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曾翻越葱岭到达悬度，之后派甘英继续西行，这一年是哪一年？
甘英是班超身边的掾吏，用今天的职务来理解就是西域都护府中重要业务部门负责人。所以，甘英也许是当初三十六勇士之一，从任何角度上来说，最艰难的任务，会安排给最可靠最放心的下属去做。
定远侯，西域都护班超一统诸国后，首要问题就是保持稳定，不耗中原的财力和人力。这便是甘英出使的目的，了解葱岭以西的世界，寻找可以结盟的朋友。
丝路那一端的“大秦”也许是理想的盟友，只是“大秦”在哪里？有多远？什么状况？远道而来的商人或赞扬或贬低的说法均不可信。
出使大秦一定是军事目的，不是商业目的。这符合班超“以夷狄治夷狄”之策，在外，顺道宣扬大汉国威。
“大秦”是对罗马帝国及周边地区的称谓。
当时最远的商人来自罗马，丝路的终端。史料中，罗马帝国也先后五次派使者到达洛阳，至公元284年后，再无罗马遣使的记录，那时候，匈人进入了欧洲，古罗马分崩离析。
在漫长的“丝路”上，汉商并没有起主导作用，这源于我们的文化基因。大兴儒学的社会氛围下，“尊儒、重农、抑商”，加之“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成为行为标准。屯垦戍边有方向性和目标性，而游商则无目标，除利益之外。
西行之路，艰难险阻。天朝大国，物产丰富。西来的货物，除了植物种子外，其他琥珀、犀牛角、金银器之类属于奢侈品，并非必需品，所以造成中原商人在丝路贸易中没有成为主角。
史料说法：永元九年（97年），甘英受班超的命令远行。
这也许是甘英回归的时间，按甘英的路线图向前推。由都护府它乾城骑马西行至皮山15天，由皮山过悬度、经罽宾至乌戈山离60余天，又行百余日穿越伊朗高原到达条支国，再行60余日到达安息国。单程需要八个月左右。这个时间乘以二，就是往返时间，可以推出甘英出发的时间，应当在永元八年（96年）初，而在永元九年年中回归西域它乾城。甘英应当是跟着实力强大且与汉朝关系非常密切的一支商队同行。
探索未知的道路，不可无向导。
甘英到达了西海，再没有前行。现今的波斯湾一带。
甘英出使大秦达到之前的目的了吗？当然达到了，不然不会无功而返。
在安息国，向导告诉甘英，到大秦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海路，一是走陆路。
走海路，自然就近。
数百年后《后汉书》中，与“画师丑化王昭君”如出一辙的进行了一番文学化的演绎。
安息的向导变成了一个水手给甘英讲述了一段故事，说是到“大秦”必须坐船顺风三个月，逆风要两年，所以去“大秦”要准备三年的口粮，且在海上风浪无测，前途未卜，风险极大。甘英听罢，被吓了回来。
这是安息的向导告诉了甘英一段希腊神话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塞壬，她是河神埃克罗厄斯的女儿，长着美女的头颅鸟的身体。由于与缪斯比赛歌喉而被剪去双翅，失去翅膀的塞壬只好在海中的岛屿上游荡，有时会变成美人鱼，姿容娇艳，体态优雅。塞壬用她动人的歌喉吸引过往水手，使他们迷失方向触礁死亡。船队通过时，要用蜡封住耳朵，用绳索将身体绑在船桅上才能安全。
这原本是甘英归来讲的途中趣闻变成了甘英不敢前行的原因。
走陆路，自然就远。
早于《后汉书》百余年的《后汉纪》中，不单说了走海路还说了走陆路的路线图，安息向导告诉甘英，从安息陆道绕西海北行也可以到达大秦，这一路人口密集，治安良好，无盗贼土匪，但是有一段路程要过平原和山地，常有野兽攻击行人，如果没有百余人，带着武器自卫，很难通过。
可见，当时的安息向导对甘英非常诚恳，极力想促成甘英使大秦，并告诉了所知的“大秦”风土人情，奇闻趣事。
甘英出使，过悬度、越雪山、上高原……历经千险万难到达安息，怎么可能会因为一段吓人的故事就前功尽弃，无功而返？况且甘英对未卜的前程，不可能只听一个人的说法，不去佐证一下。
甘英是北方人，第一次见到大海，浩瀚无际。在古代地理概念中，这已是天涯海角。出使前班超自然有过交待，随机而行。此行是军事地形与联盟的考察任务，而大秦路途遥远，已失去联盟的价值，这才是甘英东归的真实因素。
《后汉书》比《后汉纪》名气大，后人只看到了《后汉书》的说法，少有人用心去翻阅更接近甘英时代的史料对照研究。所以，一位征战于西域的勇士，让后人解读成了知难而退的行者。进而上升到“失去一次中国与古罗马直接对话”的高度，历史教课书也采用了前一种说法。
甘英出使达到了班超的目的，回归后，详细的介绍了西行的军事、兵要、地志、人文、物产。当时，班勇已成年，记录了甘英所述经历，写就《西域风土记》，班固死于监狱后，妹妹班昭继续修编《汉书》，采用了这段记录。
北匈奴单于被赶走，平衡被打破，那几年，南匈奴开始不断叛乱，叛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先是来自内斗，然后，来自负责南匈奴管理的边地官员挑拨离间，割裂匈奴单于向洛阳朝廷控告的渠道，逼迫南匈奴反叛，北匈奴投降的二十万人再次叛乱。
地方官，相当重要的角色，这类官很多是官场逆淘汰之后的产物，无德无能无才，有的只是贪婪的心。装出爱国忧民的表象，以至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弄虚作假。好在汉和帝刘肇虽然年少，但天资聪慧，很快发现问题的本质，逼反三十一任单于挛提安国的两位高官，被召回洛阳处死。
一部分已降汉的北匈奴人突出边塞，向西北逃离，进入西域。这正应了一句话：“斗米恩，升米仇”。这种仇不是米造成的，而是施米者造成的。
甘英出使那年，南匈奴一部叛乱，出塞。
这一年，在西域，车师后王涿鞮叛乱，攻击车师前王尉毕大，起兵的原因是戊己校尉索頵，预谋罢黜涿鞮，立破虏侯细致为王。涿鞮认为这是车师前王尉卑大出卖自己。于是，反击车师前国，捕获前王尉卑大的家人。
匈奴与汉王朝在西域争夺的重点就是车师前部、车师后部、东且弥、卑陆、蒲类、移支，也就是争夺对塔里木河以北“车师六国”的控制权。
“车师六国”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与匈奴游牧地相接壤，从车师前部向西可以到达焉耆北道，从车师后部向西可以到达乌孙。这个地区的争夺战一直十分激烈。因此，班超在西域以团结西域诸国共同抵御匈奴。虽然北匈奴单于远逃，但匈奴部落在西域和漠南、漠北大量存在，逃走一位再立一位，如此简单。
戊己校尉索頵本是屯田官吏，有守一方平安的职责，没有废立西域国王的权力。当权力不受限制，会起到反作用，引发矛盾。
永元九年（97年），西域长史王林，征发了凉州刺史部六郡的军队以及朝廷可以调动的周边羌氐部落武力讨伐涿鞮，抓获了车师后部千余人。车师后王涿鞮向北逃入北匈奴牧界，被汉军抓到之后，斩首，随即立涿鞮之弟农奇为车师后部国王。
当时，在羌夷部落也常发生朝廷派出的官员与当地头领不合而引起的叛乱。很多事例可以用“官逼民反”来表述。历史是胜利者写就，我们可以看到详细的平叛过程，只能在只言片语中分析出叛乱的起因。
班超时代，“丝路”贸易非常繁荣，以至罗马人的购买力对中亚东部的钱币设计产生了影响。丝路货物的“集散地”是在月氏人的贵霜王朝的大都市，汇集了来自印度、中亚、中国的各类货物，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的贵族时尚。
甘英肯定专门考察过这里，甘英之后，不断有来自中国的使节到达。
同一时期，中国与波斯的交往变得更加频繁。运往中国来自其他地域的货物也被称为“波斯货”。
这一切当然与班超驻守西域，维护这条重要的通道有着极大的关系。
甘英之后，中国与罗马并没有直接的交往，那一时期，中国人对喜马拉雅山脉之外的印度洋和地中海地区知之甚少。罗马帝国的目光也没能越过高山、荒漠盯上中国，而是将波斯视为猎物，以攻占波斯为目标，从而统治世界，虽然那时候罗马人并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也不知道中国有多大。
永元十四年（102年），七十岁的班超给汉和帝刘肇写了一封奏折，这在封折子中，班超很伤感的告诉和帝：
“我已老了，不奢望能走到酒泉郡，只敢盼望能活着进入玉门关，现在派庶子班勇随安息王国朝贡的使节团，一同入塞。我想在活着的时候，能让儿子亲眼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家乡的风土人情，代我祭奠先祖的陵墓”。
妹妹班昭也有三十年没有见过哥哥了，于是有了班昭为班超请归的奏折。
汉和帝刘肇很感动，下令召班超返回洛阳。
这年八月，班超抵达洛阳，疾病缠身，九月去世。
班超，投笔从戎，万里封侯。劳苦之役，居家亲事。能言善辩，博览群书，志高鸿远，，不拘小节，为人谦恭。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捭阖纵横，分化瓦解、驱逐匈奴，战必胜，攻必克，文韬武略，当属人杰，一统西域，贡献卓越。
这位投笔从戎的英雄在西域生活了整整三十年，为西域的统一和稳定耗尽心血，而他离开后，很快西域就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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