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沧海桑田 2023-03-17 11:03
浅析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背景，以及给中世纪欧洲造成的四大影响
十字军东征是中世纪欧洲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它高举“圣战”旗帜去往东方，驱逐异教徒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以扩大基督教世界的影响。
公元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历次东征中最明显的特征是：东征的目标发生“转向”，攻陷了同宗的拜占廷帝国，使拜占廷帝国陷人分裂与衰落。
这一结果使东地中海地区的主要国际力量发生了变化，同时，客观上也促进了东地中海地区的交流与互动，对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者们在第四次十字军转向的问题上有颇多关注和研究，但对此次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分析得不够全面和深入。笔者拟对此次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做一较为全面的探讨。
一、对拜占廷帝国的影响
第四次东征，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后，除瓜分赃物外，还对拜占廷帝国的领土和政治权力进行分赃。
威尼斯总督丹德罗志在发展威尼斯本邦，无意争夺新建立的拉丁帝国皇位，但他在推选拉丁帝国皇帝的人选问题上起了主导作用。
由于他的干预，最初的候选人卜尼法斯侯爵没能当选，这是因为卜尼法斯的领地很接近威尼斯，有可能成为威尼斯未来的竞争对手；
其次卜尼法斯身为第四次十字军的领袖，影响太大，将来有可能把新帝国建设成为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竞争对手。
最终心怀不满的卜尼法斯，只能被迫接受拜占廷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作为领地。十字军对被征服的拜占廷帝国的瓜分，基本上是按照1203年“三月公约”的规定进行，但在落实的过程却充满了勾心斗角的争斗和交易。
鲍德温(丹德罗支持的首任拉丁帝国皇帝)和丹德罗占有首都君士坦丁堡，鲍德温分得占领区的5/8，而丹德罗获得3/8。
鲍德温还获得了色雷斯地区南部，以及连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小亚细亚西北部地区。
爱琴海上的一些大岛，如莱斯博斯岛(Les—bos)、萨摩斯岛(Samos)和休斯岛(Chios)，也归皇帝鲍德温一世占有。
威尼斯获利最为丰厚，除了得到富庶的君士坦丁堡商业区和圣索非亚大教堂外，还分得了许多贸易口岸，包括巴尔干半岛西岸的都拉索，亚得里亚海上的科孚岛，以及爱奥尼亚海、爱琴海到小亚细亚、叙利亚西海岸的几乎所有原属拜占廷帝国的天然良港和岛屿，为自己在东方的商业贸易开辟了一系列海岸据点。
从此，兴起于亚得里亚海滨泻湖地区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威尼斯，经过几个世纪的经营，在1204年以后到达其历史发展的顶点：
它有效地控制了自亚得里亚海到叙利亚及阿拉伯、红海及波斯湾、北非海岸的重要海上通道，实际上继承了其原来宗主国拜占廷在东地中海贸易中的地位，成为东地中海贸易区的“新霸”和东地中海贸易文化区的新一代“女皇”。
当然，威尼斯以前所拥有的一切贸易特权也完全保留下来。从威尼斯所获的这些富庶商业区和贸易口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威尼斯参与第四次十字军的最终目的，是摄取原拜占廷帝国的商业利益，这也是第四次十字军改变行军路线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沉重打击了拜占廷帝国。帝国被拉丁人一纸协议瓜分，在古老帝国的疆域内出现了大大小小若干个封建领地。
拜占廷帝国剩余势力分裂成三部分，即位于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帝国、黑海沿岸的特拉布宗帝国和希腊的伊庇鲁斯专制君主国。
这三个希腊人主导的国家皆以拜占廷帝国的正统自居，不但不能团结一致，反而在内讧中消耗自己的实力，大大推迟了收复君士坦丁堡的时间。
不过，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新建立的拉丁帝国，也始终未能完全征服原拜占廷帝国的领土。拉丁帝国立国伊始就几乎是一盘散沙，且长期面临瓦拉几亚一保加利亚王国和尼西亚帝国的夹攻，人口严重短缺，政治上长期动荡不安。
拉丁帝国不仅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也没有实现宗教上的统一，尼西亚帝国的大教长始终不承认君士坦丁堡拉丁大教长的合法性。
但对于拜占廷人来说，最糟糕的是拉丁人将西欧的封建制度引入到希腊，既摧毁了原拜占廷帝国统一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又瓦解了国家统一的社会基本结构，导致1261年复国后的后期拜占廷帝国，仍旧长期陷人类似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再也没有能力重新发展成为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后期拜占廷帝国一直没有从1204年的打击中恢复元气，它屈从于数量众多的西欧封建公国，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东部帝国不复存在，永远丧失了一个国际性政治大国的地位。
甚至在复国之后的帕列奥列格王朝的统治下，虽有短暂辉煌，也难以恢复帝国昔日的荣耀和影响。
1204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拜占廷的统治精英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对于拜占廷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一场“弥天大祸”。
拜占廷的统治阶层，由于被逐出了自己的家园而失去了方向感，君士坦丁堡的精英们，开始对这次灾难进行反思和解释。
拜占廷历史学家尼基塔斯·侯尼亚迪斯认为流亡是对昔日罪孽的惩戒。在尼基塔斯看来，拜占廷人现在的遭遇与当年以色列人的流亡非常相似，他把尼西亚的阿斯卡尼亚湖比作巴比伦湖，“流亡的拜占廷人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将要独自为自己所犯之罪进行救赎后才能重新得到上帝的护佑”。
面对拉丁人的威胁，拜占廷人还是竭力保持东正教的纯洁性。
如果说1204年之前拜占廷人对拉丁人表现为“克制的敌对”，那么在1204年之后则变成一种“明显的仇视”。
这种仇视从1204年之后两大教会屡次谈判中的针锋相对可见一斑。
罗马教皇使节佩拉鸠斯更是进一步证明了拉丁人对于东正教会的傲慢，1214年，他关闭了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堂，逼迫希腊的僧侣承认教皇的至尊地位。针对这种倒行逆施的活动，君士坦丁·斯蒂尔贝斯完成了他的著作《反拉丁人》。
这是一部反拉丁人的重要文献，它标志着一种决定性的态度转移，即从理性的争论到带有辩护性的偏见。斯蒂尔贝斯对教皇的至尊地位和所谓的圣战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认为这两者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它们使拉丁教会变得堕落和导致了1204年的悲剧。
君士坦丁堡被洗劫，证明了拉丁人的信仰已经沉沦为支持扩张的工具，拉丁人的信仰已经陷入到异端的行列。
斯蒂尔贝斯所描述的拉丁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拜占廷人的头脑中，任何与拉丁人的谈判都意味着“背叛了从他们的先辈传下来的信仰”。
流亡时期拜占廷人的精神认同，是以反拉丁人为基础重新构建起来的。
新的大教长米哈伊尔·奥托利亚诺斯甚至为那些同拉丁人战斗而牺牲的人给予精神上的奖赏。流亡期间的这种反拉丁人的意识，对1261年之后的东、西方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位出使君士坦丁堡的教皇使节向教皇报告说：“拜占廷人对于1204年的洗劫和西方教会将其等级制度以及教义强加给这座城市的记忆，使得拜占廷人完全反对与罗马达成和解”。
1282年l2月，一位住在君士坦丁堡加拉太区的多明教会僧侣，对拜占廷人的反拉丁情绪做了更为生动的描述，“当地人摔碎了拉丁人喝过的杯子，好像杯子是被玷污过的东西”。
拜占廷帝国皇帝米哈伊尔八世由于要与西方教会达成里昂教会合并协议，遭到东正教会及其民众的强烈反对。
当他去世时，东正教教会认为他是作为一位异端去世的，因为他背叛了帝国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所以他不能按照东正教的仪式安葬，“他是不能被宽恕的”。
自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拜占廷统治者对自身身份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在1204年之前，皇帝是整个帝国以及君士坦丁堡的普世保护者，但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拜占廷的统治者就有必要重新诠释自己的身份。
在流亡期间，拜占廷人的身份除了保留“东正教信徒”这一核心外，还体现出一种更为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
过去，拜占廷人为了界定自己，他们眼中的“他者”是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
然而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开始，拉丁人变得强大起来，与拜占廷人的交往也日渐频繁，但是只有在1204年之后，他们才成为拜占廷人反对的“他者”，这是一种被动的转变。
积极的转变是拜占廷人赋予“希腊人”一语新的认知和定义，希腊人开始和古希腊的文化遗产等同起来，去掉了异教徒的含义。
尽管这种转变发生于1204年之前，但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这种认知才开始逐渐一致。
这可以从尼西亚皇帝约翰三世瓦塔吉斯在致教皇格里高利九世的一封信中体现出来，皇帝在信中宣称自己的皇权具有双重合法性：
一方面，它可以追溯到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另一方面，这种权威建立在希腊人的智慧之上。
东正教、皇帝权威以及希腊文化传统三者的融合，导致了拜占廷帝国身份的转变，这种身份的转变反过来又刺激了拜占廷学者对希腊文化的研究。
他们竭力要挽救君士坦丁堡落入拉丁人之手后，正在受到威胁的拜占廷帝国的思想遗产，而这种思想遗产一直可以追溯到伟大的希腊文化。
拉斯卡利王朝诸帝(尼西亚帝国)支持发展希腊文化的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尼西亚帝国文化的繁荣。
而文化的繁荣又增强了民族复兴的凝聚力，提高了拜占廷人驱逐和抵抗拉丁人统治、复兴拜占廷国家的斗争决心。
同时也极大地加强了拜占廷希腊民族的自信心，有力地推动了以尼西亚帝国为主力的推翻拉丁帝国的政治斗争引。
在流亡期间，拜占廷帝国在1204年之前所宣称的“一个教会、一个帝国”的理念受到了挑战。
当尼西亚帝国的大教长日耳曼努斯二世继续以“一个教会、一个帝国”让伊庇鲁斯(希腊西北部的山区)承认教会及尼西亚皇帝的权威时，伊庇鲁斯的发言人乔治·巴尔达内斯明确阐明，“伊庇鲁斯非常高兴认可在尼西亚的大教长的权威，但不会认可其皇帝的权威”。
但在流亡期间，东正教会的势力日益增强，尼西亚帝国的皇帝们越来越需要东正教会在道义上的支持，最明显的需求就是皇帝需要大教长的加冕。
当大教长约瑟夫一世拒绝给篡夺皇位的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加上“神圣的”尊号时，皇帝极为恼怒。
皇帝如果得不到东正教会的支持，就很难达成自己的政治愿望。
米哈伊尔八世想要以教会合并来化解安茹的查理对拜占廷帝国的威胁，但是遭到了东正教会的强烈反对作罢。
二、对东、西方教会关系的影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失算者是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从一开始英诺森三世就失去了对这次东征的掌控。
英诺森三世发动此次十字军东征的本意是要从异教徒手中拯救圣地，但十字军却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君士坦丁堡，攻占并洗劫了“东地中海上的明珠”。
最初，拉丁皇帝鲍尔温一世向教皇报告十字军夺取君士坦丁堡的消息时，教皇非常高兴地认为，这是上帝将这一伟大的荣耀和福祉赐予罗马教廷，认为这一消息对所有基督教世界的民众来说都是一件值得欢欣鼓舞的事。
教皇号召所有的教士、领主和民众去支持鲍尔温，也表达了君士坦丁堡被占领后，要从异教徒手中收复圣地耶路撒冷会更加容易的愿望。
在教皇致鲍尔温的另一封信中，教皇写道：“当然，虽然我们已得知君士坦丁堡已归顺它的母亲，神圣的天主教会，不过，如果耶路撒冷能回到基督教人民的手里，那么我们会更加高兴的”。
但是，当教皇听说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所做的骇人听闻的恶劣行径后，他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教皇在致蒙特菲拉特侯爵博尼法斯的信中谴责道：“你们无权这样对待希腊人，这好像背离了你们誓言的纯洁性，你们的远征不去反对萨拉森人，而是去反对基督教徒，意味着你们不是去收复耶路撒冷，而是去夺取君士坦丁堡，喜爱尘世的财富甚于天堂的财富。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十字军骑士既不宽恕其他宗教的人，也不宽容老年人和妇女……。
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十字军并未到达圣地耶路撒冷，由于之后的拉丁帝国因为没有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不仅未能给予圣地耶路撒冷以帮助，而且还将当地大量的人力资源吸引到了君士坦丁堡。
因为对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以及两大教会和谈时，拉丁教士对东正教会的傲慢态度，更加深了两大教会之间的隔阂。
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经吹嘘十字军将结束两大教会的分裂，“使基督教世界重新统一在上帝的旗帜下”，可十字军在君士坦丁堡的野蛮行径却无法得到东正教会的原谅。
即使后来，短暂复兴的拜占廷统治者提倡与罗马教会联合，共同组成抵抗土耳其人的统一战线，但拜占廷的人民不会追随统治者，民众难以忘记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给他们带来的伤害，特别是心灵上的创伤。
从长远来看，罗马教会和东方教会的疏远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在东方基督徒的心中，这种分裂已是根深蒂固而无法弥补和改变。
对于后期拜占廷帝国的希腊人来说，他们宁愿向土耳其人投降，也不屈服拉丁人。
三、对东地中海政治格局的影响
拜占廷帝国的衰落，同时对东地中海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航海共和国威尼斯的崛起。
威尼斯是此次十字军东征的最大受益者，一方面，通过占领君士坦丁堡获得大量的战利品，按照1204年的瓜分协议，威尼斯还获得了占领区3/8的领土。由于攫取了拜占廷帝国巨大的财富，威尼斯成为当时欧洲最富庶和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1240年，一位作家邦克帕诺·达西纳游历威尼斯后宣称，“你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可以与之匹敌的城市了”。
另一方面，这次征服的另一个重要的结果，就是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区域确立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获取这种地位是威尼斯人长期以来的目标，也成为其未来繁荣兴旺的基础。
夺取君士坦丁堡之后，威尼斯得到了1204年之前梦寐以求的一切商业特权，虽然起初拜占廷帝国的中央集权体制的瓦解并没有立即为威尼斯带来好处，但是威尼斯却凭借1204年之后的强大政治实力，在克里特岛、尤俾亚半岛、伯罗奔尼撒半岛建立起新的商业中心，并使这些商业中心繁华起来，逐渐确立一种新的以交换为主的贸易体系。
这种新的贸易体系要求原属拜占廷帝国的若干部分保持分裂状态，因为分裂可以使威尼斯在贸易中获取巨大经济利益。因此，维持这一分裂局面成为威尼斯外交政策的目标，这也是威尼斯人日后顽强反对奥斯曼人的原因。
威尼斯能够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对自己的商业竞争对手热那亚共和国毫不掩饰的嫉妒，并对热那亚人的海上劫掠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导致热那亚人不能从克里特岛赶走威尼斯人，或者建立他们自己的任何有效的海外商业基地，最终迫不得已只能向威尼斯人妥协。
热那亚人在1204年之后，也吃了不少拉丁帝国的苦头，他们虽然在1249年占领了罗德岛这个海上航运中心，但不久就被来自大陆的希腊军队驱逐出去。
1261年米哈伊尔八世帕列奥列格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之后，热那亚人才在拜占廷皇帝的支持下，扭转了自己之前的劣势地位。
他们抓住了蒙古人入侵俄罗斯南部和安纳托利亚所带来的新机遇，大力开拓黑海地区的市场，米哈伊尔八世去世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人牢牢控制了这一新的贸易市场。
事实上，“拜占廷帝国成为这两个共和国的玩物，他们已经剥夺了拜占廷帝国曾经享有的海上霸权和商业垄断权，并在他们之间分享”。
从拜占廷帝国的衰落中获益的不仅仅是威尼斯人，还有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拜占廷人虽然于1261年收复了君士坦丁堡，但帝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辉煌。
此时的拜占廷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力量来遏制土耳其人的扩张。
自1291年之后，拜占廷帝国进入到持续衰落期。安德罗尼库斯二世在位时，帝国无法反击古老的塞尔柱突厥苏丹国的埃米尔，以捍卫其东部疆界。
到安德罗尼库斯1328年被废黜后，小亚细亚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经永久地丢失了。
之后取代塞尔柱突厥人兴起的，是更为生机勃勃的奥斯曼土耳其人。1354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成功地在达达尼尔海峡的欧洲一端的加利波利，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从这里，他们发起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服。
拜占廷帝国又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奥斯曼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占领而正式灭亡。
从此以后，东正教世界的领导权从“欧洲文化的地中海诞生地，传递到了遥远的东北、到了辽阔的俄罗斯草原。第二罗马让位于莫斯科的第三罗马”。
拜占廷帝国的灭亡，使欧洲丧失了一道抵抗奥斯曼土耳其迅速扩张的坚固屏障，随后的欧洲不得不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强大攻势下颤栗了好几个世纪，直到1571年的勒班托海战，西班牙舰队沉重打击了奥斯曼帝国的海军，欧洲才遏制住奥斯曼土耳其人向西扩张的势头。
四、对巴尔干半岛的深远影响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造成的重大影响之一，就是中断了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整合进程，造成了今天巴尔干半岛民族、宗教错综复杂的局面。
长期以来拜占廷人通过文化、宗教来深化巴尔干地区的内部联合，自9世纪中期直到13世纪初，拜占廷人的这种努力是成功的。
一种被整个东欧世界承认的拜占廷一斯拉夫传统基本形成，巴尔干半岛朝着内部联合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巴尔干半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和谐局面，这个因民族迁徙长期陷入动乱的地区，看上去在拜占廷宗教文化扩张中即将结合成一个新的整体，在半岛狭小的空间聚集的不同民族似乎将融合成为一个新的实体。
历史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的话，我们今天就看不到“巴尔干火药桶”了。
但历史不能假设，第四次十字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中断了这一正在发展的进程，也打破了这个还有待巩固的和谐局面。
以拜占廷政治文化体系为核心的巴尔干半岛整合体系被打乱后，拜占廷帝国失去了半岛整合过程的主导权，原本巴尔干半岛继续整合所依靠的是共同的经济基础，在中世纪，这个基础需要在漫长的贸易活动中加以培育。
巴尔干半岛恰恰在这个关键环节上没能继续下去，拜占廷帝国朝贡体系还没促成巴尔干半岛共同市场或商业体系的成熟，帝国的大厦就崩塌了。
帝国衰落之后，巴尔干半岛群雄逐鹿。争夺半岛最高控制权的争斗带来的惟一结果，就是削弱了半岛共同利益的基础，松弛了半岛各民族联系的纽带，这就为外界势力的进入提供了温床。
奥斯曼土耳其人是第一支从南向北成功侵入巴尔干半岛的异族、异教力量，其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拜占廷帝国的衰落。
巴尔干半岛各势力在奥斯曼帝国的强大攻势下纷纷屈服，奥斯曼帝国企图在巴尔干半岛继续强制推行“一体化”，但终因宗教、文化差异过于悬殊而失败。
今天的巴尔干半岛仍然缺乏一体化的内在动力，内部联系仍然极为脆弱，现实的共同利益仍然不能消解历史遗留下来的隔膜，也无法填平历史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的巨大鸿沟。
巴尔干半岛一体化的未来，看来还是只能依赖外来力量，比如可能未来在欧洲一体化中完成新的整合。
但路漫漫其修远兮，巴尔干半岛如今仍然是个随时可能点燃的火药桶，如果要追责制造这个火药桶的始作俑者，那无疑就是那些野蛮的拉丁十字军了。
结论
1204年的十字军东征打断了拜占廷帝国原有正常的交替发展进程。
尼西亚帝国时期，拜占廷人虽然经历了一个短暂复兴的阶段，但是，1261年之后的帝国仅仅是1204年之前帝国的一个阴影，帝国也只能更多在文化上寻找昔日的荣耀。
1204年的十字军东征，彻底改变了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关系，东、西方教会从此完全决裂。
同时，东征也改变了东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威尼斯是这一格局演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通过此次十字军东征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拜占廷帝国，使帝国长期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无法再次实现统一；
另一方面又间接打击了自己的商业竞争对手热那亚，将热那亚的势力逐出了君士坦丁堡。
米哈伊尔八世去世后，威尼斯又伙同热那亚控制了黑海地区，彻底扼住了帝国的经济命脉，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帝国的衰亡使其逐渐丧失了对巴尔干半岛进行文化整合的主导权，半岛进入了一个群雄逐鹿的局面，使得基督教的潜在对手奥斯曼土耳其人能够趁势崛起，向巴尔干渗透，最终为帝国灭亡埋下了隐患。
奥斯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介入，不但未能消除这一地区的民族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一地区民族矛盾的复杂性，导致了今日“巴尔干火药桶”的形成。
作者认为：
一个国家的衰落，不论其政体是君主政体，还是共和政体，都免不了要从内部和外部寻找原因。拜占庭帝国的衰落从内部来看实际上是一个早已开始的过程。
而十字军东征则是拜占庭帝国灭亡的加速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得拜占庭的领土四分五裂，并且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拉丁帝国，导致拜占庭被迫开始了流亡帝国的生涯。
在特拉比松、伊庇鲁斯和尼西亚建立政权勉强支撑。这虽然不是造成拜占庭灭亡的主要原因，但它沉重的打击了拜占庭，加速了拜占庭帝国衰落的速度，即使拜占庭在1261年曾短暂复国，也没能恢复其往昔的风采。
纵观历史，拜占庭再也没能恢复到之前的威势，只能苟延残喘，直到最终灭亡。
当然，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十字军东征也有“积极”的一面，间接的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的出现。
欧洲人东征东方后，发现了在欧洲已经消失了却仍在当地存在的古希腊文化的残存，欧洲人他们带回后，最终导致了文艺复兴的出现。
十字军东征(中古欧洲历史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