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端酒过来说，东哥，你记不记得那年，你是队长，我是指导员，有一天，我在备课，你一脚把门踢开说：政治指导员同志，不要把机关作风带到战斗部队，你的岗位应该在训练场，而不是在办公室里补笔记。然后你就去了训练场，然后，我就灰溜溜的跟着你去了训练场。
1999年，我在焉耆中队，指导员卫东调到油城工作了，凡从支队政治处干事岗位来中队当指导员。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如果不提起，一辈子都不可能想起，在我的记忆中，在中队的过道里，我还差点动手把凡锤一顿，凡吓的躲。
凡是实诚人，说话慢条斯理，听半天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所以我就想锤他一顿。当兵的不打架，哪里会有血性。
凡左手拉着我的右手，十指相扣，我们聊过去的事，酒杯里的酒是满的。凡说，他还记得我那时候看的书是《菜根谭》。当时，还说，人就咬得菜根，则百事可成。
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人走着走着又聚了。
聚会是因为涛的生日，涛跟我发小，一起长大，一起读军校，涛长的帅，但黑，上学的时候就叫“黑蛋”。我从基层调总队作战处工作时，涛在乌鲁木齐二中队当队长，离总队机关百十来米。下班后就常去二中队看战士训练。那时候，战士业余时间的训练是自发的。比的是谁的单、双杠好。我的单、双杠也不错，七、八练习没问题，可以和我的士兵们比试一下，所以二中队的兵就很熟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消防队就不搞这种协调性的训练了，开始了表演性的操法训练）
有一次，涛请我吃饭，有目的，想让我帮忙办件事。
二中队有一个好兵谭，甘肃娃娃，家里穷的只有一头牛，服役期到了，想留下来转志愿兵，当年士官制好像还没有开始执行，所以名额有限，打招呼的关系也多，再加一倍的名额也轮不上好兵谭。我在总队工作，离领导近，涛就想着让我帮忙把这个事搞定。好兵谭我认识，训练不错，讷言，本份的农村孩子。
那时候，总队的参谋长是王育新，后来是我们的总队长，新疆消防本土出的唯一的将军。
我去找了参谋长王说了好兵谭的家事和现实表现。之后，参谋长王说：“你去找警务处长，就说好兵谭是我的关系。”
之后，我给涛打电话说，家里只有一头牛的好兵谭的事搞定了。
吃饭宝桢也在，我当队长时，宝桢是排长，武警总队副总队长的侄子，军校毕业分配到库尔勒上户乡一个偏远的中队，与我这种百姓的孩子为伍。
那是1995年的事，当时我在报纸的广告页面找电脑培训班，打电话问了培训的课程。接电话的女孩子声音很好听，但是她们培训档次太低，五笔输入法，这个我会。然后，这女孩子就常打电话招生，后来，我就让宝桢接电话，宝桢就聊电话，然后就聊成了女朋友。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宝桢哼着难听的歌进办公室。我就笑，问宝桢，你去哪儿了？宝桢说，没去哪儿，在班里和战士打牌呢。然后我说，你去照一下镜子。
宝桢的脸上，一左一右印着清晰的口红唇印。宝桢再进来，满脸通红。我说，人家谈对象亲嘴，你他娘的谈对象亲脸，还到班里找战士打牌！
哎呀，我就不能提往事，一提往事，宝桢这小子就喝高了。
晓东说，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那年他从阿克苏借调来巴州训练新兵，半夜来到中队时，我扎着腰带替新兵站岗。
那次新兵集训我们把一家歌厅砸了，我带人干的。
当时，总队警务参谋勇来蹲点，有天晚上，宝桢和排长斌陪参谋勇吃饭，然后去了卡拉OK厅唱歌，结果，为了抢话筒就跟人打架了，而且打败了。排长斌跑回中队就吹哨子集合。我问怎么了？斌说，宝桢和参谋勇被一群人打了，他杀出重围搬救兵来了。然后，我就带了十几个新兵班长去营救宝桢和参谋勇。
当时，中队位于乡政府所在地，上世纪九十年代，乡上的歌厅质量差混混多，我们冲进歌厅时，打完了，宝桢被打成了熊猫，参谋勇脸上也挨了一锤头，半肿。打架的对方是老板的朋友，跑了，老板在，让几个班长抡着消防腰带也打成了熊猫，顺便就把歌厅砸了，还把老板纠到派出所做笔录。
我们是这个乡上的唯一驻军，于是，乡书记霍拎着一部可以当砖头打架用的白色“大哥大”来参加说和宴，卡拉OK厅的老板请客。成员有派出所长、乡长、中队指导员大宽，还有几个上户乡的“名流”。那时候，我和指导员大宽也是上户乡的“名流”。为了建设新农村，中队的一台“黑头卡”每天忙着拉砖头挣钱。霍书记的话得听，衣食父母呀！打架那天的晚上天太黑，没注意，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我的兵把人家老板的人头打成了猪头。因为年轻，酒量好，就把猪头老板灌到桌子下面去了，之后还成了朋友，不打不交嘛。
时间过的真快，我们这些人就过了打架的年龄，先后脱下了军装，但忘不了的是曾经消防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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