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和恶性肿瘤是目前对人类威胁最大、死亡率最高的三大疾病。而高血压病是我国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其发病率在成人中高达20%，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它所引起的脑出血或脑血栓、严重心脏病（包括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撕裂形成夹层以及肾功能衰竭形成尿毒症等病理损伤，是人类目前致死、致残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对高血压进行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回顾历史，人类对高血压疾病的认识却走过了一段极其曲折的历程。
高血压病形成的原因复杂，机理至今仍未完全明了。但总的来说，离不开先天性的遗传因素和后天性环境因素及食物的影响。
在几十万年以前，自然的进化赋予了我们古老的祖先一套优良的基因系统，让他们能够处理好并保存住那些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却又常常匮乏的物质，例如：葡萄糖、脂肪、胆固醇、蛋白质和无机盐，只有这样，他们才能生存和繁衍。然而，当这些物质多到随意便可获得的时候，而人类的基因系统却没有及时“进化”，便产生了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这些现代文明时期的流行病。
我们知道，二战时期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雅尔塔协定。这个协定是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签订的。当时，德国法西斯临近灭亡，反法西斯战争接近最后胜利。这次会议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决定了乃至今天许多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首脑有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中）、英国首相丘吉尔（左）和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右）。会议期间，他们一起留下了以下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
从照片可以看出，63岁的罗斯福面容憔悴，其实他已患高血压病近十年，当时会议期间，血压高达260/150mmHg。在雅尔塔会议之后2个月的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死于脑溢血。雅尔塔会议后第8年，斯大林死于脑溢血，享年74岁。雅尔塔会议后第20年，丘吉尔死于高血压并发脑卒中，此前多次发生脑卒中，享年91岁。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位国家元首为什么都没有接受降压治疗呢？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人们对血压进行测量和降压认识的发展过程。
1628年，哈维医生写出了《心血运动论》的专著；1733年，海耶斯牧师用一根长270cm的玻璃管，插入马的颈动脉内，首次测量到了动物的血压；1856年，医生们开始用这种令人害怕的方法测量到了人的血压；1896年，意大利医生里瓦罗基发明了腕环血压计，导致了现代医生常用的水银血压计的产生。现在，又有了全自动的电子血压计。
那么，什么情况下的血压才是正常血压和高血压呢？当时人们还不得而知。即使血压在原有的基础不断提高，医生们也认为是人体的一种正常的自我代偿现象。1931年，美国心脏病学之父White PD认为“高血压可能是一种重要的代偿机制，不应试图去降压”；同年，英国心脏病学家Hay J在著名的BMJ杂志上发表了“血压升高的意义”，他甚至认为“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发现了血压升高，一旦如此，一些傻瓜就会跃跃欲试地去降低血压”。1946年，国际著名“Tice’ Practice of Medicine”的作者之一Scott写到：体循环血压升高难道不是为了保证心、脑、肾更加正常的循环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吗？对于这些必需性的高血压不仅无需任何治疗，而且不治疗状态会更好。同年，美国心脏病学家Friedberg CK在“Disease of the Heart”一书中首次定义，低于200/100mmHg为轻度的良性高血压，没有使用降压药的指征。正是由于这些国际权威观点的影响，高血压的研究和治疗受到了严重地干扰。也正因如此，尽管当时罗斯福总统的血压已经高达260/150mmHg，但他的保健医生却依据当时的医学标准信誓旦旦地宣称“总统没有生病，身体很健康！”。
然而令人鼓舞的是，在罗斯福去世三年之后，杜鲁门总统签署了国家心脏法案，成立了美国国家心脏研究所，并拨专款开展了心脏病流行病学研究。近代医学史上最著名的研究之一“Framingham心脏研究”终于闪亮登场。经过四年的随访，Framingham心脏研究终于发现了在高血压和冠心病风险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并于1961年发表了一篇在预防心脏病学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论文，将高血压列为了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之一，并且明确指出：高血压将使男性患冠心病的风险增加了近3倍，女性增加了6倍。1970年以后，Framingham心脏研究又陆续发现高血压是脑卒中、心功能衰竭的危险因素。而Framingham心脏研究的最新结果则着重强调了预防高血压产生的重要性。“高血压”终于不再被认为是符合生理需求的正常变化，而必须得到有效、科学的控制和管理。
时至今日，我国已经完成了4次高血压调查。我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已从1958年的5.1%增长到了2012年的24%，估计当年全国的高血压患者多达2.7亿。从2009年开始，我国政府已将高血压的管理纳入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范围。目前，我国城乡居民脑出血的发生率和死亡率有所下降，但就整体而言高血压的防控仍然任重而道远。
2017年11月13日，美国高血压指南JNC-9的发表，已将高血压诊断门槛进一步调低，建议对血压≥130/80mmHg的患者就开始进行药物治疗，一般治疗目标要达到130/80mmHg以下。这种降压观点的改变，在国内外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到底谁是谁非，结果如何，我想还需要时间的沉淀来评价，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高血压对于心血管系统所产生的危害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整个人类的高度关注。
杨模国，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1989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临床医学系，获医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湘雅研究生院，师从我国著名的介入心脏病学专家蒲晓群教授，获心血管专业硕士学位；从事临床工作近三十年，已独立完成各类治疗性心血管介入手术2000余例，对心血管疾病的诊治、预防、保健均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心血管疾病急危重症的抢救与治疗；现任常德市第一中医院（三级甲等）大内科主任及心血管内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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