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是物质奇缺年代的必需品甚至可称为奢侈品。我年幼的时候，最盼望的不是一顿好饭，而是一块布。最雀跃的事情是母亲带着我和二姐进城“扯布”。百货公司卖布的柜台在二楼，各种各样的布摆在柜台上，迪卡布、涤纶布、棉绸布、花棉布，还有的确良，我最喜欢乔其纱。母亲用手摩挲这块，摩挲那块，我和二姐也煞有介事地跟着母亲看，我们手脏，不敢摸，怕趾高气昂的城里人骂。我们有时候会遇到媒人带着一对青年男女来扯布。做几身衣服是一套彩礼中必不可少的重头戏。一般女孩子都比较扭捏，男孩故作大方，媒人从中斡旋。有时候皆大欢喜离开，有时候姑娘负气出门。我和二姐在一边看热闹，看得兴趣盎然，有时也看得沮丧，我们多希望他们和和气气、兴高采烈。
母亲选中了布料，和店员对我俩的身高衣长有了一致的看法之后，母亲说个数目，六尺还是一丈之类的，戴着蓝布袖套的店员开单结算，把单子放在头顶的钢丝上用夹子夹了，刷地一声，小白纸票据单就飞上了坐在更高楼梯口的会计那里。大家都叫这种小票据为“小飞子”。母亲付了钱，营业员大米尺一量，用剪刀剪个小口，一手揪住一边的布，刺啦一声，就把布齐展展地撕扯开了。那胸有成竹的镇定、目不斜视的自信，让我小小的心里满是佩服。为了省布，我和二姐的衣服都是一样的，裁剪的时候，母亲比比划划，丈量很久，最后划粉打底，套裁成两件大小不一的衣片。有一次母亲买回来一块粉红色的确良布，非常高兴地跟我们说，遇到大减价，给我和二姐做两件小褂子，我摸着细腻的布料，闻着布料的新鲜味道，兴奋地一下子把头埋进布里，母亲赶紧把布拽过去，怕鼻涕抹脏了布。
我家的衣服都是母亲做，母亲是家中独女，外婆手拙，母亲九岁就自己做绣花鞋，十三四岁就会缝衣服了。如果需要复杂的设计和缝纫，以前是去裁缝三外公家做，后来大姐长大，更加倍的心灵手巧，在阜阳卫校读过书，又分配到镇上的医院，她年轻、时尚。我们每次扯了布，就满怀期待地等着大姐回家。看着一块块布变成了合身漂亮的衣服，那喜悦夹杂兴奋比过年还要强烈！连衣裙、蝙蝠衫、喇叭裤，大姐把流行风格带到了闭塞的乡村，她的美貌与才华更是远近闻名，以至于我们附近的女孩子们做连衣裙啊都要来找大姐，她们把大姐的衣服款式当成样板，大姐身高一米六九，身材修长，皮肤雪白，脸庞是粉中带着嫣红，无论什么布料，什么款式，一穿上大姐身上，立刻光彩夺目。就连后来大姐调到县医院后，自己缝制的衣服，都有人打问在哪里做的。什么布料到她手里都敢裁。记得大哥从乡下的中学考到安徽省委党校，要去合肥读书，一家人非常高兴，母亲特地给他扯了一块羊毛呢的布做外套，那毛呢厚实实的，摸在手上微微有些扎手，但就是那种手感显现了羊毛呢的纯正。大姐与母亲仔细谋划设计，一笔一划甚是谨慎，因为这块布料是我们家买过的最贵的一块布。它是全家对大哥考上大学的嘉奖，也会是大哥在城市里唯一正式的服装。大姐一边做一边熨烫，拿出了绣花般的功夫，等这件衣服大哥穿上身，极其熨帖合体，一改乡下教师潦草的形象，人衣合一，立马有了迥然不同的气质。
我最难忘的一块布却是我那完全不管家中衣事的父亲买的。那是一块提花丝绸布料，浅灰色的底，明黄色的蔷薇花，灰绿色的一片片叶子缠绕其间，非常漂亮。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蝉在柳树上唱歌，我在门口玩耍。父亲推着自行车从东边巷口进家，他的人造革提包挂在车把上。进门就喊我快快过来。我知道父亲每次上街都会给我们买点好吃的，但这一次父亲向我抖开了这块花布。
他跟母亲说，正好遇到百货大楼盘点甩卖布头，看到这块布真好看，买来看看能不能够给芳儿做条裙子。我的心简直要高兴地跳出心口了，给我买的布啊！母亲把布放在桌子上，拃开手指测量了一下布幅和长度，说只够做一条短裙的，有空再做，母亲天天忙得要命，等她有空还不知道得等几天呢，我哪里等得及？下午黄昏时分，我悄悄把布围在腰间，正好过膝。一路雀跃去找小伙伴显摆了。我从村中跑到村东，丝绸很滑，我经常系不住，跑着跑着会掉，我正好裤子上有松紧带，我就把布掖在裤腰上继续跑。那个疯跑的兴奋的丫头，像一团火一直在我的心中跳跃多年。而那块美丽的布，更是像一面旗帜，猎猎地展示着永不消逝的父爱。
如今，布料在寻常人家已经很少存在了，我也只有一两块，是我以前在布店偶尔看到的真丝布头，我不会做衣服，也不知道要拿来干什么。放在那里，有时候拿出来摸一摸，好像又回到了从前。芳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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