却作诗言道：“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游诸佛寺，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师壁》）——魏文帝的仙药算什么？卢仝的七碗茶境界才更让人爽。
范仲淹在《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将卢仝和陆羽相提并论：“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陆游在《老学庵北窗杂书》中，也把卢仝与陆羽相提并论，诗曰：“小龙团与长鹰爪，桑苎玉川俱未知(桑苎，是陆羽的别号)。而宋代诗人梅尧臣更是认为，就茶诗而言，“诗仙”李白《玉泉仙人掌茶诗》要比卢仝的《七碗茶歌》稍逊一筹：“莫夸李白仙人掌，且作卢仝走笔章。亦欲清风生两腋，从教吹去月轮旁。”
卢仝的《七碗茶歌》就如同崔灏的黄鹤楼诗作一样，成为唐宋之后诗人每每论茶总绕不开的典故。卢仝题诗在上头——诗词描述饮茶境界，总得借鉴《七碗茶歌》中的语言——无他，太经典了。
宋代大文豪苏轼写饮茶之后的心情：“清风生两腋，去欲凌鸿鹄”；宋代杨万里诗云：“不待清风生两腋，清风先向舌端生”；明代胡文焕诗云：“我今安知非卢仝，只恐卢仝未相及”；清代汪巢林诗云：“一瓯瑟瑟散轻蕊，品题谁比玉川子”。
在卢仝曾隐居的王屋山九里沟山道上，有一块后人重新雕刻的石碑。据李立政先生讲，乾隆皇帝曾到王屋山游玩，想起这里曾是一代“茶仙”居住之所，就挥笔写下 “品茗延寿”四个字，当地官员就刻了把这四个字刻成石碑，立于王屋山间。
如今，当年的清代石碑已经不知所踪，现代人重新刻了这块石碑，以表达对卢仝的怀念。
卢仝的《七碗茶歌》为后世文人品茶平添了许多深意和情趣，也为画家和艺术家的传世之作提供了经典素材。
宋代大画家钱选曾对卢仝崇拜有加，他根据自己的想象，以《七碗茶歌》的意境创作了《卢仝烹茶图》，现存台北博物馆，画中人物器具与烹茶神态栩栩如生。明代画家丁云鹏更是以卢仝为题材创作了传世名作《玉川烹茶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画面上花园的一角，两棵高大巴蕉下的假山前坐着手持羽扇的主人卢仝，一个老仆人提壶取水而来，另一老仆人双手端来捧盒。卢仝身边石桌上放着待用的茶具，他左手持羽扇，轻扇风炉，双目凝视熊熊炉火上的茶壶和眼前袅袅升起的茶烟，静静地聆听着壶中欲沸未沸的清泉之水，壶中松风之声隐约可闻。那种悠闲自得的情趣，跃然画面。
有清一代，钱塘的壶艺大师陈曼生对卢仝极其尊崇，据史料记载，这位壶艺大师随身携带自镌的一枚小印章，上面“纱帽笼头自煎吃小印”一行字就取自《七碗茶歌》。
民国初年，北京中山公园的著名茶楼来今雨轩，就有一楹联：“三篇陆羽经，七度卢仝碗。”就如同很多酒肆把“太白遗风”的招牌挂在门口一样，很多老茶店和老茶馆的招牌上也有四个大字：“陆卢遗风”——就是将“茶圣”陆羽和“茶仙”卢仝尊为行业之祖。
12月17日，我和济源市政协文史研究会副会长李立政先生走在赶往思礼村的路上。公元795年，卢仝就出生于济源西面的思礼村。
在思礼村村头一块空地上，李立政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年卢仝墓的大致位置。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这里曾有一块卢仝墓碑，估计为清代所立，后遭到破坏，墓碑不知所踪，墓冢也被推平。现如今，只剩下一片荒芜。
卢仝生于济源，葬于济源，但“卢仝故里”之名鲜为人知。这大概与卢仝惨死不无关系。
公元835年，长安发生“甘露之变”，卢仝受到牵连。他的好友贾岛曾在《哭卢全》一诗里写道：“长安有交友，托孤邃弃移。”也就是说，在卢全临刑前，长安的好友去送别，卢仝委托友人把自己的尸骨转移安葬。
在思礼村居住的卢和平老人今年57岁，为卢仝的第四十七代嫡系子孙。据卢和平讲，卢氏后人曾将卢仝的尸骨偷运回济源安葬，后子孙担心受到牵连，在安葬卢仝之后，就举家南迁。此后几百年间，卢仝就在故乡销声匿迹了。
卢和平老人拿出祖传的《卢氏族谱》告诉我，南迁之后，卢姓一族分为两支，一支定居于江南，另一支则在明代辗转返回济源定居。
据《卢氏族谱》记载：“先祖卢公讳伯通，山西洪洞城十里铺人。明洪武初年，怀府洗县，田园荒芜，人烟绝迹三十二年流离者悉归故土，我先祖伯通思祖宗，怀望故乡。遂携四子：大公、二公、三公、四公和弟伯元，回归故里济邑玉川乡武山头村。初迁时，二代祖有难色，先祖告之曰：吾本济人唐贤全号玉川裔也。子侄欣然从来，立整建庙。”
由唐至明，几经变迁，济源人也渐渐地忘记了这位“茶仙”。卢仝墓也淹没在许许多多平民墓冢之间，乡村百姓，除了卢氏后人，谁也不曾想到这里曾是一代茶道大师的出生和葬身之地。
（小标题）卢仝碑吓退日本鬼子
直到清代，卢仝故里的名声才再次被人们记起。
在思礼村村头，有一块石碑，上书“卢仝故里”四个大字，石碑两侧两行小字：“贤才工诗与日月同辉，德泽润野使荟草争妍”。这块石碑立于清代末期，为当时的广东道监察御史刘迈园所题。
据《济源县志》记载，刘迈园毕生以品茗为乐，有一年回故乡济源探亲，清明时节到思礼村想拜谒卢仝。当刘迈园问当地士绅等，卢仝墓冢在何处时，卢氏后人回答，墓冢已经被平了，其碑文等也找不到踪影。刘迈园大怒：“世人尚还尊敬先贤卢仝，你们是后裔，竟不尊敬先祖，真乃大不敬也，不懂事理。”
众人羞愧难当。刘迈园挥笔写下“卢仝故里”四个字，丢下了一句“你们应好自为之”就离开了。当地士绅将刘迈园的墨宝刻成石碑，立于村头，并重新为卢仝修墓刻碑。此后，“卢仝故里”之名始从历史烟云中走出。
据卢和平老人讲，这块“卢仝故里“碑在抗战时期还发生过一件奇事。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日军占领济源县城，开始对周围乡村进行扫荡，沿途烧杀抢掠，荼毒生灵。一天，当一队日军进入思礼村时，准备再次杀人放火。带队的日本军官看到村头的石碑，大感兴趣，忙叫过翻译询问此为何碑。当得知这块碑上书“卢仝故里”后，立刻整理军帽，恭恭敬敬对着石碑鞠了三个躬，然后带着鬼子兵匆匆离去，思礼村因此避免了一场灾祸。
“日本茶道盛行，日本人把卢仝视为煎茶道的宗师，对他极其崇敬。”李立政先生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在编纂济源文史资料时，曾对这个故事有点怀疑，因为类似故事在其他地方并不少见，如孙中山故里碑吓退日本兵等。但后来他们实地走访了思礼村的一些年长老人得到第一手的资料，认为这个故事还是可信的。
（小标题）日本茶道言必提卢仝
李立政先生的可信，除了村里老人的口述外，还有一个缘由，茶道在日本诸多传统文化中占据首位，而卢仝在日本茶道，已经被推到了“祖”的地位。
一代“茶仙”卢仝在日本受到什么样的尊崇？
日本著名僧人高游外（公元1675年——1763年），在《梅山种茶谱略》一书中写道：“茶种于神农，至唐陆羽著经，卢全作歌，遍布海内外，而后风骚之士吟诗作赋之时无不品茶。”
高游外是日本江户时期的得道高僧，也是日本煎茶道的创始人，但作为僧人，高游外对茶更感兴趣，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卖茶翁”。
卢仝的《七碗茶歌》传到日本后，高游外甚至把一个大寺院主持位子“让贤”，自己到大街去卖卢仝的“清风茶”。高游外在卖茶时挂了一个大招牌，上面写着：“若要知道卢全茶的真正境界，那请你把钱袋里的钱全放到这个钱筒里”。在钱筒上，高游外还刻了一首诗：“煎茶日日松风起，醒觉人间仙路通。”
到了晚年，高游外惟恐对卢仝的崇拜之情不够深刻，干脆不再提及陆羽，而言必提卢仝，并且自封为“卢仝正流兼达摩宗第四十五代传人”。
高游外不仅挂着“清风旗”，还建了“通仙亭”，从他引用通仙、清风二词，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卢全的生活方式有强烈的认同感。
日本茶道界在对高游外的评述中说：“我们不用听‘卖茶翁‘自己的‘卢全正流’的吐露，只要回顾他的清风茶的发展历史，就可能很清楚地了解玉川子卢全对卖茶翁来说是多么重要的存在。通过卢全，或者说这种能够理解卢全的精神，产生出了与文人的结合点，使得卖茶翁的煎茶为文人社会广泛接受。”
日本茶道传承千年，一代又一代日本茶人对卢仝的崇敬有增无减。和中国唐代茶文化由基层传向宫廷不同，在日本最早接触到茶的是来华的僧侣、皇室成员、幕府将军等贵族，后向普通民众普及，因此整个茶道界更认同卢仝的《七碗茶歌》所描述的意境。
日本茶道协会会长仓泽行洋先生在《卢仝茶歌与日本茶道》一文中也深情地说：“日本茶人对茶室气氛的如此营造是受到了卢仝饮茶的影响。我和很多日本人一样，十分尊崇卢仝，喜爱他的茶诗。我的茶室挂着一幅我姑父抄写的《七碗茶歌》。姑父是一位书法家，20多年前，我请他写了这首诗，经常把它挂在我的简素的茶室里。我乐于向朋友解说这首诗，此时，我总感到无尚的快乐。可以说，日本茶道观，与卢仝的《七碗茶歌》的内在精神是完全相通的。”
2007年4月，70多岁的仓泽行洋老先生来华参加茶文化会议，在进行演讲时特意取出了这幅《七碗茶歌》的书法作品，与与会观众分享。演讲过程中，仓泽行洋提及卢仝时都充满深情，说到动情之处竟对着《七碗茶歌》的卷轴深鞠三躬，现场立刻掌声四起。
（小标题）卢全被看作是煎茶的始祖
日本煎茶道各种流派中，受卢仝影响最大的当属小川流。小川流的传人小川后乐先生对卢仝也极为崇拜。
小川后乐先生曾经六次到中国寻访卢仝故里，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找到。1993年，小川后乐先生第七次来到中国，终于寻访到了卢仝故里。“在‘卢仝故里‘碑前，小川后乐先生非常严肃地鞠了三个躬，以示对这位茶道大师的敬仰。”李立政先生回忆说。
小川后乐先生回到日本后，写下了《济源寻访卢仝故里》一文，认为这次济源之行“实现了几代茶人的愿望”。
日本的茶道，分为两大类，即抹茶道和煎茶道。抹茶道学习中国宋代的吃茶法，于十六世纪末初具规模，煎茶道则是模仿明清两代在中国盛行的煮茶方法，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在日本兴起。抹茶道追求茶禅一味，与佛教有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煎茶道受儒教、道教特别是老庄思想的影响较大，因此日本煎茶道将卢仝视为理想人物，不仅为他的《茶歌》所折服，更为卢仝出淤泥而不染的品格倾倒。
小川后乐先生回忆自己年轻时学习茶道的经历时说：“我学习煎茶道大概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最初的学习内容是七句茶歌，把七只茶碗按顺序放好，每只茶碗上分别写着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并将它的顺序背下来。也就在这时我知道了卢全的名字，因为这些字句就出自芦全的《茶歌》，以后在学习日本吃茶史、文化史的过程中，我逐渐开始对卢全产生了兴趣，以致为其颠倒。”
在其著作《玉川子其人》一文中，小川后乐先生概括成了两句话：“在日本，人们把卢全看作是煎茶的始祖”。“煎茶精神的主干是唐代玉川子卢全的清风茶。”
《探寻失落的茶道大师》系列之四不走寻常路的中唐诗人
卢仝是个茶人，更是一个诗人。
一篇《七碗茶歌》天下闻名，以至于日本人将他视为煎茶道始祖，卢仝的地位无以撼动，但作为诗人，卢仝的作品评后人争议颇多。
有唐一代，诗人辈出，卢仝似乎是个并不扎眼的人物。卢仝被归于韩孟诗派，对卢仝赞誉有加的首推韩愈。作为老师，韩愈对其门生一般都是直呼其名，但对卢仝是个例外，称为“玉川先生”，以示敬重。元代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卢仝》中说提出“卢仝体”的概念，以示有别于“韩昌黎体”、“李长吉体”、“孟东野体”：“唐诗体无遗，而仝之所作特异，自成一家。”元代吴师道在《吴礼部诗话》中也说：“卢仝奇怪，贾岛寒涩，自成一家。”
但卢仝者的批评者也络绎不绝，卢仝生前就被视为“怪辞惊众谤不已”（韩愈《寄卢仝》），可见唐时就有人对他颇有微词。后世文人的批评就更不客气了：明代胡震亨就讥讽卢仝是“乡老”，说他的诗作属于“破口发村”。这还算好的，王士祯先生干脆痛斥卢仝为“牛鬼蛇神”。
卢仝的诗作，大多标新立异，鲜与众同，后人分析卢仝时，多数认为这与卢仝的性情不无关系。
李立政先生告诉说，卢仝一生未曾入仕，且“高古介僻，所见不凡近。性僻面黑，常闭于一室中，凿壁穴以送食。”（《唐才子传·卢仝》）卢仝孤高自傲，不愿与凡夫俗子来往。
卢仝的怪异是出了名的，就连他的奴婢都很有特点，“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这让我突然想到了金庸笔下那个黄药师黄老邪，也喜欢选用这些很有特点的奴婢。
和黄老邪一样，卢仝身上也有一股子“邪气”，他给孩子取名就叫“抱孙”和“添丁”。古人确实都很有期盼家族人丁兴旺之意，但很少有人这么直截了当的把这两个词拿来当名字用的，卢仝确实为怪人。
后来卢仝在“甘露之祸”中惨遭杀害，行刑之人将铁钉凿进其脑后，“仝老无发，阉人於脑后加钉焉，以为添丁之谶。”（《唐才子传·卢仝》）给儿子取名“添丁”，最终惨死时脑后“添钉”，可谓一语成谶。
（小标题）怪异诗句不落流俗
“以文为诗”是韩孟诗派的一大特色，作为韩孟诗派的成员，卢仝的诗作直接借用了参差错落散文笔法，他的很多诗歌句子长短不葺，错杂混用，有违唐代诗作的作法，在后人看来，确实怪异。
卢仝作诗，不拘一格，喜欢三言、五言、七言混用，比如《小妇吟》：“开玉匣，取琴张，陈金罍，酌满觞。愿言两相乐，永与同心事我郎。”几乎都有宋词的味道了。
在《与马异结交诗》一诗中，卢仝不仅出现了三言、五言、七言、九言，“昨日仝不仝，异自异，是谓大仝而小异；今日仝自仝，异不异，是谓仝不往兮异不至”，甚至还出现了十一言和十三言：“忽雷霹雳卒风暴雨撼不动，欲动不动千变万化总是鳞皴皮。”这在寻常诗歌中是不多见的。
至于在诗作的体裁上，卢仝与唐代诗人更是不同。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而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类的诗，卢仝基本不写。
卢仝的诗歌题材颇有别致之处，动物、植物、天象等都是他诗作的对象。卢仝甚至像孩子一样，充满想象并善于编织奇异的故事。他写有一组诗，以客、石、竹、井、马兰、蛱蝶、蝦蟆为出场角色，互相赠答，敷演出二十幕的情节剧：《客赠石》、《石让竹》、《竹答客》、《石请客》、《客答石》、《石答竹》、《竹请客》、《客谢竹》、《石请客》、《客谢石》、《石再请客》、《客许石》、《井请客》、《客谢井》、《马兰请客》、《客请马兰》、《蛱蝶请客》、《客答蛱蝶》、《蝦蟆请客》、《客请蝦蟆》（《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
如果今天的动画片要聘请编剧，李白、杜甫估计是应聘不上的，卢仝先生估计很在行。搁在那个年代，卢仝实在太怪异了，他是一位怪诞诗人，他于字词意象中求异、求新、求险、求怪，不同于当时诸诗人，难怪宋代诗人刘克庄说他“以怪名家”。
当然，也正是因为过于怪异，卢仝诗歌未能入选适宜儿童启蒙的《唐诗三百首》，现在的唐诗读物也不会考虑他的作品，这让他的知名度大打折扣。
（小标题）千古绝唱《月蚀诗》
在卢仝怪异诗篇中，最为艰涩、也是名气最大的当属《月蚀诗》。
《月蚀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政治讽刺诗。公元809年，唐宪宗准备动用武力革除藩镇世袭制，但不顾群臣“自古无中贵人为兵马统帅者”（《旧唐书·宦官传》）的反对，任用宠幸的宦官为统帅，结果数次用兵大败，更严重的后果是，宦官权力借此达到了顶峰，最终宪宗皇帝也被宦官所害。
《月蚀诗》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诞生的，在这篇长达一千七百余字的长诗中，卢仝先是用瑰丽的词语描述了在浩瀚广阔的天体中发生的一次月全食现象和过程：“此时怪事发，有物吞食来。轮如壮士斧破坏，桂似雪山风拉摧。百炼镜，照见胆，平地埋寒灰。火龙珠，飞出脑，却入蚌蛤胎。摧环破璧眼看尽，当天一搭如煤炲……”然后笔锋一转，对宦官弄权的危害，表达了忧惧和警告：“……人养虎，被虎啮；天媚蟆，被蟆瞎……”最后，卢仝借天象抒发了忧国忧民情怀，希望最高统治者以月食为警诫，刑德并举、政治清明。诗的最后说：“愿天完两目，照下万方土，更不瞽，万万古。”
月全食是自然现象，但卢仝将其放在中唐混乱的政治局势下，将其内心对政局的关心和批判一展无余。自古文人颇爱政治，卢仝的这篇奇作，无论是其思想内容还是艺术风格，难免让很多文人都产生了“心有戚戚焉”的同感，韩愈看到这首诗后极“称其工”，并亲自为这首诗做删改。
韩愈亲手删改，无疑表现出对这首诗的重视，但后世学者并不买账，认为韩愈的做法纯属“画蛇添足”，破坏了原诗在他们心中的高大形象。宋代学者王正德在《余师录》中说：“韩虽法度森严，便无卢仝豪放之气。”
（小标题）后人仿写表达致敬之情
唐宋文风一脉相承。《月蚀诗》尽管艰涩、怪异，但不少大学问家都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以至于用仿写的手段来向对这位中唐诗人致敬。
宋代诗人梅尧臣就模仿《月蚀诗》写下了一首《日蚀》诗：“赫赫初生咸池中，浴光洗迹生天东，不觉有物来晦昧，团团一片如顽……”但梅尧臣的《日蚀》仍没能逃出卢仝的窠臼：开篇描写日蚀景象，中间批评时政，最后表达情怀——整篇诗作的框架完全是《月蚀诗》翻版。在此诗的结尾，梅尧臣说：“我今作此诗，可与仝比功。”但两首诗比较来看，梅尧臣仍不能与卢仝相比，在对怪异天象的描写，卢仝的《月蚀诗》用词更为华丽，构思更为巧妙。
无独有偶，欧阳修也对卢仝情有独钟。公元1033年，仁宗皇帝废皇后，欧阳修上疏反对未果，于是写下长诗《鬼车》，借天象之变来影射时政。这首诗模仿卢仝的痕迹非常明显，以至于欧阳修把“如抹漆”等吟诗填词最为避讳的形容词都原封不动的拿来借用。
卢仝的《月蚀诗》在宋代影响颇大，连文坛领袖王安石先生都要来“凑热闹”，将其来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据宋人笔记《王直方诗话》记载，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次选拔官员，王安石突然发问：“能诵得卢仝《月蚀诗》乎？”一个叫蔡天启的人当即站起，应声背诵。王安石大喜，立即提拔重用。
此事在《扣虱新话》也有类似记载：“世传蔡相当国日，有二人求堂除，适有一美胭，二人竟欲得之，乃皆有荐援也。蔡莫适所与，即谓日：‘能诵得卢全《月蚀诗》乎？’内有一年长者应声朗念，如注瓶水，音吐鸿畅，一坐尽倾。蔡喜，遂与美除。”这个故事的主角由王安石换成了蔡京。
虽然都是笔记小说传言，未必言之凿凿，但也反映出了一个社会现象，即《月蚀诗》在宋代非常受重视，有时竟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前途。
《月蚀诗》能在宋代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和它深刻的思想性、独特的艺术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经宋人的不断拟作、评价后，更加强化了《月蚀诗》怪异豪放的艺术效果而深深的影响着后世。
《探寻失落的茶道大师》系列之五一代“茶仙”的惨死迷案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上，卢仝的诗歌成就不算太高，但他却以险怪风格在诗歌史上自成一家。这一点后世文人无论是贬是褒，都无法否认他诗风的怪异。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这位诗人作品的怪异基本来源于其性情的怪异。
卢仝一生的交际圈子非常窄，后人从他的诗作大致可以推测出，卢仝的朋友主要有韩愈、孟郊、贾岛、马异、刘叉等人，这些人都是韩孟诗派的中坚力量，大多和卢仝一样，性格孤僻。
李立政先生在和我探讨卢仝时也说，卢仝的这种高傲性格，是促成其诗风怪异的主要内因。韩愈在《寄卢全》一诗中写道：“先生结发憎俗徒，闭门不出动一纪”。为我们展示了这位怪异诗人自许甚高，落落寡合的形象。
卢仝性格怪异，这可能与他的身世不无关系。卢仝祖籍河北范阳，卢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史学家们推测，卢仝祖上从河北迁居河南济源，可能是因为家道中落。到了卢仝一代，日子就相当清贫了。
卢仝一生不曾入仕，缺乏固定的收入来源，但卢仝酷爱读书，他在扬州的一所旧宅中藏书颇多。后来卢仝居家迁到洛阳，为购买一所宅院，欠了当地富商一笔巨款。由于当时韩愈为河南令，和卢仝关系非常好，就时常接济他。
但由于债家重利盘剥，逼债很紧，卢仝受到了威胁。韩愈《寄卢全》诗中所说隔墙恶少干的“每骑屋山下窥瞰”那回事，很可能就是逼债者的威胁手段。幸亏韩愈的维护，诗人才免受一场难堪的侮辱。韩愈离开洛阳后，卢仝的生活更加艰难了。为了还债，卢仝不得不将扬州的旧宅卖掉。但旧宅中的藏书，卢仝想方设法托人运回河南。卢仝的好友孟郊为此写过一首诗，题目就叫《忽不贫，喜卢全书船归洛》。
卖掉祖屋这种事，都是让人悲伤的，鲁迅先生在后来的《润土》一文中就非常到位的描述了这份感觉。
纵观卢仝一生，遭受了很多人情冷暖，看尽了世态炎凉，因而性格古怪，才做出古怪之诗。
（小标题）世外高人还是积极入世
由于卢仝在史书中属于“非主流”诗人，有关其诸多记载均有前后矛盾之处。卢仝一生究竟何时隐居，何时游历，何时居洛阳，何时居扬州，何时居济源，均没有详细的阶段划分。史学家们只能大致勾勒出一个线条：20岁之前，卢仝都居住在济源，读书、饮茶；20岁之后，这位诗人开始在扬州、洛阳等地漂泊、游历，甚至还到过塞外；30岁左右，卢仝在洛阳定居，也可能又回到济源王屋山隐居过一段时间。但这种说法也遭到很多历史学家的质疑——总而言之，卢仝的生平是那样的模糊。
唯一一点是肯定的，卢仝在王屋山的居住时间最长。
卢仝居住在王屋山何地？已经不能确定具体地点。后人根据卢仝诗句的描述，找到了大致方位，并在山间修筑了一间“卢仝茶社”。12月17日，我和李立政先生上山时，正好赶上茶社放假，空无一人。
在卢仝茶社的大厅内，陈列着一尊卢仝塑像。李立政先生说，雕像的样子是根据《卢仝烹茶图》的卢仝形象雕刻而成的。至于是不是一千年真实的卢仝模样，谁也不敢打包票。而我总觉得似乎这尊塑像有失真实，因为根据史料的描述，卢仝或许患有“脱发症”之类的情况，晚年（其实卢仝死时不过40多岁）没有头发。
卢仝茶社依山而建，一条溪水从北而南，穿山越岭，直至山下。由于水好，山也茂。沟谷两边灌木丛生，怪石峭立，时有山泉水渗出，山青水绿，让人心旷神怡，难怪卢仝喜欢在此居住。
隐居于山间却心系于天下，这是长久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愫怀。卢仝终生未曾入仕，《唐才子传》记载：“朝廷知其清介之节，凡两备礼征为谏议大夫，不起。”至于卢仝为何“不起”，没有进一步的说明。长久以来，研究卢仝的学者据此认为，卢仝是一个看破红尘、不愿为官的人，尤其是爱茶文人，称赞这是不愿入“淤泥”的高尚雅士。
但质疑者分析和卢仝有关的诗作后，提出了相反的观点。自古以来，中国有一类文人，并非不愿为官，而是心高气傲，要做旷世之才，非宰相之位不受。持有这种想法的文人不在少数，可惜历史上除了诸葛亮，鲜有人能一步到位挤进帝王的“核心班子”，因此，他们一面作诗作文抨击时政，一面拒绝朝廷给予的低级官位，卢仝很有可能属于这一种。
尽管这位诗人在王屋山上隐居多年，并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兆，但在好友韩愈的诗中，仍能看出卢仝的一些心思：“先生抱才终大用，宰相未许终不仕”（《寄卢仝》）。而卢仝自己也写过一首《直钩吟》：“初岁学钓鱼，自谓鱼易得。三十持钓竿，一鱼钓不得。人钩曲，我钩直，哀哉我钩又无食。文王已没不复生，直钩之道何时行。”其中那种渴望明主而不遇的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千古绝唱《月蚀诗》，更是将卢仝那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表现的淋漓尽致。更有学者提出，卢仝之死就是这位诗人极想参与时政的最好注释。
（小标题）甘露之祸的千古之谜
卢仝一生留下了两首名诗，还留下了一个千古谜团：甘露之祸。
中唐时代，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干政，唐文宗不甘心大权旁落，一门心思想剪除宦官。经过商议，唐文宗和李训大臣等决定趁机铲除宦官仇士良等人。
公元835年11月21日，文宗在紫辰殿早朝。禁卫军将军韩约上殿启奏，说禁卫军大厅后面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昨天夜里降了甘露。在古代，天降甘露被认为是祥和的好兆头。李训带领百官向文宗祝贺，并请文宗亲自到禁卫军的后院去观看。
于是文宗要仇士良带宦官们去查看。仇士良等人来到禁卫军大厅，正巧刮来一阵风，吹动了厅内的帷幕，仇士良发现幕布后站着不少手拿兵器的士兵。大吃一惊，慌忙逃出去。看见事情败露，李训指挥禁卫军们冲了上来，抢夺皇帝。仇士良和宦官们指挥手下和禁卫军经过一番厮杀，最终挟持皇帝进了内宫。
李训见计划败露，忙逃出京城。仇士良立即指挥宦官率禁兵对在京师的公卿百官与吏卒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皇宫内“横尸流血，狼藉涂地，诸司印及图籍、帷幕、器皿俱尽”，宰相王涯等与甘露之变毫无关系的人也都被杀，死者达几千人。整个长安鸡犬不宁，京师被搅得天翻地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甘露之变”。
“甘露之变”，祸及卢仝。据《唐才子传》等史料的说法，当时卢仝和几个朋友正在宰相王涯家里做客，因晚上留宿，遭到吏卒逮捕。
卢仝曰：“吾卢山人也，与众无怨，何人之有？”吏曰：“既云山人，在宰相宅，容非罪乎？”于是，卢仝“苍茫不能自理，竟同甘露之祸”。
正如吏卒所言，卢仝这样的闲云野鹤一般人物，留宿宰相宅中？为何？千百年来，不同的学者得出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卢仝有着传统文人的仕途观，看似不愿为官，实则结交高官，还是希望能参与政治，起码清高之名不合事实。也有学者认为，卢仝结交王涯是因为韩愈离开河南后，生活窘迫，不得已为经济所谋。
近来，更有学者通过对卢仝、贾岛等人的诗作分析来看，得出结论：“甘露之变”时，卢仝应该不在长安，而是在洛阳或塞外游历，后在洛阳病逝的。这种说法更符合卢仝“山人”性格。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争论不休。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祸，决定了一代“茶仙”的诸多历史细节。如今，让史学家们头疼的是，如果卢仝死于甘露之祸，那好友贾岛、韩愈等人关于卢仝年纪的记载则存在相互矛盾之处，但轻易否定《唐才子传》的“卢仝死于甘露之祸”说法也没有相当过硬的证据。两派学者曾频频发文，进行论战，质疑者一度提出“如果死于‘甘露之变’属实，那卢仝整个生卒年份都要改写的”结论。
卢仝是否死于甘露之变，已经成为卢仝研究者未能破解的一个谜团。但卢仝否死于“甘露之变”，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重要。就算卢仝确有结交官员、希望仕途的打算，他那份对忧国忧民的情怀是真挚的。就算卢仝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清高，就算他的那份孤傲是做出的，也无损他品格的高尚。
几篇短短的文章，如法准确的描述一代“茶仙”的传奇人生，这让我也非常遗憾。但济源之行的几天里，我总能强烈的感觉到一点：卢仝用他最真挚的感情，写下了传唱千古的《七碗茶歌》，这是一首伟大的诗作，这也是一首在中国诗歌史和茶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世茶人只能回味，而无法复制，只能传唱，而无法超越。
当我端起茶杯，那首《七碗茶歌》的境界又回荡在脑海之中：喉吻润、破孤闷、搜枯肠、发轻汗、肌骨清、通仙灵、清风生……能将饮茶的心情挥发如此，夫复何求？（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