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淮河与黄河一样，灾害频仍。河南林县人吃不上水，淮河流域却“要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旱灾、涝灾交替发生，成为淮河流域的特有景象。
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全长约1000公里，由西向东，流经河南、安徽、江苏三省。
从1194年起，黄河夺淮入海，导致淮河下游泥沙淤积，河床被抬高，甚至高出两岸的农田、村镇。每逢汛期暴雨形成洪涝，溢出河道后淹没农田、村庄，让江淮大地沦为泽国，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自黄河夺淮后，淮河平均每2年就发生一次大的水灾，曾经的母亲河，变成一条害河。
史料记载，从公元前252年到1948年的2200年中，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27次，12、13世纪每百年平均水灾35次，18世纪每百年水灾74次，16世纪至新中国初期的450年中，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94次。灾害日趋频繁。
不仅有水灾，还有旱灾。
1400~1900年的500年中，淮河流域发生较大旱灾280次。旱涝灾害交替发生，基本上三年两淹，两年一旱，灾年占整个统计年份的90%以上。
有时一年内先涝再旱，或者先旱再涝，使百姓苦不堪言，发出“要水水不来，恨水水不走”的绝望呐喊。
1950年6~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部分地区降雨量在短时间内达到700多毫米，为数十年来所未见。
在洪水肆虐下，淮河流域受灾面积高达4687万亩，受灾群众1300多万，房屋倒塌89万间。
受灾最严重的皖北地区，3161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998万，死亡489人。灾后统计，581万人断粮，109万人既无粮也失去了住所。
面对巨大的灾情，年轻的共和国将如何应对？
1950年7月11日，华东水利部刘宠光、汪胡桢两位副部长率领华东军政委员会皖北灾区视察团奔赴灾区察看灾情，并请中央紧急调拨急救粮和粮种各500万公斤。
20日，毛主席接到了视察团的灾情汇报：
“洪河口水头高丈余，波涛汹涌，万马奔腾。沿淮群众闻声相牵攀树登屋，呼号鸣枪求救，噪声震野。”
“正阳关至三河尖水面东西二百里，南北四十至八十里，一望漫无边际，电话、公路交通断绝，有些村庄仅见树顶。”
报告让毛主席非常震惊，他让人迅速把报告转周恩来总理，并作出指示：
“周：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请邀请有关人员讨论（一）目前防救、（二）根本导淮两问题。如何，请酌办。”
周总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紧急调拨粮食2亿斤、食盐1000万斤、煤炭52万吨火速发往皖北。随后又安排了350亿元（旧币，1万元合今天1元）种子贷款，发放给灾区以恢复生产。
8月5日，毛主席又接到华东局转来的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关于灾情的报告，曾希圣在报告中沉痛地表示：
淮北20个县、淮南7个县均被水淹，有些村子全村沉没，群众来不及逃走，有爬到树上失足落水的、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的、有所乘坐船只被波涛打翻落水淹死的，总共加进来489人。受灾人口990多万，占整个皖北人口的一半。重灾之下，人人自危，灾民看到干部多抱头大哭，干部也垂泪不止。
毛主席看到报告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着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文字时，热泪夺眶而出，他用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上横线，说：
“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
主席曾说，他会在三种情况下流泪：一是看到百姓受苦；二是身边工作人员牺牲；三是亲人去世。现在看到皖北民众遭受苦难，他内心深处的情感闸门再次被触动。
他又举着报告对秘书田家英说：“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主席随即在报告中作出批示：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从批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对推进导淮工作的迫切心情。而接到批示的周总理又何尝不是心急如焚！
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面对的不仅仅是淮河灾情的危急，而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
时值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新中国积极备战，中央军委先后抽调30万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大量人员、装备、物资源源不断向东北前线集结。
保家卫国需要财力支撑，但国家经济却是一穷二白，解放前遗留下的城市工商凋敝、乡村田园荒芜等问题日渐凸显。为此，中央制订了详细的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淮河的救灾与治理，无疑把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新生政权的肩上，已有的国家发展计划和工作安排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历史上淮河水患频发，危害沉重，历朝历代，治理淮河都是执政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千百年来，根治淮河水患，是淮河流域人民望眼欲穿的期盼。
新中国之前的历朝历代并非无视淮河水患，史料记载，从西周时期就开始对淮河进行治理，春秋战国、隋唐、北宋及至清朝和民国，都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措施。虽有一定成效，但终未根治水患问题。
对此，黄炎培曾说：“历来搞过治淮的，从没有搞好过。”
是淮河治不了吗？不是，根本原因在于流域内各地对治淮的认识、立场、方略难以趋同，说到底就是只考虑各自利益而不从大局着想。
由于黄河夺淮多年，河底泥沙沉积，洪泽湖底已经高于淮河河床，形成两头高，中间低的形态，而皖北正处于淮河中游，成为名副其实的“蓄水袋”，一到雨季，水量暴涨；一遇水灾，损失最大。
因此，只有皖北治水成功，淮河全流域始得安澜。
皖北区委书记曾希圣早在1949年也说过，导淮必须“苏皖豫同时举办”。否则如果只治好皖北，则大水东流，对苏北不利。
1950年水灾发生后，他再次表示：河南搞好了对皖北不利，皖北搞好了对苏北不利，淮河治理的关键点在皖北。
对于皖北导淮，安徽下游的江苏却持不同态度。从地势上看，导淮势必影响到苏北，为此，中共苏北区委向华东军政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称：
如导淮，苏北将被迫动员党政军民全部力量，全年的工作计划因此要作出改变，这是很难做到的。而且考虑到技术、人力、物资及河床搬家等方面的问题，现在进行导淮太仓促，对苏北下半年农业生产会造成很大影响。
但如果确实为挽救皖北水灾要求苏北改变整个工作方针的话，苏北将服从安排，克服困难，完成导淮大计。
8月31日，报告转到了毛主席手上，主席指示，导淮必须苏、豫、皖三省齐动手，三省的工作计划均要以导淮为中心，重新进行安排。
按照主席的指示，9月16日，曾希圣向中央和华东军政委员会打报告，请求向三省区调拨治淮粮食。
曾希圣与夫人余叔
21日，毛主席将曾希圣的报告批转周总理，要求“现已9月底，治淮开工不宜久延，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做好计划，早日开工。”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忙于为抗美援朝作决策的毛主席，就救灾和治理淮河先后4次作出批示，并将最初的“导淮”改为“治淮”。
一字之差，显示出共产党人决心跳出过去800年也解决不了淮河水患的怪圈，准备构建全新的治水方略。
水灾发生后，8月25日，由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主持召开了治淮工作会议，三省答应坚决按照中央部署，对工程、经费和粮食作出统一安排。
9月12日，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说：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这样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了淮河沿岸重镇蚌埠。
毛主席亲笔书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让人制成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邵子力亲自送到治淮指挥部。
随后，治淮工地上，一面面印着主席手书“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红旗迎风招展，鼓舞着江淮儿女战天斗地的豪情。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拿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
经过广泛动员，治淮指挥部总共动员83万民工、征调8314只大小船只、7349辆各类车辆奔赴治淮工地，中央又拨给4亿斤粮食予以支援。
到1951年春，淮河安徽段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共修复堤防903公里，完成土石方2281立方米。在这个过程中，更是建成了当时的“亚洲第一坝”——佛子岭大坝。
佛子岭水库
按照周总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略，最早进行勘测设计的“蓄水池”是淮河支流涝河东源的佛子岭水库。
技术人员虽然早在1949年冬就已获得佛子岭水库的详细数据，也画出了坝址平面图和纵断面图，但把大坝建成什么样却没有定论。
1951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水利专家张光斗、黄万里、钱令希、黄文熙等都被邀请到佛子岭工地作实地考察。
淮委工程部部长、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在再次现场勘测的基础上，提出了连拱坝方案。几位专家经过3个昼夜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具有好、快、省优点的连拱坝。
著名水利专家汪胡桢
不过，在这之前，我国尚没有成功建造连拱坝的先例，在应力分析、抗震计算、建筑施工等方面，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存在很大难度。
参与现场讨论的苏联专家甚至说，我们到现在都没敢建连拱坝，你们凭什么敢造啊？这太冒险了吧？
得知苏联专家反对，治淮委员会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曾山说：
“汪胡桢是有胆识的专家，既然他认为连拱坝方案有道理、有把握，我们就应该相信他、全力支持他，早日建成大坝！”
连拱坝有多难造？当时全世界只美国和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其他国家造不出来，我国水利界很多人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
那么汪胡桢为何敢提出造连拱坝的设想？
这与他当年所受到的一个欺骗，或者说是羞辱有关。
民国9年（1920）至12年（1923），汪胡桢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学习水利发电专业，获土木工程硕士。毕业后参加过摩尔根瀑布水电站、骚土斯水电站等工程的设计与施工。
回国前，汪胡桢向美国同事索要一份连拱坝的图纸，美国人给了他一个密封的卷筒，告诉他回到中国以后才能打开。
汪胡桢非常高兴，对同事的细心表示感谢。
回到中国后，汪胡桢第一时间打开纸筒，发现里面卷着的却是一张白纸！
佛子岭连拱坝
这件事对汪胡桢打击很大。
为此，他主动请缨担任佛子岭水库的总工程师，发出“与连拱坝共存亡”的铿锵誓言，决心化屈辱为动力，在中国的土地上建造中国人自己的连拱坝。
施工之初，困难重重，不仅物资奇缺，技术人员也远远不够。多数参与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既没有书本知识，也缺乏修筑大坝的实战经验，资料更是没有。
面对困局，汪胡桢并不气馁，他把从国外带回来的书拿到工地上供大家参阅，并亲自讲授相关知识。
指挥部后来干脆宣布佛子岭水库建设工地就是一所大学，汪胡桢任校长，技术室主任为教务长，每周分别安排水文、勘探、设计、施工等技术人员讲课，工棚就是教室。
指挥部要求各部门立足自身，用到什么就钻研什么，必要时可以外出向专家学者请教，学会后走上讲台，传授给大家。
两年半后，佛子岭水库解决了连拱坝应力分析、抗震计算、高压泄水管道和闸门设计等一系列技术难题。
由于施工的主力军多是农民和战士，缺乏专业技能和经验，工程队领导、技术人员就在工地上组织学习班，在树荫下、工棚里挂上小黑板，学员自带纸、笔、小板凳，边学习，边示范，边施工。
佛子岭水库
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施工技术很快就在施工队伍中普及开来。
1951年秋，上海交通大学助教曹楚生带领50多名上海交大以及南京大学三年级沉重抵达工地，计划在这里实习一年，第二年再回校上课。
结果一年实习结束后，这批年轻的大学生成了汪胡桢和其他工程师们的得力助手，并在实习期满后都留了下来。
新中国第一批水利科技人员转战在大别山区，相继建成梅山、响洪甸、磨子潭三座大型水库。
其中梅山水库是新中国建立的最高堤坝水库，响洪甸水库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座大型重力坝水库，磨子潭水库与佛子岭水库则组成全国第一座串联式阶梯发电站。
梅山水库堤坝 不愧是当时我国最高的堤坝水库
大别山四大水库的总库容量达到57.41亿立方米，对于控制洪水，削减洪峰，减轻淮河压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同时，在灌溉、发电、航运、养殖等方面也产生了可观的综合效益。
曾有人说，“佛子岭大学”为新中国水利战线贡献了80%以上的专业技术人才，“佛子岭精神”就是中国水利建设的精神。
1954年10月，我国第一座、同时也是亚洲第一座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建成，开拓了连拱坝在我国的新纪元。这是世界第三座连拱坝水库，更是当时世界第一高连拱坝水库。
佛子岭大坝长510米，高74.4米，总容量4.96亿立方米，创造了诸多的“中国第一”，经受住了数次特大洪水的检验，为治淮立下殊勋。
佛子岭水库的建成，为新中国赢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院长连连称赞：“中国工程师，了不起！”
梅山水库 风景如画
随着淮河堤坝的修筑，大别山四大水库的 建成，几十亿立方米山洪得到了控制，淮河流域的涝灾也有所缓解，但皖西的旱情却猖獗起来，甚至水库的建成，使旱情有加重的趋势。
皖西加上皖中的合肥、淮南两市，共有1.7万平方公里土地，多为山区、丘陵，为江淮分水岭。
这片土地虽然有淠[pì]河、史河和杭埠河三条纵横的河流，但这些河流大多低于农田10~20米。雨季时山洪袭来，低洼处一片汪洋，上面却留不住水。
1950年水灾过后，有专家提出同时修建淠史杭工程，但限于当时条件，工程没有得到批准实施。
1958年皖西大旱，安徽省会合肥供水也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势下，8月19日，淠史杭工程被正式批准开工。
淠史杭灌溉工程的水源是大别山的四大水库和即将在舒城县境内建设的龙河口水库，横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沟通淠、史、杭三条河流的水系。
毛主席参观治淮工程运土机模型
需要开挖13条总干渠和干渠， 358条分干渠支渠，8万多条分支渠、斗渠、农渠，总长2万多公里。
这些工程共需完成5.3亿立方米土石方的挖掘和运输，若把每立方米土石方排列起来，可绕地球10多圈！
同时，要兴建横排头、红石嘴、龙河口三大渠首枢纽工程，8座中型反调节水库，2万多座大小不等的进水闸、节制闸、地下涵，以及1座大型倒虹吸工程等。
水利工程的蓝图是宏伟的，却是一锹一镐绘就的。数十万民工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各个工地，安营扎寨，拿起铁锹山镐，当时没有水利机械，一切依靠人工手挖肩挑。
天寒地冻的涝河总干渠樊通桥切岭工地上，人们的铁锹卷了刃，岗岭却只破了一层皮！
治淮工地上的女子闪击队
大家傻了眼，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了。面对此情此景，转业军人刘美三经过反复试验，发明了“陡坡深洞劈土法”，只需几根木棒、几把榔头和几个人，一次就能劈掉几百立方坚硬如石的冻土。
“陡坡深洞劈土法”在工地上迅速得到推广，刘美三也被大家称为“劈土英雄”，被邀请到省内外水利工地上传经送宝，并被评为特等劳模，进京参加国庆10周年观礼。
毛主席为治淮劳模李秀英签名
1960年春，淠史杭一期工程竣工了，新华社对此作了长篇专题报道，30多个国家的贵宾前来参观考察。
时至今日，淠史杭灌区以5万公里的渠道、6万多座渠系建筑物、1400多座中小型水库以及21万多个塘堰，形成了一个“长藤结瓜”式特大灌区。
淠史杭灌区
灌溉面积多达1190多万亩，惠及2000多万人口，使安徽的粮食生产、省城合肥的饮水安全均得到保障，奠定了安徽防洪的基础。
如今，灌区周边已形成30多个4A级以上景区，每年接待游客45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350多亿元，真正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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