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杜甫诗歌人民性的原因
1.家庭因素
杜甫（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湖北襄阳。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他7岁开始学诗，15岁时所作诗文就引起了洛阳名士们的重视。
2.社会因素
杜甫的成长过程几乎和唐玄宗统治的时代相契合，唐玄宗造就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三个盛世——“开元盛世”，唐代国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唐玄宗确实表现出了自己杰出的政治才能。但也因其后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导致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盛唐由此走上了衰败之路，人民也因而饱受战乱之苦，这就是杜甫生活的时代。
在唐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很少被写进诗歌，主要是诗歌本质的观念在起作用，诗人们都认为诗歌应该是咏物抒情的文体，而不是用来记载社会生活的。但是杜甫看到了人民的疾苦、听到了人民的呼声，他有愤怒，也有感慨。于是，他将其化作文字记录下来。
3.个人经历
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五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时期，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积淀了充实的文化底蕴。历时十年多的“壮游”经历，使诗人接触到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饱览了祖国壮丽的河山，这些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使他早期的诗歌创作充满了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三十五到四十四岁，是他困守长安十载的开始，也是他诗歌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杜甫无法实现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致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就是这时期生活的写照。他在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之后，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
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个时期。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杜甫在对待战争的态度上和以前也就不同了，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些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橇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又勉励人民参战。这就使他写出了《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759年年底，杜甫弃官到了成都西郊，并盖了一所草堂，开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这漂泊的11年中，杜甫的生活虽然很苦，但他总是在关心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不曾放松创作，在创作的一千多首诗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遭田父泥饮》、《诸将》、《秋兴》、《岁晏行》等都是这个时期最优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这些诗词带有更多的抒情性质，并创造性地表现了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内容。
4.传统文化的影响
杜甫继承了《诗经》和汉乐府的传统，也批判性地吸收了六朝以来诗歌在音韵、格律、遣词、造句等方面的艺术技巧，将现实主义诗歌推向了高峰。他的诗用最少的字句表现出了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诗风沉郁顿挫，耐人寻味。他的诗各体兼备，深刻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现实，被称为“诗史”。
二、杜甫诗歌人民性的主要体现
1.“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一个体现。《三吏》、《三别》反映出广大人民在残酷的兵役下所遭受的痛楚。在《赴奉先咏怀》中，他指出了劳动人民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养活了达官贵族，并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这一根本矛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又呈吴郎》中，他通过寡妇的扑枣，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他不仅体贴农民的“困穷”，而且还以热情酣畅的诗笑，描绘了田夫野老真率粗豪的精神面貌，如《遭田父泥饮》等。
杜甫在多年饥寒的体验中，加深了对人民的同情。在“幼子饥已卒”的情况下，他想到的是：“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当茅屋为秋风所破时，他宁愿“冻死”来换取天下穷苦人民的温暖。
2.“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对祖国的无比热爱，是杜甫诗歌人民性的第二个体现。正如诗句所表明的那样，他的喜怒哀乐是和祖国命运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如《春望》；而当大乱初定，官军胜利消息忽传时，他又会狂喜得流泪，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惊喜欢快状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历历如绘：“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中描绘了屡经战乱忧患的人们听到捷报时的惊喜激动之态，感情饱满，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随着国家局势的转变，杜甫始终关心着国家命运。比如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大声疾呼：“猛将宜尝胆，龙泉必在腰！”（《寄董卿嘉荣》），“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秦州杂诗》）也决不只是写的一匹“老肃霜”，而是蕴含着一种急欲杀敌报国的心情。从最深刻的意义上来说，“三吏”、“三别”并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痛苦的讽刺诗，它们也是爱国诗。“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新婚别》）这是人民的呼声、时代的呼声，也是诗人自己通过新娘子的口所发出的爱国号召。
3.“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对统治阶级祸国殃民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这是杜诗人民性的第三个体现。早在困守长安时期，他就抨击说是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代表性作品如《兵车行》；在《前出塞》中，诗人也代人民提出了同样的抗议：“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杨国忠兄妹当时炙手可热、势倾天下，但杜甫在《丽人行》中揭露了他们的奢侈荒淫的面目。诗人还把杨国忠兄妹们这种生活和人民的苦难、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恬》）在《冬狩行》中，他讽刺地方军阀只知打猎取乐，伴随着叛乱而来的是官军的屠杀奸淫，诗人对此作了无情揭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
在一些咏物、写景的诗中，也都渗透着诗人心系人民的思想感情。同是一个雨，有时表示喜悦，如《春夜喜雨》；即使是大雨，哪怕自己的茅屋漏了，只要对人民有利，他照样是喜悦，如《大雨》；但当久雨成灾时，他却遏止不住他的恼怒：“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可见他的喜怒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杜甫那里，他所见的一草一木几乎都充满着人的全部感情。如《春望》，乍一看题目，会以为是一首写景绘物之作，但是因杜甫心中充满了国破悲凉之情，在他的笔下便连花鸟都感时伤别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在杜甫所留存的1400多首诗中，有很多都是反映百姓疾苦的，如《兵车行》、《三吏》、《三别》、《哀江头》、《悲陈陶》、《北征》、《羌村》、《后出塞》等等。杜甫的这些诗几乎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的社会全貌，体现了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高度的人民性，达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高峰。
他有一颗博大的心，用其纯熟的史诗一样的笔触记载着历史，他关怀穷苦的人民，他的诗里时刻在揭露丑恶的、发扬美善，他心中永远有着一个大同社会的理想。
参考文献：
[1]陈贻焮.杜甫评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邓魁英，聂石樵选注.杜甫选集[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3]杨世明.唐诗史[M].重庆出版社，1996.
[4]华文轩编.杜甫卷·上编（全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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