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觉得济南真的很像山东人民，质朴，热情，却又不善于张扬。所以，老是吃了不被理解的闷亏。就像今天的济南，其实也早就在突飞猛进当中。它不需要别的，只需要一个人们真正认识它的机会。
——吾球商业地理
采写|王千马
主编|王千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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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因西汉初设立济南郡而得名，顾名思义，济水之南。而济水，与长江、黄河、淮河为天下四渎之一。但今天，济水已不见，据说是因为黄河泛滥和夺道的缘故。横在济南头顶上的，已换作黄河。
这也让济南呈现出南高北低，东西狭长的地形。它的南部，恰是泰山山脉（或余脉）倾斜的山区和丘陵——而历山也就是今天的千佛山便是其中典型——这也让它的底下多是一些可溶性石灰岩，经过多次构造运动和长期溶蚀，形成大量地下溶沟、溶孔、溶洞和地下暗河。等到地表水渗入地下之后，它们便沿着这些通道由南而北潜流，穿城而过。但是这股自由奔放的力量很快便撞上了“北墙”。在济南的城北，多为燕山期辉长岩——闪长岩侵入体，岩质坚硬，为不透水岩层。所以一方想奔跑，一方又不想放手，最后在济南市区多个存在着裂缝的角落，于无声处听惊雷，喷涌而出，最后蔚然大观。至今，济南有泉池数百，包括趵突泉、黑虎泉在内名泉七十有二。
所以，比起省会，让济南更得名的，是泉城。而且，还是独一无二的泉城。因为相比较别处的泉水大多来自深山老林，高山深谷，济南的泉水却出自平畴。
今天的济南，便有一条东西主要干道泺源大街。其“泺”，见于商代末期帝乙、帝辛（纣）克东夷时甲骨文卜辞，即为趵突泉。从这里可以看出，关于济南泉水的文献记载可以上溯至3500多年前（即公元前1542年）。也正因为“众泉汇流”，便催生了与黄河南堤大致平行东流，在寿光羊角沟入海的小清河，以及今天济南城中的一颗明珠，也是中国难得一见的泉水湖——大明湖。
有山有水的济南，在三皇五帝时代，据说就有舜耕于历山，《史记》中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舜在历山下种地，在菏泽捕鱼，在定陶烧陶器，在曲阜做生意（当然此历山是不是和舜耕的历山划等号，还存疑）。也正因为舜耕于历山之下，所以济南在齐国时拥有了自己的前身份：历下。
今天的山东，简称鲁。由于泰山，以及沂蒙山、五莲山等鲁中山脉的存在，将山东分成南北两半，也让山东在春秋战国时自然形成了齐国和鲁国两大势力。所以，今天的山东又称为齐鲁大地。其中齐国大致是今天的胶东鲁中，首都临淄，即今天的淄博。此地重商，出过范蠡、管仲这样的经商天才；鲁国大致是今天的鲁南，首都为出了大圣人孔子的曲阜。
尽管在《战国策·齐策》中：“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比当时的历下今天的济南要风光得多，但位于鲁中山地北麓东西大道西端，“西走赵、魏，北输沧瀛，而川陆孔道，并会德州、临清、济宁之间”，且城北有济水直通渤海，让济南也就此成为了兵家必争、群雄逐鹿之地。
晋平公伐齐、韩信破齐，都曾战于历下。尽管济南郡的首任郡治为章丘平陵城，但很快它就西迁至有着丰富水资源的历下——其时的历下，为西汉景帝时始设的历城县的县治。直到1937年，历城县治从历下迁出。它们都在济南日后的城市化建设中，成为了中心城区。
与此同时，尽管算不上山东绝对的地理中心，但2600年的建城史还是使这里德重礼义、名士辈出、人才荟萃、文化积淀十分丰厚。唐朝诗人杜甫在“历下亭”曾吟唱“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除了唐将秦叔宝，此地还诞生过“济南二安”——曾在镇江北固山上将栏杆拍遍，叹息“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辛幼安（辛弃疾），以及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李易安（李清照）。而铮铮铁骨的还有铁铉，他在面对朱棣南下发动靖难之役时，硬是守住了济南城，逼得朱棣只能绕道而行。只是，秋后算账，铁铉被处以磔刑。济南人慕其忠烈，为他修祠纪念，即在大明湖畔。
这也让济南在明初济南路改济南府时，于省会争夺战中，击败临淄和青州，担起省府的角色。“此省会之始也。”与此同时，济南开始大规模修缮府城城墙，将以前的土城内外瓮以砖石，改造为砖城，并设有泺源门（西门）、历山门（南门，又名舜田门）、齐川门（东门）以及汇波门（北门，习称北水门）共四门（清光绪时又增开了四个便门）。到清朝咸丰年间，为防止捻军攻打济南，又在府城之外再修一道城墙，是为圩子墙（该墙在同治四至六年被改筑为石墙）。尽管城北因为大明湖，在当时是沼泽地，所以独缺北圩子墙，但内外城墙的存在，还是让济南像俄罗斯套娃似的，被一层层保护起来。它也因此成为兵书上所谓“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的古代城防体系最发达的坚城。
【明时期济南府地图|来自网络】
政治地位加上有安全感，让位于交通要道的济南，更是出现“远方之货至，富人争市以博利”的景象。尤其是府衙所在的历城县，更是首屈一指的繁华之所。
这里除了济南府署、历城县署之外，还有巡抚部院署、巡视盐政行署、承宣布政使司署、都转运使司署，以及皇子朱见潾（明英宗朱祁镇的次子）的德王府，“繁华热闹的CBD区域就分布在这府衙林立的老城区。大明湖附近形成了独具文化特色的商业区，经营书籍、碑帖文具和古玩的店铺比比皆是。而在居民集中的西关附近，则形成了各色商行，俗称'五大行’，即中药行、杂货行、绸布行、鞋帽行、钱行……绸布行和鞋帽行不仅有济南本土的商号，也有转运自南方的精美货物，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一直到民国时期还长盛不衰的孟家'祥’字号。”（《济南“CBD”史略》，徐敏，《济南时报》2016年6月2日）
刘鹗到济南时，选择在小布政司街的“高升店”客栈住下。这也让他在第二天很方便赶往大明湖参观。他先是见到了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所建的历下亭，以及铁公祠，并于铁公祠畔欣赏了“佛山倒影”。
次日，他又到南门内看舜井，接着去历山看舜耕之地，再去明湖居听了一下午白妞、黑妞的说书……前前后后，他将自己在济南待的三日，详细地记录于《老残游记》中，从中一窥明清时期济南那已然发达的社会氛围。
不过，济南的再进一步，还有待小弟青岛的助推。1897年，位于黄海岸边的青岛被德国人割占——它们不仅让青岛变成了山东第二个对外开放的口岸，而且还试图通过修建胶济铁路来控制整个山东，乃至华北。这样一来，此前还只是个小渔岛的青岛，就此走上了山东乃至中国的历史舞台。
1902年，袁世凯的继任者，已经65岁的周馥，决定冒着山东之大不韪，打破青岛自1897年被德国人占领的5年间，五任山东巡抚都不曾踏足以示割地之辱的“惯例”，而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访问青岛。
这一提议颇令同僚和当时的胶澳总督特鲁泊惊讶，甚至被当时文人讽刺，但是他依旧这一年的11月，踏上了海风乍寒的青岛。此时距离他成为山东巡抚，刚刚过去了4个月左右。
不得不说，我这位早年多年应试不中，后改投淮军协助李鸿章兴办洋务三十余载的安徽老乡，有着令人惊叹的格局，和世界观。
周作人便记得自己在江南水师学堂时，北京练兵处要派学生出国去学海军，叫各省选送，“我们便急起来行动，要求学堂里保送我们出去，一面又各自向各省当道上禀请求……可是都如石沉大海，一去没有消息。只有山东给了回电给学堂里。”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山东巡抚是什么人，“就这一件事看来，可以说是胜于东南各省的大官远甚了。”直到周馥在1904年9月升任两江总督后，他才第一次见到他。
某种意义上，向青岛学习属于这位老乡“一以贯之”的做法，当然，在周馥访问青岛的背后，其实也藏着其对济南多年发展不前的担忧。
尽管烟台的开埠曾给济南带来了一股新风，如1875年，山东巡抚丁宝桢在城北泺口以东的新城创建了山东机器局，购买外国机器造起了洋枪洋炮。1898年，济南设立了洋务局，专办教案和洋务事宜。而山大的前身——山东大学堂也得以在1901年由袁世凯创办。但是，周馥甫一上任，便发现在孔孟之道的源头——大舜文化中成长起来，至今互称“老师”的这座城市，到处弥漫着浓厚的“重儒轻商”之民风。
偌大的省城，每年的贸易额仅有数百万两，其经济地位在省内非但比不上烟台、青岛等“约开商埠”城市，甚至也不及周村、潍县、济宁等地。
很难说这次青岛之行为周馥找到解决济南问题的答案，但是，看着一个昔日小渔村，蜕变成了商贾众多，船流如织，店铺林立的大埠，与暮气沉沉的济南气氛大为不同，对他的触动不能说不深。“受到德国人经营理念的启发，提出了一项与德国人'相维相制，而因以观摩受益’的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济南的改革与开放，成为清末济南走向现代化起步的一块里程碑。”（《济南开埠与对德国文明的“观摩受益”》，王守中，《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12年5月21日）
在济南短短两年多时间内，周馥遵循其前任袁世凯提出的“新政”，力主除旧布新， 扶持农桑和手工业。他在济南设立了工艺局、树艺公司、桑蚕总局、缫丝厂、染织厂、志诚砖瓦厂、金启泰铁工厂、济和机器公司以及一家银行。
更重要的是，出于发展济南的需要，以及打破德国人的势力范围，他还赶在胶济铁路通车之前，与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的袁世凯联名上奏，请求在本已是黄河、小清河码头，又即将成为津浦铁路（前为津镇铁路）与胶济铁路枢纽的交通重镇——济南，开设通商口岸，“以期中外咸受利益。”
这份奏折对济南的发展居功至伟，随着胶济铁路开通，济南也开埠了。所以老济南流传着一句话，叫“火车来，商埠开”。但因为缺钱，导致商埠的建设磕磕绊绊。隆重的开埠典礼，则要等到1906年1月10日。只可惜的是，此时的周馥已调任两江总督，在开埠典礼上出尽风头的，则是杨士骧。
毫无疑问，商埠自然是依火车站而建。当年的胶济铁路济南车站，位于济南老城外，也就是今天的济南经一路。其于1904年修建，1915年建成并投入使用。和它相距数百米的则是津浦铁路济南站。因统辖权不同，两条铁路在济南汇而未交。
“胶济铁路济南站见证了那个时期中国人南下逃亡、不想当亡国奴的一个过程。当年，梁实秋、沈从文、梁思成、林徽因等知名作家、学者都是如此取道天津，乘船至烟台或青岛后，沿胶济铁路到济南，再转津浦铁路南下逃亡。”（《胶济铁路济南站：从火车站到博物馆》， 钱欢青，新黄河客户端2021年10月）直到日军于1938年占领山东，为了侵华需要，将铁路原来的线路管理模式改成了区域管理模式，将这两座济南站合二为一。至1940年改造完成，从此津浦铁路济南站成为唯一的济南站，而胶济铁路济南站则被改建成了铁路办公用房。但让人遗憾的是，这座带有浓郁德国风情的老式火车站，在1992年被拆，原址上建了新的济南站——它也因此成为我自皖来鲁后认识济南的第一眼。倒是胶济铁路济南站却留了下来，在今天变身胶济铁路博物馆。
【津浦铁路济南站曾是亚洲最大的火车站|来自网络】
也正是铁路带来的人流、物流，让商埠区在短短十年内，逐步形成了以老火车站为半径轴心，以此向东南西三面辐射，进而向外扩展的格局。
1908年9月，一条平行于胶济铁路的时髦“大马路”应运而生——其东起十王殿，西至北大槐树，北临胶济铁路。这是济南历史上的第一条马路，也是第一条新概念马路，“因为清末以前的济南，过去只有官道、街道和石板路，都很狭窄。即便长清官道，也只是能并排三辆马车的夯实土路，况且过去的马车宽不过六尺（2米）。济南开商埠后修建的第一条马路，其宽度就超过了济南府历史上任何一条官道，成为商埠开发的奠基之作，”它也成为济南人出西关走北店子过黄河去东昌府的重要商道。而在十王殿旧址，还有座正冲馆驿街的欧式古楼，“1908年建成，最早是津浦铁路北段总局济南办事处，名唤津浦铁路宾馆。上世纪初孙中山、蒋介石、胡适等政教要人都曾在此下榻。”（《百年经一路：创下多个“济南第一”的大马路》，黄鸿河，济南发布客户端2021年1月5日）
但这条创下了无数个第一的大马路，显然不是济南唯一的现代景观。日后，二马路、三马路……也相继修成，原先的小商埠骤然变大，进而约定俗成，口语中干脆将它们换称为一大马路、二大马路、三大马路……直到八大马路。后来又改为经一路、经二路……相应的，南北向的马路则以“纬”打头。最终，商埠形成了以经二路为东西主线，以纬二路和纬四路为南北支架的新城区格局。
【彩照再现繁华的“二大马路”|来自网络】
一根虹吸的巨泵也因此启动。城北黄河水运码头泺口古镇因此衰败，老城里也“财神爷搬家”，向西流入商埠。今天位于济南天桥区的官扎营后街一度成了繁盛的粮食交易中心。其中的成丰面粉厂也成了济南第一高。
为了连接城区和商埠，济南还在圩子墙永镇门（又称迎仙桥圩子门，位于今顺河街英贤桥附近）与永绥门（又称杆石桥圩子门，位于今杆石桥东）之间增开了普利门，取“普遍得利”的意思。原为小胡同的柴家巷也因此野鸡变凤凰，改名普利街。
【繁荣的普利街|来自网络】
因为其西接商埠的东西主干道———经二路， 东经估衣市街（今共青团路）与西门相通，一时间群商毕至，扩街盖起了不少二层洋楼和无数铺面，其中就包括普华鞋店、赞玉堂、泰康食物店、治香楼百货店、老茂生糖果庄、裕兴颜料公司、大生东杂货店等老字号，其繁华程度并不亚于现在的泉城路。
它的存在，使得济南这座典型的单一的封闭型内陆城市，逐步发展成为老城与商埠并重，政治、文化和交通、商贸并举的现代“双核”城市。济南的城市面积由此扩大。与此同时，济南的“人气”变得更加旺盛。
看到一篇文章说，1904年开埠之前，坐船、坐马车、骑毛驴进入济南的洋人外侨不过360人。火车开通后的1918年，济南德、日、英、美、法外侨增至1005人，到1932年则超过了1万人。而此时济南人口也较开埠之前翻了一番，增至近40万人。济南能在2021年被国家认定为“特大城市”——它的基础就是从这时开始打下的。
尽管老袁开历史倒车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他对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的一系列作为，还是不能因人废事——除了它改变了济南的城市格局、推动济南的城市化进程，并改变了济南市民的生活方式，还在于这次的开埠，虽然对洋商有“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但是和上海、南京、宁波以及烟台、青岛的开埠不同的是，济南的开埠并非在西方势力的胁迫下而开，纯属自愿。所以西人和洋商在这里必须得听中国政府的号令，外人不得干预。而且商埠中不准划分租界，这就保证了国家对土地的所有权。
根据资料，作为“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商埠内分为福、禄、寿、喜四区，地租有所不同。各国商人以及华商在商埠内均要照章租地，按照统一规划建造店铺和住所。商埠内的建筑，大部分都是西式风格，与老城的古朴交相辉映。而此地的民居，因为大多是坐落在胡同里，所以这些胡同大多被叫做“里”。
这也让济南的开埠成为中国近代改革开放的一大创举，也见证了被视为腐朽封建的旧中国，内部其实也有着改革开放的意愿。
“从占地面积、目标设计和财政支出等方面来看，济南商埠及其潍县、周村两附属地属于清王朝最后几年向世界开放的最大商业区。清廷显然想把这种'自开商埠’的中国模式与外国人控制的'约开口岸’分庭抗礼。因此，济南商埠也成为近代史上山东乃至黄河流域，最早按照精心规划建立发展起来的商业化区域，为其他内陆城市提供了范例。”（《济南开埠，116年前的开放之举》，牛国栋，济南古城历史街区）
不得不说，在因缘际会，以及恰逢能人，让济南在近代化大转折时期，抓住了机遇。因为拥有两条铁路，又能直通出海良港，济南遂得以和青岛形成了山东“双子星”的格局，并就此奠定了下来。两者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因为青岛，很多人选择了济南，将它视作商品出海口与内陆市场的关键环节；反过来，因为济南，人们更相信青岛。尤其是津浦铁路的修成，让青岛通过与济南的联系，真正实现与整个华北的沟通。它的经济腹地又豁然洞开。
尤其是到了近代，济南之于青岛，乃至整个山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交通枢纽，以及洋务运动中的示范城市，它更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得到了国家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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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济南的工业来说，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资济南工业6881万元，扩建改造了121个大中型骨干企业。
济南机床一厂、济南机床二厂、济南汽车总厂、济南铅笔厂、济南重型机械厂也因此相继落地，其中，前身为1944年日军在济南进德会游艺园所设兵工厂的济南第一机床厂，到1957年，已被第一机械工业部誉为全国机床行业“十八罗汉厂”之一，成为共和国基础工业的四梁八柱。这一年，济南铅笔厂生产的“友爱”牌铅笔开始出口亚非拉国家，而济南汽车配件厂也即将更名济南汽车制造厂，开始了自己的“汽车梦”。只用两年左右的时间，它们就依葫芦画瓢，组装出新中国第一部重型汽车——黄河牌JN150八吨载货汽车，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重型汽车的历史。也正是这家工厂，生产出我国第一辆红旗牌汽车（一汽生产的红旗，一开始其实叫东风）。
但让整个济南更振奋的，还是济南钢铁总厂的“横空出世”。据冶金工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济南钢铁总厂志》第一卷上册记载，1957年2月，根据境内铁矿、煤炭资源丰富的良好条件，山东省人民委员会向中央提出，在山东境内建设一座中型钢铁联合企业的报告。同年7月，国家计委、冶金部等在北京召开地方工业会议，决定投资1.45亿元，在山东建一座年产生铁35万吨、钢30万吨、钢材25万吨的中型钢铁联合企业。为利用钢铁厂煤气，同时建一座年产5到10万吨的化肥厂。经过多方勘察论证，最终选址在济南东郊鲍山脚下建厂。此地靠近济南市区，周围矿山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水源充足，电力可靠。1958年2月4日，国务院批准上报的设计方案，在现址建设济南钢铁厂。
那时的济南上下，充满着建设热情。7月1日，6000余名建设者冒雨在施工现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1号255立方米高炉10月10日便进入炉体安装阶段，12月24日竣工后即点火烘炉，25日出铁，“从开工到出铁共176天，绝对工期仅96天，比计划提前3个月投产，创全国同类高炉建设时间最短记录。”自此，济钢成了济南响当当的一个名字，“最鼎盛时期的2006年，作为特大型钢铁企业的济钢，年产各种钢材达1200万吨，已经跻身全国十大钢铁企业行列。”（《工业遗产寻访│“济钢”——泉城济南的一个工业传奇》，郭学军，齐鲁壹点2020年9月1日）
印象中，济钢离山大很远，日后坐飞机来济南，从遥墙机场坐大巴到市区，我才第一次见到它的面目，方正的门楣上“济南钢铁总厂”几个鎏金大字，特别醒目。
【留下众多济南人青春的钢铁厂|来自网络】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是位于和平路上的济南轻骑摩托车厂。印象中，它是被红砖墙给圈了起来。今天，谁也不会想到这里面生产出来的轻骑，堪比宝马、奔驰。
与此同时，在济南拖拉机厂的基础上成立的小鸭集团，也曾一度让济南成为亚洲首台滚筒洗衣机诞生地，也让小鸭圣吉奥成为民族品牌的骄傲。
不得不说，正是盛产这些优秀的工业品，并通过老火车站发往全国各地，计划经济时代的济南，简直就跟东三省一样，头戴“共和国长子”的光环。
与此同时，于1955年8月15日正式开业，位于今天的泉城路，前身为“济南市百货公司第二零售商店”的“济南百货大楼”的出现，让济南乃至山东有了第一家国营大型综合百货商店，也让济南“第一高”从当年的商埠官扎营后街，悄悄地向东南方向移动了3公里——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随着计划经济的到来，济南的CBD再次向老城靠拢，向政治中心靠拢。
济南跑得气喘吁吁，但是问题也很大。因为支撑济南工业的基本是国企，是重工业，这对于以泉水发达，一度比肩江南的济南来说，反差比较鲜明。济南若想保住自己泉城的名号，做好对资源的保护，就不能不抑制住自己对重工业的狂热。因为你搞不清楚，哪里才是泉脉。这也是济南地铁上马比较晚的一个重要原因。
更要命的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很多国企由于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低，而且管理体制，机构重叠，政企不分，统得过死……结果跟不上步伐，纷纷落伍不说，而且，像曾名列中国纺织界“沪津青”之后，历史上出现过七大棉纺厂、两大印染厂的辉煌时代的的济南纺织，主力军几乎全军覆没。
1984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姜春云兼任济南市委书记时，面对的济南，就是一个让人绝对不省心的城市。
“（198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为48.2亿元，农业总产值为9.3亿元，农民人均收入330元，用于城市建设的总投资达5亿元。但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平均增长速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农民人均收入也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城市商业服务业更是个薄弱环节。1983年济南市出口商品收购额仅为2.85亿元，无法与东南沿海的一个县相比，合资企业更是凤毛麟角。”（《姜春云和他的济南改革》，高玲，《山东商报》2021年8月30日）
在他的印象中，“在全国十几个重污染城市中，济南排在首位，”而在上任之前的一趟街头走访中，就撞见了48堆马粪。
也正是在姜春云任上，济南又一次开始走开放、改革的路子，甚至主动向沿海城市学习：第一次是1984年11月19日至12月9日，姜春云率队，11人先后到上海、杭州、广州、佛山、深圳、珠海、北京等市参观学习；第二次是1986年6月12日至27日，同样是姜春云率队，12人去了江苏的南京、扬州、常州、无锡、常熟、淮安等地参观学习。一圈下来，让济南感悟到，不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真是不行了。此后的济南，开始简政放权，还首创“纵横弹跳”模式——也就是说济南的发展状况和省会的地位决定济南不能按常规的发展模式，亦步亦趋，必须想别人不敢想、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以超乎常规的构想实现突破。济南同沿海和南方城市相比，封闭守旧的程度更加严重，要使改革有突破、见成效，非“弹跳”不可。而“弹跳”既有纵向的改革，又有纵向横向的联结。
这些举措果真让济南一举突破自己，到1987年12月14日，济南市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比1983年年翻了一倍，比上一年度增长了20％。上一年，全国工业产值只有9849亿元，济南也只有86.93亿元。如果按照年均增长7-8%的速度，济南大体上到1990年才能过百亿。《报日人民》对此也给予报道：在我国工业年产值过百亿的城市中，又增添了一个新的伙伴——山东省济南市。
不过，在弹跳多年之后，济南也难免遇到发展的瓶颈。相反，此前因为各种原因而按下了暂停键，但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加速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建设，青岛又一次取得飞速发展。
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壮大的青岛，在济南面前，难免心态有些改变。以前是“双子星”，现在则换成瑜亮情结。这造成的一个显性的后果就是，那就是内部的“竞争”拖慢了整个山东的步伐。
摆在面前的态势已经很明了。山东显然也意识到发展的问题之所在。它明白，济青隆起，山东才隆起。所以，要抛弃狭隘的“零和思维”，要共谋发展。不能一争就吵，一拍就两散。拆散“双子星”，对谁都有弊无利。
中国类似于山东这种情况的有很多，比如说浙江的宁波和杭州，辽宁的沈阳和大连，河北的石家庄和唐山，福建的福州和厦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以及大四川时的成都和重庆……它们曾经也斗个死去活来，谁也瞧不上谁，但是，随着城市群的聚合效应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强，“1+1＞2”的增量发展比比皆是，也注定着济青不能再单打独斗，而济南更要承担起其应有的责任。
也正是在郑州升为国家中心城市的2017年，济南知耻而后勇了。
用当时的市委书记王文涛的话说就是，“郑州被确定为国家中心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刺激，以郑州为核心的中原城市群还包纳了山东两个市。我们再不奋起直追，很有可能形成中间塌陷。”
事实上，正如当年晚清选派袁世凯和周馥做山东巡抚一样，来自江苏南通并在上海任职多年的王文涛，无疑寄托着中央给济南换血的决心。同时，给王文涛做搭档的，则是在深耕山东多年，从基层一步步走上来的王忠林。因为同姓，加上雷厉风行、敢想敢干，济南人民把两者戏称为“二王”，如同扑克牌中的“王炸”。
也正是在王文涛的手上，济南再次开展“思想解放大讨论”，并找短板，唤醒热情，确立发展目标，即“打造四个中心，建设现代泉城”。所谓四个中心，大概就是到2020年基本确立全国重要的区域性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地位，到2035年，力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王忠林这位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从济南市长升任山东省委常委、济南市委书记的官员，持续推进济南营商环境，“济南'一次办成’改革、'五减改革’持续深化，'秒批·秒办’'极简审批’全面推行，'拿地即开工、建成即使用’成为全国模式……”（《王忠林在济南的1183天：不要想着说不，多想想怎么说行》，刘雅菲、常新喜，齐鲁晚报·齐鲁壹点2020年2月14日）也正是在他一任上，克服了困难，完成了由于泉城特殊的地理构造，曾被很多人看成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轨道交通1号线提前12个月、3号线提前15个月建成通车，从而打开了济南比较憋屈的交通。
自从山大毕业之后，多年来我都不曾回济南。总觉得这个“济村”除了泉水实在没啥让你留念的，甚至因为环境以及城建的原因，趵突泉长期都不曾流水了。而济南中心像样的地方，也就北京成功申奥前后打造的泉城广场，以及被改造的泉城路。
然而，等我在2011年回来参加同学聚会，发现济南变得有些陌生——泉城广场的北侧似乎有了不少休闲娱乐的咖啡馆、西餐厅。与此同时，有着6万坐席的奥体中心，取代了“圣体”成为鲁能队的新主场。再过几年，这种陌生感变得更加浓厚。尤其是站在解放阁附近的宽厚里，让我简直看到了老土的济南也有了“小资”的一面——事实上，这些年在北京、上海、杭州、成都等城市工作并生活过，见惯了南锣鼓巷、宽窄巷子、河坊街，我本来对这种地方免疫，但是它能出现在济南，足够让我兴奋。它让我感觉到，济南不再只是个城市，而是有了都市的味道。
当然，更多的感受还来自于从遥墙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每每穿过高楼林立、坐落着奥体CBD和汉峪金谷的东部新城，便感觉济南换了人间。从章丘平陵城到府城，再到东部新城，济南的商业CBD也在岁月流转中不断变迁，凸显出济南的进化的同时，也让人发现，济南的现实和历史正在对话，和交融。
【流光溢彩的东部新城|来自网络】
同样，也就在这条路上，老济南的象征——济南钢铁总厂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迁。这个于1958年建厂的老厂，无异于钢的城，曾承载了很多济南人的青春，和命运。但随着2017年3月16日9时16分济钢四米三产线最后一块钢板出炉，6月29日3200立方米高炉正式熄灭，它变得门前冷落鞍马稀——虽然这一场景让很多人泪如雨下，但它的钢铁产线全线停产，对济南乃至整个山东的未来却意味非凡。
一方面，要为济南以及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留下更多的蓝天、白云，和碧水，另一方面，改变山东作为传统工业大省、多年来陷于“大象经济”（它是指大煤炭、大钢铁、大水泥等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占比大）的困局，而转向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
只是，新动能又在哪里呢？济南又如何成为“四个中心”？除了解放思想、提升营商环境，培育像韩都衣舍这样的互联网品牌，更多的还在于利用好回归后的山大，加上山财、山师等高校所培育和塑造的科研、人才优势，比如浪潮。
浪潮于1993年研制出中国第一台小型机服务器。与此同时，在浪潮集团的山大校友占比9%、高管中占比16%。尽管在我读书时，这个靠近山大新校的集团公司，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电脑卖场，但多年之后，它俨然已经成为中国本土顶尖的大型IT企业之一，还是中国领先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商。
也正是由浪潮参与并承担建设，位于经十东路的国家超级计算济南中心在2011年正式揭牌。该超算系统最亮眼的地方，是其装备了国内首台全部采用国产自主中央处理器和系统软件构建的“神威蓝光”千万亿次计算机系统——该系统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能够采用自主中央处理器构建千万亿次计算机的国家。在2011全国高性能计算学术年会（HPC China 2011）上，继由国防科大研制、落户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的天河一号A之后，神威蓝光位列“2011中国高性能计算机性能Top100排行榜”第二。而它正是由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研制，获得科技部863计划支持，于2010年9月开始由浪潮集团承接该项目一同设计和建造而成的。
【超算中心推动济南新旧动能转换|来自网络】
这个“超算界下一顶皇冠”让济南受益匪浅。不仅能因此聚合无数相关科创企业，吸引科研院所和科学家入驻，以形成“超算生态”，而且可以强力赋能其它产业，这也让济南有热情，也有能力将大数据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与高端装备以及医疗康养，做成自己的“十大千亿级产业”。
某种意义上，得益于身为山东省的省会以及省内医疗、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在2017年，济南的三产比例分别是一产4.4%、二产35.7%、三产59.9%；青岛的三产比例，一产3.2%、二产40.4%、三产56.4%。济南三产比例更高，更偏服务业；青岛二产比例更高，更偏制造业。”某种意义上，在抛弃对“首位度”这一虚名的争夺之后，你会发现，济青之间其实有着很多互补的地方。（《互相瞧不起的济南和青岛》，史昂，风声评论2019年4月）
不得不说，这些年的锐意“图新”，加上山东是全国工业门类最为齐全的省份，尽管没有互联网大厂，但可为工业互联网的落地以及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上，提供了良好的场景和应用基础……这一切给予济南打造打造四个中心的底气，也将它推上了一个“宝座”：高水平规划建设济南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
无疑，这是国家给予济南又一次“脱胎换骨”的机会，济南能否做好，决定着其能否向智慧城市转型，能否为其它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样板，并注入信心。
更重要的是，还决定着其能否深度对接京津雄，能否“从大明湖时代迈向黄河时代”，成为沿黄甚至国家中心城市，进而彻底加入华北平原经济腹地的强力争夺，真正承担起为山东和青岛扩张、巩固腹地的责任。
未来的山东，也因为济青的存在，而得以内外双修。前者如果主内，在内陆打开局面巩固根本，后者主外，作为港口交通中外、推动提升……在协同推进国家自由贸易试验区、自主创新示范区、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物流枢纽联盟建设，合力打造高水平协作发展样板，建设全国最具创新力、竞争力的发展轴带的同时，也让山东再次坐稳这个国家开放和发展的重要一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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