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曾国藩的人格修养与救国理想

  　　摘 要：基于梁启超和曾国藩生活的时空并不曾交叠，而且两人留于后世的形象又大相径庭，因此，他们之间的微妙联系常常被忽略。本文尝试从梁启超的叙述脉络中寻找曾国藩给予他的启示和影响。论述重心着眼于曾国藩从人格修养扩及救国理想的关怀对于梁启超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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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梁启超；曾国藩；人格修养；救国理想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1}
　　1916年，当梁启超在为他所辑录的《曾文正公嘉言钞》写序时，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他对曾国藩的崇敬之情。在这篇序文中，梁启超言简意赅地指出，曾国藩并不是天生有过人的才智，甚至可以说在同辈群中甚为“钝拙”，然而却是这样一个才华并不出众的朴拙人物，“铢积寸累”地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功绩。梁启超在引用《左传》中“三不朽”的说法来褒奖曾国藩的同时，显现他亦认可曾国藩一生的成就，首先是“立德”，然后依次为“立功”和“立言”。这其实也昭示了梁启超把曾国藩的品德修为标举为值得学习的指标。然而，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是曾国藩“立志”“自拔于流俗”的志气。在梁启超看来，曾国藩“一生得力在立志”，并因此成就了他人生中三不朽的功绩。
　　梁启超认为，曾国藩的品德修为并不仅仅是一种独善其身的修身理论，而是可以扩大和延伸至救国救民的广度与深度。即便孟子以及王阳明等古人的学说在体系上更为完整，梁启超却明确指出：“曾文正之殁，去今不过数十年，国中之习尚事势，皆不甚相远……况相去仅一世，遗泽未斩，模楷在望者耶？则兹编也，其真全国人之布帛菽粟而斯须不可去身者也。”{2}可见，梁启超清楚地意识到，在追慕遥远的古代先贤之外，一个实实在在存在于眼前、触手可及的楷模，具有非凡的意义。
　　一、政治际遇与修身之学
　　曾国藩和梁启超皆非出身官宦世家，之所以踏上政治道路，除了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时代的契机亦把他们推到政治前沿。曾国藩生于1811年（嘉庆十六年），卒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隔年，即1873年（同治十二年），梁启超诞生于广东新会，恰恰与他长大后的精神导师擦肩而过。梁启超在其《三十自述》中对此亦曾着墨，写道：“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1}对于自己诞生的这一年，梁启超除了将之与国内外的大事件做连接，亦不忘提及那是“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当中或许不无遗憾。而且，就国内发生的历史事件而言，梁启超所提到的太平天国亡于金陵，曾国藩更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可见，从自己出生的年份来看，不管在个人或历史事件上，最重要的关联人物都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28岁时考中进士，获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踏入仕途，十年七迁，37岁时已官至二品。以此观之，曾国藩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然而，若是在翰林院走完他一辈子的政治旅途，曾国藩或许就将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对后世的影响力也可能不同。曾国藩的政治命运显然是“时势造英雄”的一个极佳例子，太平天国割据南方的局势，撼动的不仅仅是清朝政权，也对以儒家为中心的社会思想结构造成了相当大的冲击。
　　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局面，让曾国藩这个原本手握笔管的翰林也无法静心待在翰林院中了，热血澎湃的激情促使他带着剿灭太平天国的理想踏上战场。毕竟，当时清朝和太平天国的对峙，还暗中潜藏着中国的儒家传统和西方的基督教信仰之间的较劲。换句话说，维护清朝政权也即等同于捍卫儒家传统，这在曾国藩看来，是一种无法置身事外的职责。不过，疆场上瞬息万变的局势，也曾让曾国藩经历几番起起落落。幸而凭着对理想的坚持，曾国藩最终在与太平军的对决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也为他赢得了“中兴名臣”的赞誉。曾国藩走出翰林院踏足疆场的经历，在当时文官和武将各有其权责的权力架构下，实属罕见。这样一个特殊的机遇，并未让曾国藩被过多的权力冲昏头脑，而是更为谨慎地领兵作战，避免自己行差踏错，这其实也是他本身人格修养的一种体现。
　　相较于曾国藩，梁启超可说是少年得志，17岁即中举。然而，梁启超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却非在朝堂之上被赏识，而是随着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而声名大噪。3年后，1898年的维新变法虽说是站在维护清政权的立场，但这一股“在野”的政治关怀者的声浪，传入“在朝”守旧派执政者的耳中，难免因为“在朝”和“在野”的对立，而沦为挑战之声。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其中还包含了两派之间观念的差异、利益的冲突、行事作风的相左等等千丝万缕的纠葛。如此一来，维新变法虽说是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展开，却在实施103天之后，难逃被慈禧太后干涉而遭扼杀的命运。一心期待通过维新变法改良清朝政体、巩固清朝基业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也在一夜之间成了朝廷的通缉犯。这也表示，梁启超跻身朝中的仕途，也因为戊戌政变的发生，而回归到在野政治关怀者的路径上。
　　梁启超的政途，显然没有曾国藩顺遂，若说曾国藩一生的政治道路皆在庙堂之上，那么，梁启超大部分时间的政治身份则是一个在野的政治关怀者。在被清朝通缉期间，逃亡日本的梁启超并未放弃改良清朝政体的理想。作为一个流亡政治家，梁启超希冀透过文字来启蒙中国民众，以促使大众的政治觉醒。这当中，创办于1898年的《清议报》和随后于1902年出刊的《新民丛报》，即是梁启超在这方面的努力。宣统皇帝的退位，带来的是政治体制的转换。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不再是通缉犯，也因此获得了进入政权中心的契机。问题是，不惯处身官场的梁启超，在北洋政府中虽曾贵为司法总长（1913年）和财政总长（1917年），却似乎更为习惯在野政治家的角色，故而在任时间皆不长。梁启超在1917年退出政坛后，投身学术研究，才找到一番新天地。 　　曾国藩战场上的挫败以及梁启超逃亡日本的经历，不能不说是他们政治道路上的低谷，然而对于心怀爱国之情的曾国藩和梁启超而言，这些磨难都可以被转换成人生的历练。特别是梁启超的情况更是一种吊诡的现象，他与康有为之所以推动维新变法，完全是为了清朝的自强，但这一举动在当时的保守派眼中却是对朝廷的威胁。不过，即便被清廷通缉，梁启超的爱国心却没有因此而动摇，在日本避难时期，仍继续为他的救国事业做出努力。旅居日本时期的梁启超曾不止一次地向师友表示，自己因“偶读《曾文正公家书》”，而在人格和道德修为上受到启发。当时的梁启超正从日本前往檀香山筹划保皇会事务，他在1900年3月24日写给康有为的信中对此加以叙说：
　　弟子日间偶读《曾文正公家书》，猛然自省，觉得不如彼处甚多，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1}
　　此时的梁启超，对于之前与康有为因政见稍异而心生龃龉明显懊恼不已。对此，梁启超深自反省，认为皆因自己“道心则日浅”、“不诚不敬”所致。而这种种在道德上的自我要求，与“偶读《曾文正公家书》”有着直接的关联。
　　在写给康有为的信一个月之后，曾国藩在人格和道德修为上给予梁启超的启发，似乎还余韵未了。在致函叶觉迈（湘南）、麦孟华（孺博）等友人时，梁启超更进一步论述了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并表达出决心以此为榜样之意。梁启超在阅读曾国藩家书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启发是“觉得非学道之人，不足以任大事”，所以“养心立身之道断断不可不讲”{2}。这一点，在阅读曾国藩家书之前，梁启超似乎并未加以重视。思想上的这一转变，带给梁启超的不只是自身修养的长进，也让他的政治理念开发出新的面向。
　　处于人生低潮，流亡海外的梁启超正应了曾国藩所谓“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的说法。曾国藩在1868年给陈??的信中写道：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宽，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致于内伤。③
　　曾国藩给予陈??的提点，旅居异乡的梁启超是否有缘阅读不得而知，然而从梁启超在1898年9月写给李蕙仙的家书中，却同样流露出他在危难之中的豁达胸襟：
　　此次之变，以寻常理势论之，先生及吾皆应万无生理，而冒此奇险，若有神助，种种出人意外，是岂无故哉。益信天之所以待我者厚，而有以玉成之也。患难之事，古之豪杰无不备尝，惟庸人乃多庸福耳，何可自轻乎？卿固知我，然我愿卿之自此以后，更加壮也。{4}
　　此时，梁启超正处于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颠沛流离状态，然而其心境若以曾国藩所说的“活泼泼”和“坦荡荡”来形容，似乎也不为过。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5}这八个字用来形容曾国藩和梁启超的政治和修身之路，大概并不为过。作为儒家思想的忠诚守护者，曾国藩可说是实践“内圣外王”之道的一个极佳代表。曾国藩早年跟随唐鉴和倭仁研习理学，之后又深受王夫之的经世致用学说启发，于是努力结合两者，在重视“内圣”修为的同时，也不忽略“外王”的努力。为落实此二者，曾国藩提出了他自己的修炼法门：“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1}提出了注重实践的观点。曾国藩同时也表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2}强调了礼的重要性，认为礼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块基石。纵观曾国藩与梁启超的一生，修身、齐家与治国，的的确确是他们一生中的追求和成就。
　　吴铭能在《困勉志大人之学――曾文正对梁任公的影响》一文中，就特别关注梁启超把曾国藩视为品德修养的精神典范一事。吴铭能写道：
　　曾国藩对梁任公一生之中，尤其在旅日期间到最后病逝于北京，起了极具关键性的作用，换言之，康梁亡命海外，分道扬镳之后，曾国藩在德性修养方面的克己慎独功夫，长随伴任公左右，也因此使任公在几次重大挫折与情感的激愤中，能很快地恢复平静沉着……③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吴铭能也举了梁启超在宣统二年（1900）二月写给徐佛苏的信为例，印证梁启超虽“屡遇拂逆”，却可“心境常泰”，实拜曾国藩的修养功夫所赐。{4}晚年的梁启超在写给孩子们的信中，亦明确表示自己从曾国藩身上获益良多。他在信中写道：
　　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5}
　　这段话，是梁启超写给正在学习的孩子们的经验之谈，因此指涉的是做学问的理路。由此推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不可骄傲自慢”、“不可怯弱自馁”、“做到那里是那里”的格言以及贡献社会的期待，何尝不是一门人生的学问！稍加留心，在梁启超提供给孩子们的人生经验启示当中，又何尝不隐隐浮现着曾国藩留给他的孩子们以及后生晚辈若梁启超等的人生智慧！
　　二、人格修养：内圣之学与“私德”的转化
　　梁启超从1902年《新民丛报》创刊之始，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民”的论文，取名《新民说》。顾名思义，文章中心皆是讨论作为一个“新民”所应具备的思想和特质。不过，在写于1901年的《饮冰室自由书?说悔》一文中，梁启超已提到《大学》中有“作新民”的说法。
　　在《新民说》中为“新民”下了定义和做了阐述之后，梁启超即着墨于“公德”，显示在他的思想中，这是作为中国的“新民”急切需要补足的品德意识，因为“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6}。梁启超如此展开论述的理由在于，他在品德修为上划分了“公德”与“私德”。在他看来：“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7}不过，从1902年的《论公德》发展到1903年的《论私德》，显示梁启超对中国人历来重视的私德也觉得有再加以讨论的必要。其原因正如他在《论私德》开篇所说明： 　　吾自去年著《新民说》，其胸中所怀抱欲发表者，条目不下数十，而以《公德篇》托始焉。论德而别举其公焉者，非谓私德之可以已；谓夫私德者，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抑且先圣昔贤，言之既已圆满纤悉，而无待末学小子之哓哓词费也。乃近年以来，举国嚣嚣靡靡，所谓利国进群之事业，一二未睹，而末流所趋，反贻顽钝者以口实，而曰新理想之贼人子而毒天下。噫！余又可以无言乎！作《论私德》。{1}
　　追根究底，私德乃是公德的基础。若无良好的私德修养，公德的推展也会被“末流”误导，反落人口实，间接导致“新民”之说面对不必要的攻击。于是，既要提倡公德，就必须先让国人具备良好的私德修养。可见，梁启超已经意识到，即使要培植公德，传统中国固有的私德修养也不可偏废。他在《新民说》中一再论述的“公德”和“私德”，换个语境，其实与传统的内圣外王之说有异曲同工之效。这样一种叙述脉络，无形中正符合了梁启超此时从外王之道走回内圣之学的路向。曾国藩在这一点上给予梁启超的启发理应得到重视。
　　梁启超在1902年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落笔撰写《新民说》时，对“新民”之“新”做了明确的定义，并指出“新民”所追求的也是一种贴近中国国情和民情的品德修为。在《新民说?释新民之义》中梁启超表示：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所本无之说也。一人如是，众民亦然。{2}
　　这一段话，提纲挈领地提出了所谓的“新”，关键在于“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即表示不止要在原有的品德基础上去芜存菁，还要配合时代需求，吸收和容纳新的甚至是源于西方的品德元素。
　　基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立场，梁启超表示：“吾固知言德育者，终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补助。”③这是因为中国旧有的道德观本是基于传统的伦常秩序而建立，不能摆脱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准则。然而“道德与伦理异，道德可以包伦理，伦理不可以尽道德。伦理者，或因于时势而稍变其解释，道德则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者也”{4}。所以，在道德重构的过程中，需要从西方新道德中采补旧道德“所本无而新之”。据梁启超的观察，由于中国式的道德立基在伦理关系上，因而显示为从伦理观念上开展出来的“私德”；反之，西方的道德观则偏重社会与国家伦理，故而称为“公德”。梁启超因此表示：“故谓中国言伦理有缺点则可，谓中国言道德有缺点则不可。”{5}此中缘由在于梁启超认为，若道德被局限在“独善其身”的私德中，将无益于社会国家，但这并不表示私德的培养不重要，而是需要结合两者，在具备私德修为的同时，将之扩展到社会国家中，成就公德的成长。
　　梁启超1902年为“新民”立下“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与“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两个依循方向时，虽说也是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深刻的思考，然而至1903年写作《论私德》时，态度上还是有所转变，即从原本的偏重“公德”，转向注重“私德”的培养。这一点，梁启超在《论私德》中亦不讳言：
　　吾畴昔以为中国之旧道德，恐不足以范围今后之人心也，而渴望发明一新道德以补助之。（参观第五节《论公德》篇）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决非今日可以见诸实际者也。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与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难。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国民，必非徒以区区泰西之学说所能为力也。{6}
　　此言足以证明，梁启超清楚地意识到，欲成就他理想中的新民，民众的“智”与“力”尚在其次，更为关键的是“民德”，因为德育若没有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难见其效。如此一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格修养，即展现出其韧性与跨时代之意义。与此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中国的思想和品德教育悠远而广大，尽管因为时局的变化不能固步自封，却也不应该、也不可能全然否定。或许，梁启超在他的《饮冰室自由书?说悔》里引申《大学》中的说法，可以更为贴切地道出“新民”之意：“《大学》曰：‘作新民’。能去其旧染之污者谓之自新，能去社会旧染之污者谓之新民。”{1}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迫切地阐论公德，正如其所言，乃是因为私德在国人品德中，“当久已为尽人所能解悟，能践履”。梁启超在找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以及“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这两种结合新与旧两种道德的融汇之道以前，也并非不认同私德的重要性，而只是认为重私德易于走上“束身寡过”的褊狭之路，所以才说：“吾中国数千年来，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范围既日缩日小。”{2}但当梁启超从曾国藩身上看到私德既可以修身，亦可以扩大影响至身边的朋友、幕僚，并形成风气之时，即打破了他对私德易倾向于独善其身的迷失，看到了“内圣”的自我要求也可以过渡到治理社会国家的“外王”之理想。曾国藩在这一点上，一直是踏踏实实地尽力而为，在他看来：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 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③
　　就因为这一种坚持，曾国藩以身作则，既做修身的内圣功夫，亦达到治国的外王层次，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风气。
　　在修身的方法上，梁启超得益于曾国藩之处甚多。个中理由，当包含梁启超将曾国藩视为一个“可学”之人。毕竟曾国藩是如此平实地将其修身的观点写在日记与家书中，让后生晚辈可借以窥探门径。在曾国藩的修身法门中，梁启超留意到，曾国藩在做事上自制力极强，只要下定决心，少有做不到的事。梁启超一再提及曾国藩在戒烟、早起和写日记这三件事上的坚持，并以之在《新民说》中与读者共勉{4}。若说曾国藩的自制力和毅力之坚韧所发挥的效益仅仅让他成功戒烟或戒除晏起的恶习，那么，这将只停留在“内圣”的层次。然而，曾国藩之所以在梁启超的眼中可以成就其三不朽的事业，源于他是一个成功地将“内圣”的自我品德修为延展至“外王”事业的实践者。梁启超故而将曾国藩戒除恶习的例子与剿灭太平军的事迹相互参照，以小窥大，对曾国藩从自身小事做起，并在国家大事上收获成效的努力，通透地做了剖析。 　　梁启超除了重视曾国藩的自制和毅力修为，也非常看重曾国藩勇于改过的决心。此一品德也在梁启超于《德育鉴》以及《曾文正公嘉言钞》中一再抄录的相关章句显示出来。曾国藩改号“涤生”，即是其善于改过的实证。对此，曾国藩曾有一段夫子自道：“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5}曾国藩以“涤生”自号的举动，显示他下定决心用此号来警惕自己要知错即改。曾氏之所以如此要求自己“改过”，是因为深觉若在德行上有失，又不及时纠正，则将渐渐形成为一种习性，那时再期望将恶习革去，已是大为艰难。故而说： “凡事之须逐日检点者，一日姑待，后来补救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6}
　　曾国藩与梁启超皆极为重视进德和修业，认为这两者才是好修之道。他们各自有一段大方向一致、而细节稍有出入的进德与修业之说可相互参照。就曾国藩看来：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分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1}
　　梁启超1910年在其《岁晚读书录?好修》中则如此写道：
　　凡人于肉体之外，必更求精神上之愉快，乃可以为养，此即屈子好修之说也。好修之道有二：一曰修德，二曰修学。修德者，从宗教道德上，确有所体验，而自得之于己，则浩然之气，终身不衰，自能不淫于富贵，不移于贫贱，此最上也。但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则亦当修学以求自养。无论为旧学为新学，苟吾能入其中而稍有所以自得，则自然相引于弥长，而吾身心别有一系著之处，立于扰扰尘劳之表，则外境界不能以相夺；即稍夺矣，亦不至如空壁逐利者，尽为敌据其本营而进退无据也。其道何由？亦曰好修而已矣。{2}
　　二人虽同样视修德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曾国藩笔下的“德”不外“孝悌仁义”，梁启超却把“德”提升到成为“浩然之气”的层次，并且得之终身不衰，如若求之而不得，则可从修学上下功夫以为依恃。可见，曾国藩讲求的“德”，是每个人在生活中皆可做到的实践层次，而梁启超所追求的“德”，却“非大豪杰之士，未易臻此造诣”。针对修业方面，曾国藩亦精简指称“诗文作字是也”，梁启超则围绕旧学与新学做论述，并认为不管新学或旧学，只要是学有所成，即是一门他人无法夺去的学问。故此，根据梁启超的观点，若非“大豪杰之士”，就应该在修学这一层面下功夫。由此观之，在进德与修业上，曾国藩秉持其一贯谨慎、踏实的态度，认为这两者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积来的成果；梁启超尽管有豪杰与常人之分，亦认为由此二途可获得精神的愉悦，足以“自得”“自养”。显现二人道虽不同，于终极目标上却相当一致。
　　曾国藩和梁启超在后世的评价，或许会在不同的时代因为他们的政治抉择而面对贬责。然而，抽离政治考量，曾国藩和梁启超的品德修养，却可以在不同时代发挥典范效应。阅读了曾国藩家书之后，梁启超立志以曾国藩为楷模，在人格修为上求精进。故而对于曾国藩“苟有富必能润屋，苟有德必能润身，不必如孔子之温良恭俭，孟子之?B面盎背，而后为符验也。凡盛德之君子，必有非常之仪范”③之说，深有同感。唐浩明将曾国藩的修身之道归纳为“诚、敬、静、谨、恒”{4}五字的确非常精确，而且与梁启超在读过曾国藩家书后给自己立下的修身之法如出一辙。梁氏自订的修身功课是，“一曰克己、二曰诚意、三曰立敬、四曰习劳、五曰有恒”，并立志终身以此“五事自课”。{5}即使这五项之中有一两项在用字上不完全相同，但内涵并没有太大差别，足证梁启超虽是“偶读《曾文正公家书》”，却是一生受用无穷，朝着以德润身的方向努力。
　　三、救国理想：外王之道与“公德”的扩展
　　梁启超在没有找到连接内圣与外王的接榫处之前，认为纯粹的品德修为会倾向于“私德”的表现，虽有益于个人，却对社会国家无所贡献。然而，从曾国藩的身上，梁启超却看到，原来私德也有推己及人，扩大至社会国家的可能性。这么一来，梁启超所重视的“公德”也可以从“外王”的传统中找到依归。
　　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梁启超不止一次抄录曾国藩感叹时局的言辞。或许，在抄录的同时，梁启超更为欣赏的是曾国藩与其友群在黑暗时局中坚持操守的气节。曾国藩尝言：
　　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中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1}
　　原因无他，仅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说：“自古大乱之世，必先变乱是非，然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赏罚之任，视乎权位，有得行，有不得行。至于维持是非之公，则吾辈皆有不可辞之任。顾亭林所称匹夫与有责焉者也。”{2}强调了国家的每个子民，在维持社会的是非曲直中，皆背负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更何况是在朝堂上有发言权的国家重臣，更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
　　曾国藩《原才》篇中的一段话，讲述了开风气之先者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梁启超深为认同，并成了他不止一次抄录的“嘉言”：
　　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③
　　即使自身处于一个“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世界，曾国藩和梁启超却始终坚信，只要有足以掀起新风气的“一二人”，或者对他们而言，不管他们本身有没有做到，他们其实正努力在扮演这“一二人”的角色，希冀为国家注入一股清流，那么社会风气的转变就指日可待。此一情况，曾国藩本人的另一段文字，说得更直截了当：“惟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4}在此，曾国藩亦提到改善风气之法，即“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也就是回到“内圣”的路子上。 　　梁启超1910年创办的《国风报》，既然是在说“国风”，《原才》篇中的说法，自然会引起关注。在倡导“开一国之风”的文章中，梁启超征引了《原才》篇以上的论说后，加以阐发道：“此一二人者如在高位，则其势最顺而其效最捷；此一二人者而不在高位，则其收效虽艰，而其势亦未始不可以成。”{5}所以，不管是在曾国藩或是梁启超的认知当中，所谓的“一二人”，可以发挥的力量却不小。如此一来，在这“一二人”登高一呼之后：“是以声气所感，如响斯应。不期然而然，于暗无天日之京师宦海中，乃能放此大光明，而雷霆所昭苏，且将及于全国，一二人之心力，不可谓不伟也。吾是以知君子之道，在知其不可而为之。为之不已，将有可时；若其不为，则天下事固无一可也，夫岂必御史台能独为君子哉？”{6}这是梁启超在《台谏近世感言》中对于改变风气的这“一二人”所做的一个很好的补充。此外，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中《原才》一则的按语中也表示：“公于穷时达时，皆能以心力转移风气，可谓不负其言矣。”{7}一再流露出梁启超对曾国藩造风气之先的赞赏。
　　对于曾国藩和他的朋友、幕僚们所带起的重视品德之风气，梁启超极力推赞。1905年编撰《德育鉴》时，他对此即有所提及，并以之作为《德育鉴》的篇末总结，显见其将曾国藩及其同道视为德育的典范。在1910年《国风报》创刊号上刊载的《说国风》一文中，梁启超从清朝的圣主仁皇帝开始追溯，论述清朝的道义之风，也提到曾国藩和罗泽南等人“几振之矣”，充分肯定了曾国藩和他的朋友、幕僚们的努力。只可惜因为时局艰难，导致他们必须将精神转移到戎马征战上，间接影响了风气的扩散和传承。{1}
　　到了1927年，梁启超在和学生们的谈话中，依然在追慕当年由曾国藩和其友群们建立起来的道德社会：
　　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可以从他们往来的书札中考见。……这些话看起来是很普通的，而他们就只用这些普通话来训练自己。不怕难，不偷巧，最先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班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样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2}
　　我们试看曾文正公等，当时是甚么样修养的？是这样的么？他们所修养的条件：是什么样克已，什么样处事，什么样改变风气，……先从个人，朋友，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做去；一毫不许放松，我们读曾氏的《原才》，便可见了。风气虽坏，自己先改造自己，以次改造我的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找到一个是一个。这样继续不断的努力下去，必然有相当的成功。假定曾文正胡文忠迟死数十年，也许他们的成功是永久了；假定李文忠袁项城也走这一条路，也许直到现在还能见这种风气呢！③
　　梁启超在此更为透彻地提到曾国藩和他的朋友、幕僚们其实就是靠着“不怕难，不偷巧”，先从自己的品德修养下功夫，渐渐地把和自己习气相近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风气之后，自然可以有一番作为。所以，梁启超才会说，“吾以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4}，指的就是他在道德上有影响身边朋友和幕僚的魅力，足以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激扬起一股正气与清流。当然，除了道德修养和影响风气，曾国藩的治国之才亦不容漠视。然而，追根究底，曾国藩的事功成就，依然须回归到他的道德修为这一基础。
　　梁启超对曾国藩的推崇，并非纯粹文字上的高谈阔论，而是在行动上也付诸实践，以身效法。这一点，《说国风》中的一句话足以为证：
　　本报同人，学谫能薄，岂敢比于曾文正所谓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者？顾窃自附于风人之旨，矢志必洁，而称物惟芳；托体虽卑，而择言近雅。此则本报命名之意也。{5}
　　虽然自谦只能遵循《诗经?国风》志洁言雅的传统，但所向往的实为以曾国藩为楷模，借助办报以形成社会风气的努力，由此正显现了梁启超的用心和理想。当然，在梁启超办过的报刊中，并非只有《国风报》贯彻了开通风气的宗旨，《新民丛报》也有相近意图。《新民说》即明言：
　　吾以为学识之开通、运动之预备，皆其余事，而惟道德为之师。无道德观念以相处，则两人且不能为群，而更何事之可图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杰证之则如彼，以吾祖国之豪杰证之则如此，认救国之责任者，其可以得师矣。{6}
　　一句“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连接了曾国藩与澄清天下的关系，也贯穿了曾国藩以及梁启超期许开通风气的理想。而梁氏借重报章以开风气的做法，又切合了将报刊视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种的思路，体现出在影响社会的途径上与曾国藩的相异处。
　　《新民丛报》既抱有“澄清天下”的理想，自然不能缺少对德育的传扬。毕竟，梁启超清楚意识到，不管是学识的开通或是政治运动的预备，更为根本的一点是必须有良好的品德为基础，非此不足以成就大事业。早在1902年创办《新民丛报》时，梁启超即在《本报告白》中表示：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1}
　　可见，梁启超期待中的“新民”，是“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的新民。他在探讨中国和西方的德育观念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分析了智育和德育的关系，并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做了论述。{2}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的宋明儒学或是西方的伦理学，其实应被视为如理化、工程、法律、生计等学科的智育，并不能等同于德育。而且，德育也不应被过度膨胀的智育所掩盖，方可避免德育因此而被诟病，反之亦然。③ 　　基于认识到德育和智育之间的模糊关系，“有志救世”的梁启超自然会在这一问题上认真思考并付诸实践。到了晚年，梁启超在北海和清华研究院学生们的一席谈话中，即指出智育的发展终归必须有德育作为根基，找到让德育和智育相结合的方法：
　　吾所理想的，也许太难不容易实现：我要想把中国儒家道术的修养来做底子，而在学校功课上把他体现出来。在已往的儒家各个不同的派别中，任便做那一家，那都可以的，不过总要有这类的修养来打底子；自己把做人的基础，先打定了。吾相信假定没有这类做人的基础，那末做学问并非为自己做的。……我所最希望的是：在求智识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我这种做学问的方法，可以为修养的工具；而一面在修养的时候，也不是参禅打坐的空修养，要如王阳明所谓在“事上磨练”。{4}
　　这时候的梁启超，在退出政坛专治学问后，依然认为不管是如当初的曾国藩般投身军事政治，或是如现时的自己般献身于学术，一个不能抛开的坚持是，品德修养必须是这些外在事功的根底。梁启超这段与学生的谈话作于1927年，所以即使他抱着满怀的憧憬和理想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只可惜天不假年，两年后，梁启超即病逝，故这番志愿也只能属于未完成的事业了。
　　处身于一个过渡时代，中西文化的冲击，新旧文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这个时代的动荡不安。面对这样的时局，梁启超难免不会将其与曾国藩所说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的时代系联在一起。所以，即使曾国藩身处道光、咸丰与同治年间，梁启超则是前脚踏在光绪、宣统时代，后脚踩在民国时期，但是在曾国藩身上，梁启超却看到了不为时代所局限的品德修为在继续发光发热，并希望效法曾国藩，带领朋友和学生辈改变社会恶俗，兴起新思想、新风气。所以，梁启超热情地呼吁：
　　然而现在的社会，是必须改造的！不改造他，眼看他就此沉沦下去，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但是谁来改造他？一点不客气，是我辈！我辈不改造，谁来改造？要改造社会，先从个人做人方面做去，以次及于旁人，一个、二个，……以至千万个；只要我自己的努力不断，不会终没有成绩的。{5}
　　梁启超透过这番话所传达出来的讯息是，只要“一回头看”，不就正好可以看到曾国藩和他的朋友、幕僚们站在身后作为坚实的后盾，扶持着“中国之新民”们稳健地走向未来。可见，梁启超在修身和开通社会风气这一环节上，显然把曾国藩标举为学习的典范。谭徐峰在论述曾国藩对梁启超的影响时，也指称：“《新民说》重在塑造理想人格，曾国藩的操守成为新民这一英雄系谱重要的一环，其关怀不仅仅在修身，更着眼于救世，期待由此形塑国民，团聚成强大的国家。”{1}以曾国藩本身而言，他在强调品德修为之时，是一种回归到传统的“内圣”之学；而梁启超在倡导“新民”的理想时，更多倾向于“外王”的追求。只是，曾国藩在修身的同时不忘为国家做出贡献，梁启超在为国家的命运而积极培养“新民”时，也意识到需要品德修养作为根基。如此一来，曾国藩与梁启超这两个生活在不同时空中的人，恰恰在追求内圣与外王的努力中，找到交汇点。
　　结 语
　　曾国藩在20岁入涟滨书院时改号“涤生”，有心在品德上去除恶性，在修身品德上下功夫；到了28岁考上进士时，志高气昂地改名“国藩”，立志成为国之藩篱。梁启超则是在《新民丛报》创刊后，常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稿。曾国藩和梁启超爱国的志向从他们的名字和笔名上已然清晰可见。梁启超在1916年写给蔡锷的信中尝谓：
　　今大敌未去，大业百未一就，而此等恶象已见端矣。有时独居深念，几欲决然舍去，还我书呆子生涯。然曾文正亦有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则魂魄犹有余羞。每诵斯言，又复汗出如浆耳。{2}
　　写这封信给蔡锷时，梁启超与蔡锷正为云南起义之事而劳心。政局的黑暗自是让梁启超想要“决然舍去”的原因，然而，回首曾国藩为国家命运而奋斗的苦心和用心，若是自己“决然舍去”以图“苟且自全”，终是惭愧无已。所以，梁启超一再以曾国藩其人其言为自我警惕和激励的标竿，期许自己可以如曾国藩般做到修身和治国并举的成就。
　　在《新民说?论毅力》中，梁启超突出强调了曾国藩坚韧不拔的毅力，所谓“且勿征诸远，即最近数十年来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时之困心衡虑，宁复可思议”③。而其实，这句话同时也流露出梁启超对曾国藩“初起时”的“困心衡虑”感同身受。咸同年间，曾国藩作为国之藩篱，稳固了清朝已然被晃动的基石。随后，梁启超又走在时人前列，以“中国之新民”的视野指示出中国的政治前景。当时，站在19和20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曾经慨叹：
　　呜呼！十九世纪往矣，而二十世纪方将来。曾国藩常言：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吾辈于十九世纪之代表人无歆焉无责焉，亦视二十世纪之新人何如耳。{4}
　　曾国藩引用袁了凡的偈语，比喻了以往在品德上有缺失的自己已如昨日般消失，梁启超则站在19、20世纪之交这个新的时间维度上，将比喻的范围放大到承载了国家命运的代表人物身上，喻指造成19世纪政治格局的人物已如昨日般飘然而逝。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将希望寄托在未来，并从当下开始努力，让具有新民德的“新人”营建出一个具有新生命力之“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