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喻当年曾感慨：既生瑜，何生亮。但杜甫面对李白，却不这么想，他是抱着“你亮我也亮，我还要比你更亮”的心态来面对李白的。不用说，他对自己有着无比的自信，尽管这种自信与李白的那种自信是截然不同的：他是谦逊的，不说出口，脸上也不露出来，却又是坚定的，融入灵魂的。
但他面前的诗江湖，相比于李白出道时，对他更加地不利。原因很简单，李白出道时，在世的高手，仅有孟浩然、王维等数人可与之争锋。而杜甫出道时，已经是群星灿烂的局面，特别是诗坛已经出现了李白这样大师级的人物，以杜甫对诗歌的敏感，他不会感觉不到李白的才华对他造成的压力。
而现实是，他多次毫无保留地把最高级的赞美词给了李白。但赞美归赞美，李白是李白，他杜甫还是杜甫。在友情上，他愿意终生把李白视作知己，但在诗创作上，他可不愿意终生笼罩在李白的阴影下。在骨子里，他和李白一样，都是心气特别高的人。在当官做宰上，他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但在诗创作上，他就是自己的王。这一点，杜甫很清楚；我们在面对这位伟大的诗人时，也不应忽略。
但他知道，他不能再走李白那样的路子，学轻灵，飘逸，天上来，天上去，那是找死。
他必须走自己的路。35岁之前，他并没有找到自己的路。那是他的摸索期。他的诗歌还在沉睡之中。但到长安后的十年现实生活，在给了他贫困、屈辱的同时，却也使他的诗心觉醒：一条迥异于李白，迥异于当时所有诗人的道路向他呈现出来了。
他几乎是用颤抖、愤怒、感慨万端的笔写下了《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这些关注重大社会事件、社会生活的诗作。这是现实生活给予杜甫最好的回报，可也是最为吝啬的回报：当时几乎所有的诗人集体抵制了杜甫的诗。在他们眼中，这是村夫子的东西，真正有文化的人，谁玩这些玩意？
包括他的那些诗人朋友们，尽管他们拥有非常高的诗歌艺术造诣，却也无法接受这样的作品。在杜甫生前，他们没说过杜甫诗歌的一句好话。所以，在杜甫临去世前一年，他所感到的，也还是“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但杜甫是倔强的。但无视了所有人对他的漠视，只听从心灵的召唤：你们看不上就看不上吧，我知道它们的价值。他多半对自己这样说。
他坚持下来了，他把写诗当作了自己的宗教，直到死亡来临的那一天。
这是他对诗歌内容的重大变革。唐代诗歌所展现的场景，自他开始，并不仅仅是小桥流水，田园风光，高山奇石，大漠戈壁，也有了重大的社会场景和日常生活场景。战争带给普通老百姓的痛苦出现了，高官贵族的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出现了，普通的，明显区别于贵族的日常生活场面与心态出现了。更重要的是，一颗忧患重重的心灵出现了。
但仅有这些，他还不是杜甫，他还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大诗人。他认定了自己诗歌的表现方向，从此一无反顾地向前走去，不管前方等着自己的是悬崖，还是绝壁，他对自己诗歌上的理想再未更改。他是矢死靡它，九死不悔。但同时，他在往前走的过程中，也没忘了给自己选一个适合的武器。这和鲁智深、孙悟空出道之前，给自己挑件顺手的武器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结果，他在诗歌武库里挑来选去，还是觉得律诗这种刚刚研发出来的新武器他最喜欢。这种新武器，李白看不上，嫌他束缚太多。而杜甫不这么认为，他在诗歌观念上，以及写作实践上，和他的这个老大哥对着干。李白看不上六朝诗，其实受六朝诗影响很严重；他是言必称六朝诗，精神上却是朝汉魏靠拢。这是逼不得已，也是现实选择。
他觉得这种注重平仄、对偶的文字太好玩了，李白不爱玩，那是他不知道这里面的好。他呢，一个猛子扎进去，就再也不愿出来了。结果，最后，绝句都被他写得充满了律诗味，全是对偶，以致于有人批评他，拿写律诗的方式在写绝句。他却不管不顾。反正他写得蛮高兴。就这样，几十年写下来，律诗这个武器，被他玩成了天下第一。
杜甫不但把律诗这个新武器运用到出神出化的地步，他还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改造旧武器：五古、七古。就是用五言、七言写成的不限字数的长篇。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壮游》、《北征》、《醉时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全部是这方面的杰作。我们通常看到的杜甫画像，一个瘦瘦的病歪歪的老头，但从这些长篇诗作中，我们感到的却是一个精气弥漫、力道十足的壮士形象。当然，这个形象与李白的区别是，李白直接面对天地自然，自然就是我，我就是自然；而杜甫，直接面对人生、社会，我是社会的一分子，社会就是我，我就是社会。他的忧患，他的愤慨，他的哀伤，与广大的世界紧紧相连。鲁迅有句诗，叫心事浩茫连广宇。而杜甫，就是这样一个人。
也许有一天，杜甫翻看自己几十年来的诗篇，会惊奇地发现，他的这些诗，已经不在他曾经仰视的李白之下了。他在默默无闻中达到了李白的高度。尽管当时，李杜并没有并称，但在事实上，他成了唯一可以与李白并肩而立的诗人。用个不伦不类的比喻，当时李白就是屠龙刀，杜甫就是倚天剑。“大哉太白，诗坛称雄；少陵不出，谁与争锋？”
这一点，李白并没意识到，其他诗人也没意识到，整个大唐朝都没意识到。那些与杜甫交往的人，都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失势的官僚，一个穷困潦倒四处讨救济的“弱势群体”。整个时代就这样用白眼、用讪笑，用残杯与冷炙送走了我们的大诗人。可以说，整个时代亏欠了杜甫。
但在今天看来，正是这种亏欠成就了他。每一个伟大人物，都是他所在的时代与环境的产物。他是典型的“时代的肖子”，不管那个时代怎么对他，他对那个时代是无愧于心的。也正是有了他，唐诗，才格外凸显出它的丰富与丰美，沉重与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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