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会通儒道的效用是在解释经典和体证本体的基础上实现的。魏晋时期的儒道矛盾主要表现在:儒道根本思想的差异,及各自经典文句的冲突。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因其立足点不同,而趣旨大异。儒书与诸子书中互相攻击之文,也很难解释。道家中毁非孔圣者,莫明于 《庄子》,而儒家之轻鄙老庄则有《法言》。调和矛盾的方法即以“忘言得意”为主要内容的言意之辨。
《庄子》向来被认为是与儒学有根本分歧的代表,考察《庄子》旧说在魏晋新学中的诠释进路,可以揭示儒道融合的过程。根据《庄子》郭象注,解决途径在方法上为寄言显意。郭象用寄言之说解释《庄子》书中“不经”处甚少,而用以释“绝圣弃知”处则甚多,这种方法是为了解答儒道名实的问题而使用的。郭象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把儒道两家的思想融为一体,使之不相违背,这就使道家抢占了儒家的部分地位。支遁注《庄子》也采用这种方法,他解《逍遥游》云:“庄子建言大道,而寄旨鹏鹦。”这是说鹏鹦之状,无须多解,取其论大道之意,方得弘旨。《庄子》诽毁圣贤之处,均当会其义而不滞于文。东晋李轨为《法言》作注的时候认为,视孔子与老子所同体者,皆以“无”为本,其注解与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的方式颇为相似。扬雄对庄周的诽议,亦采用寄言之法解释其牴牾。故其虽名注儒书,而实宗老庄玄学。
魏晋玄学通过儒道经典的互诠互释,既化解儒道差异和文辞冲突,又阐扬两家经典的普遍品格。汤用彤认为,“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儒道本无差别。自言不尽意观之,六经为糠秕;自寄旨于辞观之,则儒经训俗之用,亦不可废。至于儒道名言冲突之处,仍以寄言出意解之”。
魏晋时人以为,“老庄尚自然,周孔尚名教”。自然与名教的矛盾是研究魏晋玄学的重要线索。玄学用忘言得意的方法消弭儒道冲突,视道家的自然、虚无为本,儒家的人事、名教为末。由此,两家由本末之分判而得以调和,虽曰“名教即自然”,但实际上却是阳尊儒而阴尊道。
言意之辨的方法在魏晋以来的佛经翻译和解经领域有着深远影响,并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儒道等本土文化的融合起到重要作用。佛教初来时,采用格义方法,以佛教名相与中土概念刻板地比附。格义限于事数,而忘言则超于象外,两者精神迥异。魏晋时的佛学为玄学支流,般若方便之义,法华权教之说,均有寄言出意的特点。
集佛教得意忘言方法大成的是道生的顿悟说。慧皎《高僧传》载:“生既潜思日久,彻悟言外。乃喟然叹曰:‘夫象以尽意,得意则象忘。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自经典东流,译人重阻,多守滞文,鲜见圆义。若忘筌取鱼,始可与言道矣。’于是校阅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报,顿悟成佛。”道生在佛学上的地位,与王弼在玄学上的地位相仿。道生首倡的顿悟说在思维方法上,深受当时得意忘言论的影响,可归入玄学系统。
大乘佛教注重实相无相,超越言象,故须忘言绝相。如《高僧传·义解论》说:“至理无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处断,无言故言语路绝。”这是佛教与玄学对话、求同存异的重要基础。二者既然同主得意忘象,则自然推翻了安世高一系的小乘毗昙学,于是大乘的“义学”因之兴盛,而小乘的“数学”由之消沉。东晋乃至南朝的佛徒释经遂与名士解儒经的态度相同,均尚简要清通,融会内外,通其大义,殊不愿执著文句,以自害其意。当时,北方的道安反对格义,南方的支遁不留心文句。更有甚者,慧远读般若经而叹儒道九流皆为糠秕。其理由与荀粲的言不尽意论相似。忘言绝相论后由禅宗发展到极端,如不立文字,靠棒喝和隐喻去体悟“自性真空”之义。可见,言意之辨推动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言意之辨作为儒道释会通的根本方法,不仅对玄学的建立有关键作用,还对佛学在中国的生根以及宋明理学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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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2015-3-9《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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