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情况下，有的人会以为篆书加上雕刻便是篆刻，其实不然，“篆刻”一词最早出现在汉代扬雄《法言》一书中，继而见于南朝《娇女诗》一诗中（诗中有“握笔利彤管，篆刻未期益”）。但在当时的文中、诗中，其原意在于表达文章的精工，多被认为与印章没有什么关系。唐代吕延济解释“篆刻”二字时说：“篆谓篆书，刻谓雕刻文章也。”虽然这一解释也不是指今天意义的篆刻，但意思上较为接近。其实，最早出现的“篆刻”一词在用法上更接近今日“篆刻”的本意。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说：“篆者，引书也。”清段玉裁进一步解释说：“引书、引笔着于竹帛也。”引笔按今意可解释为持笔、秉笔、把笔，并具有导引笔以作书写的意思，再予引申，便是由人持笔，以思引笔，按照字体结构、书写规律而书写。所以这个“篆”字不单指书体，而是含有斟酌、审度、安排以及书写的几重意义。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秦人为方便或规范入印文字而将预先予以斟酌、损益、变化了的文字称为“摹印篆”，汉人将整理过的入印文字定名为“缪篆”。即是因为古人明白篆的本意，以及使用文字的态度和方法，为使与一般篆书、隶书区别，才做了这样的定位与宣称。如果认为“篆”即篆书，又有现成的大、小二篆，又何必再做文章呢？这一点正说明“篆刻”与篆书碑刻、石刻的不同（碑刻、石刻，要求百分之百地尊重墨本）。当“篆”具有了这一层意义之后，再通过必要的手段（刀法）完成印章的制作，在“篆”就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所以这“刻”也绝非“篆”的亦步亦趋，而是不断地充实、调整，进行整体风貌上的进一步刻画。“篆”与“刻”的两个阶段，各具意义，相辅相成，成为彼此关联、不可拆卸的专有词组。由此我们在明确了“篆刻”的实在意思，便有了这一章的题目。
战国玺印
作为今天意义上“篆刻”一词，最早在《明史·文苑传·文徵明》中出现。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察觉到步入艺术范畴的“篆刻”已非原有（实用意义的）印章的意义。另外，我们依据上面的阐述，得出另一层意义上的说法：“篆刻”两字还涵容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完成过程（即由篆到刻）。古人制印章与今人从事篆刻艺术创作，虽目的不一、着眼点不同，但其制作（或创作）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古人制印，选字入印以当时当地通行文字为原本，以方便识别、方便取信、实用为目的。即使在印面文字组配时，也要考虑损益变化，但因其实用性的限制，主要还是以清晰、便识、便于制作为目的。基本上尊重原有书体，尽量不作大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摹印篆”和“缪篆”的出现。而作为艺术创作对待的今日篆刻，则有着极宽泛的选字范围，各个时代的各种书体，均可入印，并在文字学自身规律的导引下，进行了更为随意的损益变化，以适配章法的需要。于古于今，这当是“篆”的含义所在。秦砖铭文
印章作为今日篆刻的母体，产生于古代，以用篆书最为多见，且又先书而后刻，约定俗成而称为篆刻，倒也合于情理，只不过太嫌简单化了。由前面叙述可知，篆刻之“篆”并非单指书体，而是包容了篆法、章法甚而刀法的处理意识，是篆刻之所以能为艺术的根本。由一个字的损益变化，到入印诸文字间组合关系的处理，是篆刻艺术创作中立意为象的过程，不可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就印章的时代特征而言，首先是入印文字问题。先秦印章所取用的诸国文字基本上是直接入印的，损益变化能少则少，但仍需进行书写安排，单个字主要是位置和字的大小问题，多个字则是组合关系的问题。为达到实用目的的要求，书篆人会尽量简化入印文字的笔画，使笔画繁多的字因简化而更加清晰。当然，这也是“文字系统”在其发展过程中，以依照人们“以趣约易”的心理作用而进行演变的规律使然。对所选入印文字的变化使用，便是“篆法”的意义所在，否则便是篆书了（这种变化，在于对原有字体的笔画间关系的调整，以及个别笔画长短处理及走势的调度）。先秦玺印因受其时代形制的限制，除特殊用途印章（如烙马印），大多印面偏小。为能清晰便识且省简笔画，这是一个必然的措施。然而就其时代的文字特征而言，毕竟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印章的风格倾向。秦汉印章也因字体的衍进而逐步与时代同步，为了方便，也为了统一，整理而制定出“摹印篆”和“缪篆”。这两种专有字体的定形以及与当时通行书体之间的关系，便形成了秦汉印章独特的、不同于其他时代的个性特征。当然也与其同时代的其他形式的篆书刻品不同，如峄山刻石等。刻碑、刻石必遵通行书体而绝无变化，一旦入印则必须变化，这便是现实客观存在的对“篆书加雕刻，即为篆刻”一说法的批判。明清间几位卓有建树的大家，以及近代的齐白石，无一不是先在篆法上有突破，而后才形成独具风范的个性特征的。这应该是“篆法”与篆书应有的差异与区别。 秦小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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