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件艺术作品被神化崇拜的时候，它就已经终结了。”
托马斯·斯特鲁斯
贝歇夫妇的得意门徒
二战结束九年后的1954年，托马斯·斯特鲁斯出生于德国莱茵地区的格尔登。父亲曾在战争期间应征纳粹军队，但不明确是国防军还是党卫军。母亲是一名陶艺匠人，喜爱艺术。或许受母亲影响，在弥漫着压抑气氛的战后，托马斯·斯特鲁斯选择沉浸在艺术之中。
最开始，画笔是斯特鲁斯的武器，其创作亦逃不开战后心理创伤这一主题。凭借出色的画作，斯特鲁斯顺利进入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接受正统学院派绘画教育。但也正是在这个名噪一时的艺术学院，他被摄影展现细节的能力所震撼，并为之痴迷，转投贝歇夫妇门下，成为耳熟能详的“杜塞尔多夫派”中一名重要旗手。
托马斯·斯特鲁斯最早用相机瞄准的，是杜塞尔多夫的城市街景。迷人的黑白、严格的中心对称，这是斯特鲁斯所摄图像的常态。杜塞尔多夫之后，斯特鲁斯更是把这一风格延续到世界各地：纽约、东京、北京、上海、武汉、首尔、巴西、以色列...他将所有的城市、城郊景观合为「无意识之地」系列。
托马斯·斯特鲁斯选用与人眼接近的高度拍摄，总是将街道按严谨的构图在照片中摆放，两侧的建筑笔直挺立，画面中几乎看不到人的形象，好像一座空城。这种客观且不动声色的记录自然让人想到贝歇夫妇的工业机械照片，他们同样是以几乎机械式的记录去拍摄无生命的对象，却从中映射出人类活动与场所的关系。
无表情冷面肖像摄影家
托马斯·斯特鲁斯开始关注“人”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开始尝试家庭肖像，在他所到之处，他都会在当地选择拍摄家庭肖像的对象。通过简洁的布置、常常面无表情的人物、构图上的站位安排，斯特鲁斯坦言想为观者提供一个模糊、不确定的观看视角，由观者来解读、分析照片，而不被附加的表情限制。
代表作《博物馆》系列
托马斯·斯特鲁斯的作品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也得到了各大博物馆的展出与收藏机会，这使他有机会着眼于所到之处的博物馆与美术馆，于是他开启了博物馆的系列拍摄计划，试图通过观察博物馆中的欣赏者来探索人与艺术品之间的关系，并思考博物馆这个空间对他的意义。
斯特鲁斯将博物馆系列分为两部分，即《博物馆照片》（Museum Photographs ）与《观众》(Audiences )，前者的画面中艺术品与观众同时出现，是某种过去与现在的结合，而在后者中观众成为了完全的主角，艺术品在相框之外，斯特鲁斯希望让观众意识到他们其实是作品的参与者、一个再次诠释艺术品的角色，而不是被动的消费者、旁观者。
机械美学的摄影呈现
总是在探索不同创作主题的托马斯·斯特鲁斯近几年把目光转向了科研场所，例如物理研究所、制药厂、空间站、核设施和手术室等。这些作品通过对结构复杂性的记录，探索了创新和实验的美学，同时也审视了人类运用先进技术和数字工程的前景。
托马斯·斯特鲁斯走到科学的背后，拍下庞大的、纠缠的粗线和零件，或是某些过去人们只能在科幻片中见到的场景。然而，斯特鲁斯对图像质量的把控能力居然能让这些杂乱无章的细节依然井然有序地出现在画面中，而其色彩也可与我们自往昔构建起来关于赛博格（Cyborg，半机器人）的视觉经验相关联，而斯特鲁斯取自现实世界的素材更加强了我们对于未来机械、科学世界的想象，虽然何为机械的美学是无法定义的。
一种德国式的凝视
托马斯·斯特鲁斯基本延续了贝歇夫妇的特质：冷静且疏离的视角、平淡的光线、巨细无遗的精确记录、类型化的组照等等，更重要的是，在他的摄影中延续了贝歇夫妇的摄影理念：绝对客观忠实地记录这个世界。
但斯特鲁斯的摄影又具有不同的发展空间，一个基本点就是，他使用大画幅相机定义了摄影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他将摄影与文学、政治、经济、绘画、科技和电影等不同领域建立了联系，他的关心和敏感的领域所涉及的范围，一直延伸在当今世界的各种令人瞩目的主题中。
托马斯·斯特鲁斯通过优雅的感官判断力分析现实，提出什么是值得观看的，什么是值得捕捉的，他将传统摄影的小舟解缆之后，鼓励摄影者进行开放的、散漫的、广泛的思考，把摄影实践延伸到世界各地。
与中国的渊源
托马斯·斯特鲁斯80年代末在杜塞尔多夫开始跟随马江宝大师学习太极。从1995年到2002年，他总共四次访问中国，分别前往北京、上海和武汉，以及长江、戈壁沙漠和内蒙古等著名景点，参观了工厂、农场和朝圣地。
在1997年第二次访问中国时，斯特鲁斯拍摄了马江宝在北京的家庭肖像，以及马江宝97岁的父亲马月亮的个人肖像。斯特鲁斯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描绘了历史景观、繁忙的城市街道，其中一幅是北京天安门广场(1997年) 。
Thomas Struth 作品赏析
参考资料
[1]http://www.thomasstruth32.com
[2]https://www.sohu.com/a/215903177_721554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