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实践中，主体间会形成共同的、持久性的价值规范，经过有目的的整理、凝练和升华，这些价值规范逐渐演变成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对国家制度和经济基础具有重要的反作用。这使核心价值观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本身的优化、完善构成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之一。
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
调和冲突功能。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把对立阶级的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的力量。这一目标的实现除了依靠法律、制度，也需要发挥核心价值观的调和功能。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价值规范加工和改造的产物，往往与既定的道德伦理相结合。这一特性使国家治理具备了某种柔性，更能为社会成员所普遍接受。核心价值观唯有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群众的价值诉求和共同意愿才能有效发挥此种作用。对于中国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展开的，内含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反映着社会成员的普遍诉求。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得有效化解各类主体因过度追逐利益而造成的风险，实现价值纠偏，保证社会和谐和国家治理过程的平稳有序。
价值引领功能。核心价值观基于一个社会普遍接受的道德伦理和特定的正义观念而构建，反映着社会的发展趋势、方向和生产力要求，表达着人们的普遍愿望、价值共识和共同理想。这种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规律性把握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价值评判标准。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制度的建构、政策的实施、体制机制的运行与改革等都不能背离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唯此才能从中获得必要的精神力量和道义支持。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先进的思想，也为公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选择提供了指引，其所蕴含的价值准则有助于培育公民的崇高理想和高雅情趣，促使人们的思想意识不断成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自觉的实践主体。
凝聚整合功能。社会转型期，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凸显，各种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相互激荡。在此形势下，增强主体间的理解、信任和默契，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保持和谐稳定大局，就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核心价值观与一个国家上层建筑所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统一，这使国家制度、法治等成为核心价值观的物质实现方式，将自身内含的价值理念转化成为被普遍遵守的社会规范，从而很大程度上整合了思想观念领域所出现的“碎片化”局面，实现了人们思想认识和价值共识的统一。通过核心价值观所实现的这种整合与凝聚并非强制性的，而是在尊重理性与包容基础上的一种说服与纠偏，由此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提升了治理的优势和效能。
批判回应功能。随着全球化加速，互联网普及，思想领域的对外交流日益深入、广泛。在此过程中，各种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的思想观念传入境内。对此，从各个层面“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正是对各种思潮的正面回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地阐释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共同愿景，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尊重并兼顾了多样化的思想意识观念，这使之能够有力地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巩固主旋律并引领社会发展，由此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思想基础。
核心价值观建设的薄弱点
面临不同价值认知的冲击。核心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取决于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革开放40多年来，经济发展使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成员原有的同质性身份被打破，造成了多元化的社会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进而造就了多样化的价值取向。面对这一局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具备对各种价值认知的包容性，也必须认识到其中可能存在失范、弱化政治认同、误导价值评价的问题。同时还要看到，一些核心价值观尚未完全成熟、定型，相关价值还处于培育过程中，其应对冲击的能力有待强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治理的难度。
制度化和法治支撑有待健全。核心价值观必然要落实到制度建设和治理工作中，否则其作用发挥就会沦为空谈。目前来看，运行核心价值观的制度化和法治渠道还需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某些体制规定与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不相适应，核心价值观本身的法治化程度有待提高。例如，民众的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机制、利益协调和矛盾调处机制等不完善。这些问题造成核心价值观缺少具体的运行机制，难以“落地生根”，而这一情况又反过来限制了核心价值观对制度体系作用的发挥。
与民众日常行为、思维存在隔阂。人的价值观是在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过程中生成的。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要求和关系的认知相对粗浅，日常生活与交往中也较少自觉遵循这些价值规范。这导致核心价值观未能真正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与行动自觉，而这种隔阂无疑削弱了核心价值观的治理功能。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
批判吸收古今中外的价值资源。一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养分，但如果不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批判性改造、重构和创新，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那么核心价值观也将难以真正成熟、定型。再者，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很大程度上是在同西方的碰撞与交流中开启的，始终面临着如何协调处理民族性与世界性、传统性与现代性关系的问题。因此，培育核心价值观，既需要面向传统，强化对民族文化挖掘整理，也应面向现代、面向世界，深化对外交流，从中汲取有益资源。在此基础上，对这些资源进行有效的梳理、协调和改造，使之融会贯通，有机地融于核心价值观之中。对这些资源的借鉴与吸收不是直接套用，而是要跳出其表象，抓住其规律性的特征，以对现代化进程和长期历史发展的逻辑总结超越某些片面化认识，深刻地研究和阐释各核心价值的内涵与要求，保证其能够为社会公众所理解和践行。
构建相应的法治和制度化实施机制。运用核心价值观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以德治国的实现方式。德治虽具备一定的道德约束力，但并不具有强制性，因而就离不开法治和制度的保障。后者能够及时惩戒各种违反和损害核心价值观的行为，维护公序良俗，为践行核心价值观提供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故此，必须协调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制度的关系，实现德法共治、协同发力。这要求加强相关立法、执法、司法和普法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此外，还应深化影响核心价值观落实的体制性因素的改革，不断对制度体系本身查漏补缺、疏塞修缮、巩固强化，把群众诉求的表达和矛盾的化解纳入合理合法的渠道之中，减少制度漏洞及其所可能造成的对核心价值观治理功能发挥的制约作用。
促进核心价值观充分内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核心价值观治理功能的发挥归根结底依赖于其为社会主体所接受、认可和理解的程度。唯有充分实现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这一过程离不开宣传教育的作用，应积极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教育，同时发挥政府、社会、媒体、学校、家庭等途径的作用，消除主体思维与核心价值观之间的隔阂，将核心价值观内化成自身的行为自觉。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方亮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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