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钁（胡匊邻），是晚清著名的篆刻家，胡钁篆刻取法汉铜印、玉印、将军印。章法疏落紧凑，一任自然，对印章中的悬殊笔画的处理，独运匠心，达到了疏密各不相犯，竟成妙构。用刀挺秀，转折犹如曲铁，看似漫不经心，而能表达笔意，处处体现了作者的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他的细白文的成就更高。
胡钁(1840—1910)，一名孟安，字匊邻，号老匊、废匊、不枯，又号晚翠亭长、竹外外史，晚年因客居嘉兴，故又号南湖寄渔，别署不波生，葆光亭主人，书画作品多落晚翠款，钤：晚翠书院，葆光亭主人印。生于清道光二十年，卒于宣统二年。晚清浙江石门（今桐乡）洲泉屠家坝人。晚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西泠印社早期社员，晚清篆刻四大家之一。
胡钁篆刻得力于汉玉印、诏版、凿印，章法疏密得当，刀法挺秀。赵之琛和胡匊邻都以切玉法名世，但二者表现完全不一样，赵之琛清逸，胡匊邻沉着：赵之琛线条爽利、锋锐，胡匊邻线条厚重、浑穆。
胡钁篆刻，在继承秦汉印的基础上，通过简洁的文字，将秦诏版的线条有机地融入于汉凿印的风格中，形成了“清健静穆”的篆刻艺术风格。胡钁的篆刻在取法上比较单一，风格定型之后，便裹足不前，没有作进一步的探索和尝试。
技法并不是篆刻的主要或者全部内容。从胡钁的情况看，他不仅能刻石碑，也能刻木、刻竹、刻椰子壳，刻功可谓一流。他摹仿秦汉印的基本功也极好，凡是他署款仿汉的作品，均得汉印精神，十分难能可贵。但他以秦汉印为基础而创作的作品，除了汉凿印和玉印形成自己的特点外，其他风格显得都不够成熟。在晚清的篆刻艺术史上，大凡有成就的大家，都有一手与篆刻风格相配套的篆书，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莫不如此。而再看胡钁的书法，除清秀的行草书一路外，看不到他创作的篆书作品，这或许就是胡钁在篆书方面的不足。胡钁没有自己的篆书风格，故只能在摹仿秦汉印的范围内进行创作。这种创作，从现在的要求看，还不是最高级的篆刻艺术创作。
胡钁在晚清虽有一时之名，但风格定型较早，后续创造力不足。胡钁的篆刻风格，取法以汉凿印为主，兼有秦诏版的线条特点，形成了自家的风格和面貌。这一风格自35岁便初显瑞倪，至40岁便基本成熟。由于胡钁刻印大都以姓名斋馆印为主，所以“仿汉”或“仿汉凿印”就成了边款中经常出现的二个字眼。从胡钁所刻的印章内容看，极大部分是姓名和斋馆印，闲章的比例约只有十分之一。从收印最多的《胡钁匊邻印存》统计，在405个印面中，只有48个印文是属于闲文印一类，其他357个都是姓名斋馆印。可见在胡钁的创作观念中，姓名印才是篆刻的主要内容，主动创作意识就显得弱了一些。
一九三三年，西泠印社三十周年之际，秦康祥编撰的《西泠印社志稿》。书第七页，卷二，志人一栏内排在第一个的便是胡钁。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上海宣和印社出版的《晚清四大家印谱》之《胡匊邻印存》，高野侯于序中称：“印之正宗，当推匊邻”。
与胡钁的声望相一致的，是1951年上海宣和印社方约所辑《晚清四大家印谱》，将胡钁与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并列，胡钁因此有了“晚清篆刻四大家”的艺术地位。高时显又在《晚清四大家印谱》序言中说：“匊邻专摹秦汉，浑朴妍雅，功力之深，实无其匹，宋元以下各派，绝不扰其胸次。而印之正宗，当推匊邻。”按当时的情况看，评价的确很高。
胡钁过世百年之后，不仅“晚清篆刻四大家”的地位被黄牧甫所取代，最近连“晚清六大家”的地位也不保。在《中国历代印风系列印谱》中，胡钁只附在《赵之谦》之后。胡钁从一个时誉甚高的篆刻名家消退至一个普通的晚清印人。
胡钁，现在的篆刻界已近无人提及，胡钁的印作外表平平无奇，甚至给人以木讷的感觉，这根本引不起当今追求奇形怪状、喜欢无病呻吟的印人们的兴趣。如今风风火火的书坛、印坛，物欲横流、名利为先，人们根本静不下心来对艺术进行深度的思考。还是静下心来倒杯清茶独自品味，虽然外面满街充斥的都是些奶茶可乐，那些可图一时之爽，但以有益身心、回味隽永来论，却是怎么也无法与清茶相提并论的，一如胡钁篆刻的印章。
胡钁篆刻，虽然一生的风格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其气韵、结体、线条乃至用字都有自身的特点，归纳一下，主要有三点：
胡钁的印，从气韵与格调上来讲，主要得“简静”之气。即有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洗练”之气。胡钁的简，主要表现在用字上，篆法能简则简，不作无谓的盘曲和增笔。观其作品，结构上没有大疏大密的对比，也没有造险破险的手段，给人一种简洁明了、平和安祥的意境。胡钁篆刻的结构章法，主要是通过文字自身的疏密关系来调理的，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吴昌硕有很大的不同。从现代篆刻创作的标准看，胡钁是谨守秦汉古法，而吴昌硕是破古法创我法，个人面貌更加强烈，也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这也许正是而今吴昌硕为一代宗师，而胡钁仅为普通印人的真正原因。
胡钁治印线条的简洁，用刀的爽利，造就了他的“静穆”之气，这一气息与黄牧甫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仔细观察，还是有不同之处。胡钁篆刻的线条，结合了汉凿印、玉印和昭版文字的特点加以综合应用的，具有独特的金石韵味。胡钁的静气，是通过瘦而劲的线条来表现的，从大部分的作品看，线条之间密不透风的满白文几乎没有，白文线条略细，而朱文线条略粗。这种“红粗白细” 的线条，当时认为才是刻印的难处。嘉兴吴藕汀先生生前曾对我说：“朱文要刻得粗，白文要刻得细”，大概也是这一观点的遗传。虽然黄牧甫的线条也是直来直去，是用带有金石气的满白文线条来表现的，故给人感觉还是静穆高古的。胡钁的用篆和线条，充分地表现了其“简静”的印风。胡钁文弱的相貌、不事张杨的性格、清雅的诗文，都是与他简静的印风一脉相承的。
胡钁在篆刻的用字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基本采用横竖线条的基础上，偶尔采用斜线和曲线，使全印生动活泼；有时横线条过多，就有意造成线条的欹侧和不到位，形成一种拙味，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用心良苦。艺术的高妙之处，就在于拙。若一目了然，便无玩味之处，胡钁深知其中道理。
胡钁的边款也很有特点。用刀干净利落，书卷气十足。从他创作的“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硬黄一卷写兰亭”等几枚长款作品看，楷书的基本功十分扎实，这是与他擅刻碑的特长有关。特别是“硬黄”一印的边款，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四面兰亭叙边款，顶上吴徴所绘山水，刻得惟妙惟肖。从内容到形式，都是胡钁边款艺术的颠峰之作，也是晚清边款艺术的杰出之作。胡钁在边款中记道：“光绪乙巳春，见心杨兄得青田佳石，属仿汉铸印，并属以切刀法摹刻翁北平缩本兰亭于四侧，同好见之，谓非苏斋中别开生面耶！”可见胡钁对此印的边款也颇为自得。
胡钁刻的印章，往往多落穷款，而且很多刻在顶上，这也是他刻款的一个特点。晚年刻款一改常用的楷书体，多以行草书为主，且落款名号随意多变，新见有东篱逸史、韭溪渔父、瓶山樵子、抱溪老渔等号，显示了晚年寄居嘉兴、萍迹他乡的心境，与篆刻作品 “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创作特点。
胡钁是晚清著名的书画篆刻家，善书画篆刻。善治印，工刻竹，治印名声和吴昌硕相媲美，不相上下，虽苍老不及而秀雅过之，刻竹极精，所刻扇骨技艺亦不下于蔡照。书法初学虞世南、柳公权，后致力于汉魏碑版，古拙遒劲，颇见功力。胡钁绘画亦颇见功力，山水直追石涛，兰菊小景也秀雅绝俗。山水峰峦浑厚，笔墨苍茫；兰菊亦娟逸有致。主要作品 《石波小泊吟草》《晚翠亭长印储》。
《西泠印社志稿》卷二“印人”一条中，介绍评价胡钁的艺术成就时称：“工诗善书，偶画兰菊，亦隽逸有致。精刻竹，治印宗汉，与吴俊卿相骖靳。”王福庵审定、秦康祥编纂、孙智敏裁正的《西泠印社志稿》，是西泠印社历史上最具权威的志书之一，对胡钁的评论也是恰如其分的。胡钁在印人中名列第一，而比他年长九岁的金鑑列第二，丁立诚列第三、钟以敬列第四，可见其地位之特殊。叶为铭在《再续印人小传》“胡钁”一条中说：“治印与吴苍石大令相骖靳，虽苍老不及而秀雅过之。”可见在西泠先辈的心目中，胡钁在晚清印坛的艺术成就和声望是比较突出的。
胡匊邻出身于官宦世家，高祖胡枚是乾隆间进士，曾任户部主事，刑部郎中，入军机处达18年之久。胡家藏有《国朝石门黉案》一书，上有小序，称“胡氏世居邑之西乡，自有明迄今，累代奕秀”。胡匊邻本人是同治八年己巳科岁试秀才，名列第二名。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宣和印社曾出版《晚清四大家印谱》，选集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胡镬四家作品。又善刻竹木，曾缩刻古代书法《大唐圣教序》、《九成宫醴泉铭》、《麻姑仙坛记》于黄杨木上，均具体而微，不失神韵。曾刻扇骨多种，中有吴伯滔所作《晚翠亭图》，旁为蒋幼节题诗，集名人诗画篆刻于一扇，堪称三绝。亦擅石刻，曾为鉴湖女侠秋瑾墓刻碑，辛亥革命前后，秋瑾墓虽经毁建，而碑至今仍存杭州西泠桥畔秋瑾女侠塑像背面。又为江南古刹福严寺刻《绉云石护石记》。晚年，以子胡传湘案牵累，避居嘉兴南门莲花桥畔，客死于此。胡钁诗词清雅绝俗，著有《晚翠亭诗稿》、《不波小泊吟草》。又有《晚翠亭印存》(吴昌硕题签)及《晚翠亭藏印》等。
胡钁还是浙北嘉湖一带颇有名望的金石收藏家，因早年随父亲胡骏烈游历四方，有机会搜罗了许多散落各地民间的金石文物。在湖南时，他偶然见到了北宋书法家米芾所书的《登岘山》行书碑石，共8块，因未见于各家著录，觉得颇有保存价值，即以高价购回，置于县城（今崇福镇）南门的新安会馆，并以朱墨拓印流布四方。1939年10月，惜被驻守崇德的日军管原部队捣毁，现仅存残拓本，藏桐乡市博物馆。
胡匊邻收藏的秦砖汉瓦、魏碑晋镜，不计其数，悉藏于其屠家坝老宅喜雨草堂，记载于光绪《石门县志》“金石”篇的即有十数件之多，计有：汉残铜镜，文曰：“天下大明”。汉永宁砖，文曰：“永宁元年十月十八日造”，凡十字，下有人首形，坚如铁，同治初出湖州菁山。新莽镜，文曰：“王氏昭竟四夷服，多贺新家人民息，官位尊贵天下复，风雨常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子孙力。”传字古镜文未有多于此者。吴赤乌砖，文曰：“赤乌七年造作，吴家吉翔，位至公卿”，凡十四字，案“翔”古通“祥”。晋四面永嘉砖，文曰：“永嘉元年八月十日立功，吴兴乌程俞道由兄弟俞道初治作之”，凡二十五字，德清俞太史樾作《先世墓砖歌》记之。晋建兴断砖，文曰：“建兴四年”。重摹玉版十三行帖，道光间邑人蔡载福从宋拓阗玉本摹出，肥瘦得中，颇为珍赏家所重。南齐铜造像，背镌“永明三年造”五字，圆光，上缺，镀金斑斓。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志铭草稿帖，真迹藏归安陆观察心源家，光绪三年邑人胡钁借摹上石，笔势娟秀流动，论者谓得野桃含笑之态，后有明李东阳及心源两跋，辩证颇详。明董文敏行书《洛神赋》帖，石嵌北庄胡氏家庙西廊壁。倪耘小传，耘字小圃，精绘事，同治三年殁于上海，秀水董燿为其立小传，华亭蒋确书，同邑胡钁摹刻，石存钁家。
胡匊邻还收藏有一件珍贵的文物——蔡襄（君谟）临孙过庭书谱。书谱还附有宋代仲温楷书注释，此帖凡三十二石，颇有残缺，胡匊邻得之后，与友人屈祉堂、金叔眉补以胶漆，终成完物。光绪十四年六月，军机大臣、书法家瞿鸿机曾在谱上题识，末附赠胡匊邻诗：“并世苏黄重，君谟墨妙传。全完赵氏辟，载上米家船。我已人书老，君犹嗜好偏。飘零神物护，未许委榛烟。”
光绪三十四年，胡匊邻因其子胡小匊（传缃）犯人命官司，激起众愤，屠家坝老宅被当地百姓捣毁，所藏金石书画大多被毁，少量散落，不知所终。胡匊邻避居嘉兴莲花桥畔，最后病逝客乡，胡氏家族从此风光不再。如今，胡氏故宅蓬蒿满地，遍地断砖残瓦，让人依稀可辨的仅是宅前一沟浅浅的河道和宅右一潭日渐淤积的池塘。
胡钁篆刻初以切刀学陈曼生，后改用冲刀仿汉，取意诏版权量、凿印铜章，于古玉印尤有会心。仿玉之作，流美易而古朴难，匊邻谱中“玉芝堂”、“硬黄一卷写兰亭”诸印则能兼之。高野侯序《晚清四大家印谱》以匊邻为“印之正宗”，有云：“匊邻专摹秦汉，浑朴妍雅，功力之深，实无其匹，宋元以下各派绝不扰其胸次。”论皖浙流派差别，不只在用刀冲切，巧拙亦有不同。浙派自丁敬身以来，以朴拙厚重为美，至赵次闲始稍稍益以机巧，以迎合时人之好，而拙厚尽失，此浙派所以衰微也。匊邻中年以后虽改用冲刀，而醇厚古劲，仍是浙派家风。
与唐颜鲁公同字
金石刻画臣能为
与多宝如来佛同日生
朝看画暮读诗杨生得此可不饥
胡匊邻篆刻出于浙派，而现在流传下来的印章属典型浙派面貌者不多，白文尤其少见，印作“与唐颜鲁公同字”，边款云：“曼生仿汉，匊邻效之。”印作“金石刻画臣能为”，拙中寓巧，又非陈曼生所能范围者。为儿子胡传湘刻的朱文“与多宝如来佛同日生”，切法苍劲奇古，颇能传丁敬身、蒋山堂正脉。“朝看画暮读诗杨生得此可不饥”，原石系明末万年少（寿祺）遗物，残存隶书边款：“天启庚午三月，万寿祺制于京师。”尚堪发思古之幽情。
玉芝堂
一琴一鹤家风
晚翠亭长
胡匊邻并不甘心株守浙派，在白文创作上多取法汉玉印，1907年镌的“玉芝堂”，以稚拙生动的面貌与浙派彻底划清了界限，边款说：“曾见古玉印色泽甚佳，文曰玉芝堂，颇有汉刻意，惜无钮未得，今卜居郡中，背模其文，即以名吾堂。丁未六月老菊记。”如果说“玉芝堂”尚有依傍的痕迹，这枚“一琴一鹤家风”纯然自家面目。胡匊邻的朱文善于冲刀薄削，如这枚自用之“晚翠亭长”，边款云：“癸酉三月，新构晚翠亭，匊邻因制是印。”胡匊邻“与吴昌硕相骖靳，虽苍老不及而秀雅过之”。
硬黄一卷写兰亭
1905年胡匊邻应杭州杨见心之请刻“硬黄一卷写兰亭”，印石四畔用单刀缩摹兰亭，印顶则是吴待秋绘的兰亭修禊图，印、款双美，也是一桩风雅事，跋语云：“光绪已巳春，见心杨兄得青田佳石属仿汉铸印，并属以切刀法摹刻翁北平缩本兰亭于四侧，同好见之，谓非苏斋中别开生面耶。胡钁并记。”
竹刻晚翠亭长小像
胡钁刻/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
胡匊邻不仅能在印侧缩摹碑帖，亦能刻竹、镌碑，匊邻年长吴昌硕四岁，吴昌硕《石交集》有胡的小传，其中专门提到：“匊邻名镬，貌癯而神隽，通篆籀，善镌印，刻竹尤工，其摹小秦玺逼肖，双钩古人书入石，能与原本不爽毫发。”林乾良《西泠群英》中说胡匊邻“曾刻扇骨数十把，其中有吴伯滔的晚翠亭图，旁有蒋幼节题诗，集名人诗、画、刻于一扇，精妙不下于蔡照。”此柄扇骨未见，西泠印社别藏有山阴王缘（馥生）画的“晚翠亭长小像”竹刻臂搁，由瞿鸿禨（子玖）篆书题署，沈景修（蒙叔）题诗，诗云：“亭中老鹤闲于我，亭外梅花瘦似君。一样冬心耐幽独，近来时事不堪闻。”想来应该是匊邻自刻者。此外，余绍宋编金石书画曾印有胡匊邻在黄杨木片上摹刻的颜真卿小字麻姑仙坛记，真称得上不爽毫厘。
胡传湘刻/惟善以为宝
胡传湘刻/昌楹审定
胡传湘刻/平湖葛昌楹书徵鉴藏
胡匊邻公子胡传湘，胡传湘（1881-1924）字小匊，浙江石门人，受匊邻教诲，亦能刻印、刻竹，其篆刻风格接近乃父，但不似乃父之富于创造性。这枚“惟善以为宝”，平正而不失秀雅，边款说：“汉白文秀劲一路，小匊偶摹其意。丁巳八月，听笙我兄属刻，胡湘并记。”朱文“昌楹审定”、白文“平湖葛昌楹书徵鉴藏”，皆为葛昌楹刻，工整却淡然寡味，此所以吴昌硕的公子吴藏龛、黄牧甫的公子黄少牧尚偶然被人提及，而胡传湘则几乎湮没无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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