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条隧道，只有人文知道它通向哪
——对话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王一方
2016年12月16日 13 ：解放周末/对话
无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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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也是最危险的地方……这里通往天堂，这里连接地狱。”这段引用自狄更斯《双城记》中的文字，被王一方拿来用以形容医院。
而这个形容也完全可以解释，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搏斗为何如此惊心动魄，在这个地方建立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为何如此复杂沉重，矛盾丛生。
采访从王一方作为中文版主编的《最好的告别》一书开始，最后也停留在“最好的告别”——我们的死亡观上。在王一方看来，树立正确的生死观，重视人文关怀、生命的品质与尊严，大力改善医患关系中的误解、误读、误会，这条路很长，但必须坚定地走下去。
■本报记者 王一
“疾病”是一个医学概念，病患故
事把“疾病”变成了“疾苦”体验
■叙事医学既是对读者的“医学普及”，也是对医生的“人文普及”。
■它能深刻反思医学的现代性困境，让医生对患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
解放周末：今年，一本描述衰老和死亡、颇为沉重的书——《最好的告别》，意外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不仅名列“亚马逊年度好书”，还登上了国内许多好书榜的榜单。作为这本书中文版的主编，您的感受和评价是什么？
王一方：《最好的告别》是一本会讲故事，入情入理的医学读物。它的作者、美国医生阿图·葛文德讲述了生动的疾苦与救疗的故事，还采用了平实的表达方式，所以非常吸引人。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叙事医学的一种很好的表现。
解放周末：对普通读者来说，“叙事医学”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
王一方：这是因为，虽然文学叙事方法与医学的关系源远流长，但叙事医学却十分年轻。
198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内科大夫丽塔·卡蓉参加了主题为“文学与临床想象力”的讲习班，老师班克斯教授运用文学理论、文学方法，使用非医学术语，甚至是故事，书写患者的疾病和医学实践。这次经历让卡蓉发现，应该从生活故事中寻找疾苦与救疗的意义。接着，卡蓉去文学系选修文学课程，并获取了文学博士学位。就这样，卡蓉开启了叙事医学的“火山口”。
解放周末：对读者而言，叙事医学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王一方：它的意义就是让老百姓通过故事了解医学，让普通人和医学离得更近一些，从而实现医学的传播，让公众理解医学。但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软化医生的技术主义立场，消解他们身上坚硬的技术主义惯性。
“疾病”是一个生物医学概念，医生主要考虑“是什么病”、“什么原因导致的”、“如何医治”等问题。但作家通过写作去描述病人的遭遇和苦难，把“疾病”变成“疾苦”，变成了一个过程曲折、层次丰富的故事。这样，就促使医生在诊治过程中，不仅仅关注患者身体层面的变化，还关心他的心理状况、社会关系等。医生的情感不再“中立”，而是“介入”，换位思考，感同身受。
解放周末：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叙事医学既是对读者的“医学普及”，也是对医生的“人文普及”？
王一方：是的，它能引导医学不再悬空，既走进临床也走进人文。
当然，对待叙事医学，也有人曾提出异议——在现代医学的技术主义语境中引入认知弹性很大的文学叙事方法，是否太个性化、太主观化？但是，从医学哲学角度看，叙事医学意义非凡，它能深刻反思医学的现代性困境，让医生对患者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和体验，从而推动临床医学的自觉转身。
我们瞄准技术的时候，
却闭上了“人文”这只眼睛
■医疗逐渐工业化、流程化、刻板化，医院就是一条诊疗的流水线，病人就成了传送带上的部件，医生成了操作工。
■一位肿瘤病人曾对他的主任医生诉说：“你在看病的时候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不是一个会喘气的肿瘤。”这话非常深刻。
解放周末：当美国医生写出《最好的告别》时，中国医生是否也能写出优秀的叙事医学作品？
王一方：其实，阿图不光是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还是社会活动家。他很有社会责任感，擅长“两支笔”写作，不仅能写专业论文，还在纽约客上写专栏，经常向大众做医学方面的科普。美国医改的时候，他也参与了调查、讨论并给出建议。
而在中国，这样的医生不多。中国医生掌握的医疗技术并不落后，但在人文情怀、“两支笔”写作等方面还是有一定差距。
解放周末：原因何在？
王一方：这和我们的医学教育有关。
中国的医学教育是从高中进入大学后开始分化的，而国外的医学教育从大学毕业才分化。阿图最早在斯坦福读的是人文学科，所以他的知识结构是多元的。很多美国医生原来是学经济学的、学自然科学的、学文学的，在经过基础学习之后，才进入医学职业化教育阶段。但我们把医学职业教育战线拉得很长而且很单一，同时把医学教育定位成技术教育。技术教育以培养技能为目的，所以容易陷入技术化甚至功利化的泥沼。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我们的医学教育。一是因为医学技术的容量太大，科技发展飞速，一下子冒出很多声光电磁、通信技术、虚拟技术，甚至航天技术，要求医学生必须在短期内迅速掌握；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会大环境只关注技术，对技术背后的人文关怀缺少顾及。
解放周末：您曾有过一个比喻：现在的医学很像毕加索的画。王一方：毕加索画的人都只有一只眼睛。为什么是一只眼睛？我们打枪的时候，一般都闭上一只眼睛，因为不闭上就瞄不准，这是一种即时策略，而非永恒姿态。所以当我们瞄准生命技术的时候，必须闭上另一只眼睛，为了更加聚焦、精准。人文就是另外一只眼睛，但如果一直不睁开，那么医学就变成了技术的世界，没有生活、没有人性。
我还打过一个比方——我们现在的医学就是一条长长的隧道，这条隧道很长，永远看不到头，人们都在挥汗如雨地挖隧道，没有人去勘测方向，看看我们到底在挖什么、想一想医学的本质是什么。只有人文才知道我们通向何处，并且能为技术主义踩个刹车。
解放周末：医学以救死扶伤为使命，应该是一门富有人文关怀和人性温暖的科学。假如医学失去了人文，结果将会怎样？
王一方：那医疗就会逐渐工业化、流程化、刻板化，医院就是一条诊疗的流水线，病人就成了传送带上的部件，医生成了操作工。这个病人用CT照肺部，下一个病人用磁共振检测胰腺；今天这个来修理肝脏，那个来修理肾脏……这就是现代医学面临的非人化的变异。
但事实上呢？我在肿瘤病房待过，那里真的是一个微型的人生舞台。在那里，病人不是“38床”、“45床”这样抽象的符号，是有血有肉的、在痛苦中煎熬挣扎的活生生的人。一位肿瘤病人曾对他的主任医生诉说：“你在看病的时候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不是一个会喘气的肿瘤。”这话非常深刻。
德慧可以放大医生的疗效，
所以要培植医生身上的正能量
■“医生做得越多，老百姓抱怨越多”，“老百姓了解得越多，误解就越深”，医学陷入了“现代性魔咒”。
■疗效也有“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医疗技术的疗效，三分之一是患者精神的支撑，三分之一是医生的人格感染。
解放周末：近年来，医疗技术越来越先进，医患关系却越来越紧张。人们不禁困惑：为什么低技术时代拥有高满意度，高技术时代反而遭遇低满意度的窘境？
王一方：当今社会似乎进入了一个技术的时代，很多人觉得，生命、医学、健康的拉链都一样，左边是技术，右边是金钱，医院、医生从中间用拉链一拉，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但其实，这个拉链经常拉不拢，一旦卡住了，怎么办？
人们一方面迷信医疗的高技术，一方面不接纳高技术所带来的高风险与高代价，导致医患冲突白热化。这是医学的现代性危机，或者叫“现代性魔咒”。
解放周末：为何称之为“魔咒”？
王一方：一是走不出去，二是自相矛盾。
魔咒的一端是“医生做得越多，老百姓抱怨越多”。过去技术落后，面对许多疾病，医生的办法不多，有时候只能摸摸病人的额头，讲一些宽慰的话语，但病人得到这些抚慰就满意了。现在不同了，病人在医院里接受高新技术的检测、治疗，项目不少，时间也不短，却很不满意。为何不满意？一是花费剧增，几倍、几十倍地增加；二是不能保证痊愈与康复，甚至还要死人，人财两空；三是医疗过程中医生很冷漠，没有抚慰。
魔咒的另一端是“老百姓了解得越多，误解就越深”。网络社会，资讯超载，众说纷纭，专家的说法也不一样。许多网络流行的医学保健知识是不确切的，有些是研究中的新药、新技术等，还有的完全就是错误的。结果患者信以为真，被误导，致使他们对医学、医生误解越深。
解放周末：尽管我们大力提倡医患和谐，但医患冲突在近年来反而愈演愈烈。其实，不管在哪个时代，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为何医患冲突在今天如此令人震惊？
王一方：我常常想起鲁迅先生的《药》。小说的内容大家都很熟悉：华小栓染上了结核病，当年的结核病是不治之症。但是中国人对医疗有很多幻想，小栓的父亲就相信一个民间偏方——蘸过死囚犯鲜血的馒头可以治疗结核病。这个偏方毫无科学根据，只是口耳相传。
小说里写道：尽管是凌晨行刑，“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拥过了一大簇人”。鲁迅先生思想很深刻，他通过抢食人血馒头的故事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中国人存有巨大的“围观心理”和“从众心理”，对待健康、疾病，对待治疗和药物也是这样。
所谓“傻子过年看隔壁”，过年了，隔壁吃饺子我就跟着吃饺子，隔壁吃面条我就跟着吃面条。医疗健康也一样，隔壁在做化疗我也做化疗；隔壁吃深海鱼油，我也要吃深海鱼油。鲁迅先生讲中国人“只看热闹，不思门道”，如今100多年过去了，国人的医药选择还没有走出“围观心理”与“从众心理”。面对疾病如何不去乱投医，不去过度幻想，难道我们不应该好好反思吗？
解放周末：当伤医案频频发生时，人们也在疑问：为何医改在推进，医患冲突反而呈现白热化？
王一方：今天的医改已经步入深水区，医患关系出现了裂痕，不仅产生了技术信任的危机，更严重的是，产生了道德信任危机。此时，怎么认识医生这个群体的道德状况成为了一个问题。
有些人受负面报道的诱导，把医生想得很坏，什么“谋财害命”呀、“丧尽天良”呀。其实，医生这个群体的道德状况虽然没有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坏。不是一个哑铃形，两头大，中间小，而是一个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大部分医生是怀有善良之心为百姓服务的，少部分像白求恩那样无私奉献，少部分见利忘义，但我们需要警惕有人刻意放大这一部分。
做临床工作的人有这样的体验：德慧可以放大医生的疗效。疗效也有“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是医疗技术的疗效，三分之一是患者精神的支撑，三分之一是医生的人格感染。也就是说，医生的人格力量可以产生疗效。所以，医生要善待患者，社会要善待医生，社会各方和医生本人，都要一起来培植医生身上的正能量。
人生怎么可能永远春意盎然，
人生的大境界应该是豁达生死
■无论是躺在床上的人，还是去看望的人，都避谈生死，有的病人直到临终都在被糊弄。
■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照顾比治疗更重要，陪伴比救助更重要。
解放周末：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死亡是个不吉利的话题，所以非常避讳。但您却在北大开设了一门有关死亡的课程。
王一方：当今社会，不少人有一种心理，叫“春天妄想症”。人们歌颂、赞美青春年少，嘲笑、讥讽，甚至嫌弃年老。人们希望人生永远是春天，永远春意盎然。但这怎么可能呢？
人生的大境界应该是豁达生死，不仅要接纳死亡，还要接纳生命中的一系列无常，接纳疾病，接纳痛苦，接纳衰老。事实上，除了躯体的健康，还要有心理的健康，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尊严和死亡的尊严。
解放周末：在这门死亡课中，您主要讲授些什么呢？
王一方：比如，死亡究竟是什么，死亡学的确立、价值和功能，中国人死亡观与西方人死亡观的比较，并引导学生通过绘画和摄影认识死亡。
其实，“死亡课”这个提法并不确切。给学生上死亡课，会让人觉得这是一门知识。世界上这么多知识，可以有选择性地学习，这门知识完全可以不学。但其实，这门课的重点是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死亡观和生命观，而这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
解放周末：很多人有这样的体验：去探望重病的病人时内心非常恐惧，常常言语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些医生对重病患者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怎样和临终病人交流、如何陪伴他们，是否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王一方：当然。在国外，有时家属会问病人有没有什么遗憾，有什么需要我们去做的。有的医生会告诉重病患者，你是在跨过一座桥，去远方旅行，带给患者一种展开的、浩瀚的状态。可中国的大部分情况是，无论是躺在床上的人，还是去看望的人，都避谈生死，有的病人直到临终都在被遮掩、糊弄。
这和我们缺乏死亡教育有关，也和医疗格局重治疗轻照护有关。我们应该形成这样一个共识——照顾比治疗更重要，陪伴比救助更重要。现在的医生护士都认为自己是技术人员，不屑于做护理、照顾工作。其实，生命终末期，有品质的陪伴比救助更重要。什么叫陪伴？陪伴不是简单陪着，陪伴有专门的理论与技能，让临终病人身无痛苦，心无牵挂，与生活和解，对生命感恩，对自己的一生满意，也对医生的救治感激。
解放周末：所以，我们必须反思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的医疗观、生死观。
王一方：是的，尤其是在进入慢病时代的今天。目前我国65岁以上慢性病发病率区间在52%－98%，55岁－64岁的发病率区间达到了38%－58%。同时，失能失智人群也将出现高峰值。现在，很多人都是终生服药，比如高血压终生服药，糖尿病终生服药，这就是慢病时代和老龄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
在慢病时代，致病因子不局限于外在的细菌病毒，更多的是内在的生活失速、免疫失控、心理失序、价值失落、灵魂失重。慢病病程越来越漫长，诊疗遭遇高代价、低生命品质、躯体功能维持、精神凋零的困境。
这样的情况下，生死观、疾苦观、健康观、医疗观、福利观，就变得尤其重要，我们需要放弃技术主义的偏执，重视人文关怀与生命的品质与尊严。不得不说，这条路还很长，但我们必须坚定地走下去。
人物小传
王一方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中心研究员。著有《医学人文十五讲》 《人的医学》 《医学是科学吗》 《中国人的病与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