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丰
北京最大打工子弟学校、位于石景山的黄庄学校正式关停。1800名打工子弟，大部分可能要回老家上学。理论上说，他们也可以“接受分流”，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没有户口，回家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命运。
视频里，黄庄学校的校长陈显恩潸然泪下。一个多月前的7月3日，黄庄学校刚开了20周年校庆活动。和那些名校的排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媒体发布的校庆照片来看，黄庄学校有着体面的教学楼和校园。在过去20年，他们为数万打工子弟提供了教育。
（黄庄学校20周年庆活动现场）
现在再回首陈显恩校长在校庆上的讲话，显得别有一番悲情的味道。在讲话中，陈校长感谢了很多人，八宝山农工商公司提供了场地，石景山教育局的帮助，接下来的名单还包括宋庆龄基金会、NBA中国篮球联盟以及北大、北师大等高校以及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努力。
可以说，是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黄庄学校才坚持了20年。如今，这些努力已经不足以支撑这个学校继续存在下去。在学校关停的原因中，有这样一条——“不符合办学条件”。只能让人感慨，社会各界的努力，还不足以跟得上城市发展的步伐。
黄庄学校的关停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类似规模更小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北京也很难达到“办学条件”的要求。这同时也意味着，面临读书困境的，可能不仅仅是黄庄学校的1800名学生，而是一个数量相当庞大的群体。这些孩子的父母将不得不做出一个两难选择，是让孩子独自回老家读书，还是自己也彻底告别北京，回到故乡生活？
（2011年黄庄学校作为《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纪录片的取景地 来源：纪录片视频截图）
这也等于宣告，在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有相当数量的城市建设者，无法在自己参与建设的城市立足。这是一个靠自己努力无法突破的天花板，他们只能把这理解为命运，并且陷入长久的沉默。
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城市化受益于这种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活力，而在今天，处在最顶端的城市，开始呈现出某种封闭性。如果说房价上涨和房租上涨，可以从市场的角度进行理解的话，打工子弟的教育问题，就不能简单定性为市场行为。一个城市应该具备这样的包容性，同时也应该有能力来采取措施，让生活在城市里的每一个儿童都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打工”和“打工子弟”这两个词的定义，其实是非常宽泛的。广义上说，任何一个在城市工作的人，都是一个“打工者”，现在却意味着一种区分：能否在城市买房，能否把户口转到自己工作的城市，能否解决自己孩子的读书问题，这可能是三个层面的问题，也涵盖着不同的人群。
（关于收回黄庄学校租用土地的通告）
但是，如果不能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哪怕是有相当经济地位的创业者，可能也不得不面临着和孩子分离的局面。有些人认为，淘汰不够办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会优化城市的人口结构，让城市尽可能地吸收高素质人群。这种想法本身可能就是危险的。一个失去包容性和多样性的城市，将伤害大部分人群的生活。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在小区里修水管的外来务工人员不得不因为孩子失去教育机会而离开，就将严重影响居民生活的幸福感。
打工子弟学校一直处在城市教育的边缘，事实上那些孩子的家长，也并不指望孩子能享受和“城里孩子”（或者有户籍的孩子）同等质量的教育。他们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孩子能够受到基本的教育，同时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能够陪伴到孩子身边而已。让孩子接受“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本身就是对某种不平等的默认，这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在城市讨生活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今，他们却连这样的机会也丧失了。
尽管统计口径不同，中国的留守儿童保守估计也有数千万人。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一直是政府所面临的核心议题之一。打工子弟学校关停这样的事情如果在更多的大城市出现，就会造成更多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这些孩子随父母在大城市生活几年后，即便再次回到故乡，也会重新面临一个适应的问题。一个少年，将不得不在自己的国土上收获某种流浪感。
（2011年8月15日，一男孩站在刚被强拆的位于海淀区东升乡的新希望实验学校门口）
“留守儿童”的现状让人担忧，但是最让人担忧的还是等他们长大后，会给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某种程度上，这也取决于他们从社会中能够感受到什么。从这个角度看，那些被迫回老家入学读书的孩子，在本质上是被驱逐了。如何缓解这种驱逐对他们造成的心理伤害，是学校和父母都应该重视的问题，但是很明显，这注定会是一项“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好意思呼吁父母们多生孩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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