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以前的2000多年中，古代中国平均约6年就会发生一场大的瘟疫。人们与瘟疫进行着艰苦的斗争，医生无疑是“战疫”的主力军。张仲景就是这样一位医生，他不恋仕途，用毕生精力刻苦钻研医术，与瘟疫展开生死较量，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医圣”。
一
汉末大瘟疫
自古以来，瘟疫就是国家极其重视的大事，稍有规模的疫情必然被史官记录在册。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统计，中国古代发生重大疫情的次数是：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另据王玉兴《中国古代疫情年表》的统计，自公元前243年至1911年，近2000年的时间里共发生重大疫情352次：秦汉34次，三国8次，两晋24次，南北朝16次，隋唐22次，宋金70次，元朝24次，明朝39次，清朝115次，平均6.1年发生一次。
汉末三国时代，政局动荡，战乱几乎年年发生，加上天灾不断，加剧了瘟疫的爆发。仅汉献帝建安年间（196—220年），史书记载的大规模疫情就发生了5次：建安元年（196年），中原、关中及大部分北方地区暴发了大规模疫情，曹操正与吕布争夺兖州，双方都没有军粮，陷入苦战，身在长安的汉献帝亲自为灾民煮粥；建安十三年（208年），正南征荆州的曹操所部遭遇疫情，“吏士多死”；建安二十年（215年），正进攻合肥的孙权遭遇疫情——即“吴疾疫”，被迫撤军；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江淮流域及北方大部分地区发生大疫，“建安七子”中5人同时死于此次疫情；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江东地区发生大疫。
这些重大疫情改变了历史：如果没有瘟疫，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也许会少吃很多苦，并且极可能在有生之年统一中国；如果没有瘟疫，张辽在合肥城外逍遥津“八百破十万”的传奇也许就不存在；如果没有瘟疫，汉末三国的文学事业也许更加辉煌。更重要的是，每一次瘟疫的暴发都造成了极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曹植在《说疫气》一文记述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那场大瘟疫造成的惨状：“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人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频繁发生的瘟疫造成人口锐减，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曾做过一次人口普查，当时的人口总数为5648.6万，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这一数字跌至1616.3万，呈“断崖式”下降。其中的原因，战乱是一个重要方面，瘟疫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
二
家族的巨大不幸
汉末，南阳郡涅阳县（今属河南省邓州市）有一个张姓家族，这是一个大家族，整个家族有200多口人。家族里有一个年轻人，名叫张机，字仲景，敏而好学，又有品行，被推举为孝廉。孝与廉是汉朝选拔官吏的两个科目，孝指孝子，汉朝以孝治国，很看重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品行；廉即廉洁之士，有清廉的操守。汉朝还没有科举考试，除从太学毕业进入仕途之外，被地方推举为孝廉是另一个重要的入仕途径，但名额非常有限，汉朝规定：以郡和国为单位，20万人口以上的每年只能推荐一人为孝廉，20万人口以下的每两年推荐一人。东汉约110个郡国，按照这个标准，每年能成为孝廉的只有几十人。
张仲景被本郡推举为孝廉，说明他是那个时代一位出类拔萃的青年。涅阳张氏家族虽然庞大，但在当时还算不上显赫，在此之前似乎也没有出过特别有名的人物，张仲景能成为孝廉，完全靠的是自身努力。成为孝廉后，可以与洛阳太学里的学生一样，先被授为郎官，前往天子身边或朝廷各官署中实习一段时间，之后分配工作，到地方或在朝廷中任职。在张仲景的面前，似乎前景一片光明。然而此时天下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是被诸葛亮称为“桓灵之世”的时代，“亲小人，远贤臣”，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天下早已民不聊生。
更可怕的是，频繁发生的瘟疫对百姓造成了更为直接的打击。张仲景所在的家族本枝繁叶茂，但自建安元年（196年）开始便屡屡在瘟疫打击下损丁减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 序》中记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不到10年时间，200多口的大家族就有三分之二的人死去，其中被瘟疫夺去生命的占70%，这是何等的惨烈！不过，这也只是那个时代众多家庭的一个缩影而已。
三
第一位“坐堂医生”
家族的不幸、身边百姓的痛苦激发了张仲景学习、探求医学知识的决心。那时候没有专门的医学专科学校，想掌握医术，一方面靠自学，另一方面靠拜师。张仲景从小接触到许多图书典籍，他博览群书，尤其对医学方面的书籍特别感兴趣。他曾在书中看到扁鹊诊治齐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十分钦佩，张仲景自述：“余每览越人入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
本郡有一位名叫张伯祖的名医，医术精湛，笃好医方、精明脉证，疗病每有奇效，凡找他看病的人十之八九都能治愈，因此远近闻名。张仲景慕名前往，提出拜张伯祖为师，一番诚意打动了张伯祖，答应了张仲景的拜师请求。于是，张仲景在张伯祖指导下进一步钻研医术。张仲景学习刻苦，除老师耳提面命外，还学习了前人留下的医学成果，涉猎十分广泛，“上古有神农、黄帝、岐伯、伯高、雷公、少俞、少师、仲文，中世有长桑、扁鹊，汉有公乘阳庆及仓公”（《伤寒杂病论 序》）。张仲景在医学方面极具天赋，所以学业精进，医术不断提高，甚至逐渐超过了老师，时人称赞“其识用精微过其师”，《襄阳府志》也有记载：“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在当时的社会上，医生地位低微，医术被称为“贱业”，年轻人多以进入仕途为人生首选，张仲景被举为孝廉，这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但他的志向不在做官上。南阳郡有一位奇人，名叫何颙，以善于识人见长，曾当面点评过曹操、荀彧等人，无不精准。作为张仲景的同乡，何颙也关注过这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不过何颙也不认为仕途是张仲景的发展方向，他曾当面对张仲景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太平御览·何颙别传》）何颙认为张仲景不仅才思敏捷，而且善于学习，但不善于做官，日后可以在医学方面发展。
晋人王叔和曾整理过张仲景留下的著作，根据他的记述，张仲景曾做过长沙郡太守。东汉末年的长沙郡属荆州刺史部，主要管辖范围与今湖南省有较多重合，下治九县，治所湘县（今湖南省长沙市）。郡太守是品秩二千石的高官，与朝中九卿相当，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张仲景担任郡太守后须处理许多公务，平时很忙，但他仍然不放弃给百姓看病。现在，人们将医生为患者诊病也称“坐堂”，相传这一典故就与张仲景有关。说的是张仲景担任郡太守后告示百姓，每个月初一、十五两天郡政府衙门不问政事，大开大门为百姓看病，张仲景把官衙“大堂”当成诊室，于是留下“坐堂医生”的美谈。
四
辨证施治战疫情
为了战胜当时流行的各种瘟疫，张仲景刻苦研习了《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等古代医书，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于其中与瘟疫有关的治疗方法尤为关注。《素问》认为“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还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这里的“热病”指的就是流行性传染疾病，张仲景将其统称为“伤寒”，于是撰写《伤寒杂病论》一书，对这些疾病进行系统性研究，不仅有理论方面的阐述，还有如何治疗与用药的讲解。
之前的医书对各类瘟疫虽有涉及，但不够全面和系统，在诊断方面缺乏统一标准，不利于诊断和用药。张仲景对各种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的不同症状进行总结、归类，区分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病势的进退缓急以及有无宿疾等因素，将疾病分为6种症候群，然后根据不同的病种提出相应的治疗方法，这种先“辨证”再“论治”的原则被后世医学广泛采用。
《伤寒杂病论》以6种症候群为统领，逐项细分，对应的是具体病状和病例，非常实用。比如，遇到发热、恶寒、头痛、脉浮的病人，将其归为表证，属太阳病，但其中又分有汗与无汗、脉缓与脉急等不同类别，对于有汗、脉浮缓的太阳病，用桂枝汤治疗；对于无汗、脉浮紧的太阳病，用麻黄汤治疗；对于无汗、脉紧的太阳病，用大青龙汤治疗。用这样的方法诊病、治病，十分简单且很实用，不易误诊、误治，可使医家执简驭繁。
《伤寒杂病论》确立了张仲景在医学史上的地位，但在连年战乱中，许多书简保存不易，《伤寒杂病论》一度也面临散落佚失的危险，晋朝太医令王叔和有感于《伤寒杂病论》的重要性，对其进行了搜集、整理和修复，将其删定为《伤寒论》一书，张仲景的医学著作于是得以流传后世。晋代以后，注释、研究《伤寒论》的学者逾千家，清代医学家张志聪认为：“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者不可以为医。”此处所指的“论”即《伤寒论》。《伤寒论》不仅在中国备受推崇，还流传到海外，在世界各地广受赞誉，日本自康平年间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就有近200人之多。
五
留下数百个珍贵药方
治病的第一步是诊断，准确诊断后，要使“病除”，还须“药到”。张仲景除花费很大精力研究“辨证”外，对方药也进行了刻苦研究，《伤寒论》中载有方剂113个。张仲景另一部医学著作《金匮要略》中载有262个，除去两书中重复的方剂，实收269个，不仅涵盖的疾病种类广泛，而且方剂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等，品种之丰富、制作过程记述之详尽超过了此前所有医书，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被称为“方书之祖”。
张仲景所记述的方剂，全部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各类疾病，是百姓平常容易碰到的。而方剂所用药物大多也容易取得，比如桂枝汤，主要用桂枝与芍药配伍，主治头痛发热、汗出恶风、鼻鸣干呕、苔白等症，虽不深奥，却隐藏着变化，如两种药物各用3两配伍为桂枝汤，将芍药再加上3两就成为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普通的一剂桂枝汤，如果加进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不同药材，又能变化出几十个方剂。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
张仲景在方剂配制方面的理论以及药物配伍、加减变化方面的做法一直为后世医家遵循。《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所载的许多方剂，也一直被人们使用了千百年，有些方剂至今仍被采用，如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急性黄疸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胆道蛔虫症的乌梅丸、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等，都被视为临床应用中的良方。
六
活在百姓心中
张仲景医术高明、医德高尚，为抗击瘟疫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后世医学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史书对张仲景的记载却不多，记述张仲景同时代人物事迹的《后汉书》和《三国志》中都没有张仲景的传记，甚至对他也没有提及，仿佛没有这样一个人。
史书不提张仲景，也许觉得他担任过的最高职务不过是郡太守，仅在建安年间，担任过郡太守的人至少有一两千人，史书单独列出传记的不过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张仲景在政务方面没有特殊贡献，也没有与当时的风云人物曹操、刘备、孙权等人有过直接交往，所以不提。至于作为医学家的张仲景，史书对此也不关注，《三国志》中有与张仲景同时代的另一位名医华佗的传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佗与曹操的关系。
史书虽不载，但张仲景之名并没有因此湮没无闻。除王叔和外，晋朝另一位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甲乙经》中也提到张仲景：“汉有华佗、张仲景。其它奇方异治，施世者多，亦不能尽记其本末。”皇甫谧记载了张仲景为“建安七子”之一王粲诊病的故事，对张仲景的医术无比佩服，认为“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对于《三国志》中没有记载张仲景的事迹，唐朝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曾提出过质疑：“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三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
与史书有意或无意“忽略”不同，张仲景在民间有着崇高地位，人们推崇他的医学著作，敬仰他的医术和医德，将他称为“医圣”。在张仲景的家乡，人们修建了“医圣祠”，每年张仲景的诞辰日还举办大型纪念活动。人们怀念张仲景，看中的不仅是他医术高超，更看中他不恋权势、热爱百姓和勇于同瘟疫作斗争的高贵品质。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271期
【瞭望智库特约历史观察员，知名作家】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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