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为何推荐《中国人的修养》《德育鉴》这两本道德修养书

关于传统道德修养，我想给大家介绍两本书。

第一本是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这本书现在有很多版本，深受很多人的欢迎。蔡元培先生对文化有一个特殊的看法，就是在北大做校长时提出的办北大的方针——兼容并包。这个方针今天也仍是北大的宗旨，对当今教育的影响还是很大的。《中国人的修养》不完全是学术性的，这是一个讲义，主要讲的是修身，即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是这本书的核心。

还有一本书，是梁启超在1905年编的，叫《德育鉴》。梁启超早年学的东西，主要是训诂考据，对德育体会不深。后来跟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学习，开始积累德育方面的笔记，哪些圣贤书对自己的修身很重要、有体会，就把它记下来。梁启超到日本以后，做了很多工作，在思想界比较有影响的，就是《新民说》。《新民说》，他写了三年多的时间才最后完成，主要是强调中国人要建立公德。

梁启超认为，圣贤讲的很多是“私德”，但他觉得中国人最缺的是公德。中国人当时碰到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救亡的问题，就是国家在殖民主义的态势下，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怎么救国救亡，建立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公德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爱国。梁启超讲，怎么建立公德心是中国人碰到的最大问题，公德心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爱国主义，当然他也讲了关于权利、自强等价值观念。

他写了不到一年就出国了，到北美旧金山等地，有十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就是他以前是一个主张破坏主义的，回来以后，我们一般说他变成“保守”的了。其实不是的，他是有了一个新认识，就是认为公德问题不像他以前看的那样了。他从美国回来以后，在《新民说》中写了第十八节《论私德》。在美国，他所碰到的新党人士和革命党人士等很多都充满功利主义心态。私德有问题，严重地影响了维新的事业。所以他就强调：要建立公德，私德是基础，把私德建立好了，就自然可以推广到公德了，可是如果没有私德的基础，公德就无法建立了。

《论私德》这篇文章，当时大家都是不太重视的，他们没有发现里面的核心问题。这里面有一个转变，古往今来的圣贤之德是统一的，不能仅有私德没有公德，不能仅有公德没有私德。梁启超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私德的培育更是基础。在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中，他1902年开始写《新民说》，1905年就写了这本《德育鉴》，就是把他多年选摘的语录做了个编排整理。

人们一般印象，这本书好像到“五四”时期大家都不怎么看了，其实在当时对新派人士影响还是很大的。我这里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梁漱溟先生。

梁漱溟在20世纪被定位为新儒家，就是现代的儒家。大家都认为这个人既然是现代的儒家，一定是四书五经读了不少的，其实不是。梁漱溟小时候根本就没念过四书五经，念的是新式小学。梁漱溟后来讲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谈到他是看着梁任公编的《德育鉴》这本书，才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

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其实没有怎么讲修养，而是讲道德的，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和道德规范。而梁任公这本《德育鉴》，其实应该叫《修养鉴》，因为里面讲的不是道德规范，而是讲育人的。一个人要想成就一个伟大的人格，应该怎么修养，这是他这本书的主要想法。

当然梁先生这本书对人的自我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一个人，不管你是从事什么活动，可能是从事政治，也有可能是从事教育，你要想把自己塑造出伟大的人格，一定要通过一些修养的方法。他就从几十年所总结的前人经验，主要是从儒家那里找到这些方法。

梁启超在《德育鉴》里面就把修养分成六个方面：第一叫“辨术”；第二叫“立志”；第三叫“知本”；第四叫“存养”，“存养”就是讲涵养；第五就是“省克”；最后叫“应用”。所以我说梁任公的《德育鉴》应该叫《修养鉴》。

这两本书，我想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