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最近新闻，西安的出血热搞得人心惶惶，想起了我的父亲曾经得过的一场大病。
父亲去世已三年，母亲在追忆父亲的时候，经常感怀父亲一生遭受了很多的病痛，少年儿童期和晚年都深受病痛折磨，而青壮年期的一场大病更是令母亲几十年都心有余悸，说父亲是“从棺材里掉下来的人”。而父亲此后也一直受这场大病的后遗症影响，乃至晚年遭受了十余年折磨的尿毒症也是由此而来。
父亲得病那年是1986年秋天，四十刚出头，担任村办工厂厂长，正当是意气风发、年富力强的年纪。厂子生产的煤气罐减压阀行销全国，企业效益很好，职工计件月工资可达百元，那个时代国营大厂工人工资也仅三五十元。家里已经盖起了四间三层的大瓦房，妈妈自己开的杂货店生意不错；哥哥的销售工作也渐有起色，跟着师父跑山东和东北市场；我和弟弟都在读书，一家人日子正过得红红火火。但是命运往往喜欢跟人开玩笑，在你以为一路平坦的时候，设坎让你迈一下，是否迈的过去有时就看各人造化了。
我们家住在长江边，父亲青年时期担任过生产队长兼渔船船长，后来生产队卖掉渔船办工厂，但父亲还是很喜欢去江里捕鱼，每天都有新鲜的鱼收获，而他就好吃这口江鲜。那时候还没有禁止任何形式的长江捕捞，父亲就承包了生产队的扳鱼棚来捕鱼。这个扳鱼棚是在生产队原停船码头上搭建的，配置了扳鱼网和小渔船。其实说起来扳鱼还是蛮有趣的，大家找度娘查一下就很清楚了，但毕竟是在江中的水上作业，多少是有风险，所以每天一早一晚的收网捞鱼父亲都亲力亲为，极少假手于人。因为扳鱼收网时间与潮汐相关，所以有时父亲会在扳鱼棚过夜，但扳鱼棚的居住环境很简陋，常有老鼠出没。谁知一个不经意的方便之举，竟铸成影响终身的大祸！
高中我寄居在镇中学附近的小姑家，小姑公婆早逝，奶奶过去帮小姑带孩子，顺便也照顾我的生活。开学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末，小姑告诉我说爸爸病了，在镇医院住了几天院，让我去看看。我急急忙忙跑去医院，看到爸爸半躺在病床上，看上去精神尚好，但脸色发红，眼珠充血，一副醉酒的模样。厂子里和家里亲戚有几个过来看望的，妈妈简单交代了一下病情，说是已经连续发烧快一周了，医院诊断为“伤寒”，用了药后病情仍然反复，而且两肋还出现了红疹，妈妈有点抱怨镇医院的水平不高。一个表舅是厂里的会计，年轻脑子活，提议尽快转院到邻市医疗水平最好的传染病医院——三院。妈妈比较迟疑，毕竟当时交通没有那么便利，三十多公里路程，来来往往家人照顾和探病都不方便。表舅便自告奋勇的说亲自去请三院医院的专家过来会诊一下。
过了三四天，小姑告诉我爸爸转到三院住院去了，那边医疗条件好，医生有经验，让我不用担心。高中阶段的学习异常紧张，我每天早上六点钟前赶到学校早读，晚上十点钟晚自习后回到小姑家，每天能看到奶奶在家操持家务井井有条，小表妹牙牙学语很是好玩，一切让人觉得风平浪静。
在我多次央求下，终于在父亲转院三四周之后一个周末，表姨父带着我和他女儿（我的表妹）一起去三院探病。地级市的医院确实条件很好，楼道里干干净净散发着消毒水味，楼下的花园修剪得非常漂亮。父亲住的病房也是窗明几净，三五个来探病的亲戚在和父母聊天慰问，父母亲看上去都消瘦了挺多，但都神态安详平和。我和表妹这两个乡下丫头插不上话，就忍不住溜达到花园里去赏花，一会儿姨父把我们揪上楼，告诫我们不要乱跑，毕竟这是传染病医院。我这才注意到其他病房透露出来的压抑氛围，大部分看护家属在小声地说话，而医生办公室传来一个中年妇女撕心裂肺的哭述声，乞求医生救救她女儿。医院的探望时间很短暂，父母叮嘱我回去好好学习，等过段时间他们就出院回家。
即使当时我比较懵懂无知，也察觉到父亲的病情不那么简单——伤寒之前也多少听说过，怎么需要治疗这么长时间，而且还有生命危险？家里长辈们平静表面下又有些神秘，哥哥也挺长时间不出去跑业务，他们一定是围着爸爸的病情在忙，这应该不是小病！
回家后我找奶奶和小姑，非要问明白，小姑这才告诉我：你爸这次是死里逃生，幸亏家里人多办法多，否则肯定过不了这关！
交代一下我爸妈的兄弟姐妹。我爸是长子，上面一个姐姐很早在北京读书工作，离家远来往少，下面三个妹妹两个弟弟；我妈是长女，下面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那时我的这些叔叔姑姑舅舅姨妈都已成家生子，过年团聚吃饭要坐四五桌。
后来从家里各位长辈的叙述中，我大致还原了父亲的整个治疗过程，这是一个充满爱、艰辛和传奇的过程，也是一场全家人合力与死神争夺的战争。
父亲转院后，专家会诊根本不是伤寒，而是“出血热”，一种经老鼠传播的恶性传染病，对人的肾脏伤害特别大。因为父亲在镇医院误诊耽误了一个多星期时间，到三院时病情已经很凶险，进入了重症阶段：高烧不退、无尿、意识模糊。当年三院收治的出血热病人住满了一整层楼的病房，而当时三院针对这种传染病却并没有什么好的治疗办法，病症轻一点的病人就是用绷带固定在病床上，全护理加试探性用药；而面对重症患者基本上是束手无措。最终能不能挺过去，基本上就靠患者自身的求生意志和免疫力，所以当年该病的死亡率超过10%，非常惊人！
父亲的主治医生姓张，30多岁，勤勉负责也颇为大胆。当年是没什么医患矛盾的，医生还是比较敢于尝试的，他提供了不少的治疗方案。我家对接医院的主要人员是母亲、三姑父和我哥。母亲虽然是农村妇女，但也读过几年书，当时在做生意，属于比较有见识的女人，而且性格相当泼辣有主见。三姑父和父亲是发小，当年担任村支书，有文化有魄力。而我哥刚满18岁，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但毕竟是长子，有些事还是要他拿主意的。母亲24小时在病房照顾，观察病情，沟通医生。三姑父和哥哥参与治疗方案协商，外联其他专家会诊，同时筹措资金。家里的其他女性，主要是姑姑婶婶姨妈们，每天送不同的汤水和饮食去医院，白天替换母亲休息；两个叔叔四处打听名医良药；奶奶由二姑陪着各处求神拜佛。
转去三院没几天，父亲逐渐进入昏迷状态，显见医院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张医生提议购买一台“洗血机”，花费两万多元。现在想来，所谓的“洗血机”应该就是人工透析机，但是当年在国内使用非常少，技术也不成熟，医生担心在洗血的过程中会有意外，那钱也就打水漂了。当年的两万多元可是一笔巨款，相当于现在的500多万元，而当时我家刚造完新房不久，已经没有什么积蓄了。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一商量，大家一致的意见就是：买机器，哪怕是一线希望，人也必须救！三姑父召集所有的亲朋好友筹款，三四天就把款项送到医院。但这时医院却给不出具体的采购时间，毕竟那个年代买台风扇都要票，这样的一台机器，哪里那么容易就能买到呢？
等待机器的过程很煎熬，而且还不是万全之计，所以叔叔们仍在四处奔波。一天小叔从苏北族人那里打听到当地有位老中医，在60年代曾经治疗过出血热。找到老先生的时候，老先生已经80多岁，几乎不出诊了，而且当年也没有救治过这么严重的病例。不知道叔叔们是怎么说服的老先生，老先生跟着叔叔们坐船渡江，舟车劳顿大半天，亲自到医院给父亲看诊，当然还只能以亲戚探病的名义出现在医院。老先生反复斟酌，开出了一纸药方。
三院之前没有中医治疗方案，而外药入院是行业禁忌，医生会不会同意使用这纸药方呢？母亲思来想去，还是拿着药方去找了张医生。很感谢张医生没有中西医的偏狭对立之心，当即请示领导邀请了院内外的几位中医专家一起来研究药方，对药方进行了微调，降低了个别用药的分量，使药效温和一些。院方与我母亲达成默契：中药由我家自购自煎，自行服用，生死与医院无关。
当时父亲已经连续昏迷四五日，腹胀如鼓，机器还没有采购到，而同科室隔几天就有病人抢救无效去世，父亲无疑已是病情最严重的病人了，危险一天天逼近！所谓病急乱投医，用母亲的话说就“死马当活马医吧”，有办法总是要试一下的，何况老中医曾经成功医治过相关病例。
在父亲昏迷的第六天，母亲一勺勺把药给父亲灌了下去，服药的第二天父亲开始放屁，第三天伴随着大量污秽物的排出，父亲慢慢的醒了过来。那天母亲怀着狂喜和歉意，不停地忙碌着给父亲换洗床单和衣物，把带的大部分衣物都当成了垫单替换，浓重的臭味污染了半个楼层。昏迷九天的父亲总算死里逃生活了过来！
在父亲逐渐康复期间，很多亲友都问过父亲一个问题，那九天的昏迷期你有什么感觉？父亲说，他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昏迷了九天那么长时间，只是觉得自己一直在迷雾中行走，找不到方向，找不到出路，很疲乏，感觉只是大半天后，出现了一个和尚，好像是他的契爹，说你听着我的木鱼声跟我回家吧，然后父亲感觉没多久儿就醒了。从此以后，类似敲木鱼的耳鸣声就伴随父亲终身。父亲的契爹当时已经过世，在世的时候确实是个和尚，但并不是完全受戒的和尚，而是就像汪曾祺先生散文中写到的那种乡间和尚，在过去的社会中普遍存在，他们平时种地结婚生子，在需要的时候就去念经做法事。父亲出生在农历二月十九观音诞，从小多病，受人指点找了个和尚契爹。这个契爹挺疼我父亲，一年要过来看几趟，爷爷奶奶对他也是礼遇有加。但晚年时契爹日子并不好过，儿子窝囊媳妇厉害，一年总有小半年时间被父亲接来家中住着。奶奶听了父亲的描述，非常欣慰地又忙乎了一轮，忙着去各个寺庙还愿，感谢佛祖菩萨和尚。
父亲康复后的四五年间，一直与张医生保持联系，过年过节送些土特产过去。现在重型流行性出血热治疗仍是三院的优势医疗项目之一。
母亲年轻时个性争强好胜、泼辣敢言，因为是长媳，对大家庭付出很多，偶有怨言。父亲康复后，母亲对奶奶、各位叔叔姑姑和子侄的事事都放在心上，关心垂爱，不再计较得失。
人类在病魔面前，个体显得渺小脆弱，而人类勇于探索、发动群体智慧、力量和爱，终究会战胜一个个的病魔。
希望这个冬天玉宇澄清万里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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