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中医》分上下两篇刊发）
摘要：通过“科学”、“非科学”、“伪科学”定义及界定标准的溯源，认为构建在经验总结、演绎推理等“形而上”研究方法上的中医理论体系是不同于建立在“实证”、“实验”基础上西医“科学”理论体系的“非科学”理论体系。所以没有必要讨论中医的“科学性”，更不需刻意证实其“科学性”。无论以“伪科学”为由对中医恶意的攻击或迫害，还是以“科学化”名义对中医的善意改造或研究，其实都脱离了中医“非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属性，都是对中医的伤害，都是不可取的。中医必须在自己特有的文化基础上，坚持自身独具的研究方法以保证确切的临床效果，才能够存续、发展。
关键词：中医；科学；非科学；哲学；形而上；
“科学”自从在“新文化运动”中被陈独秀等以“赛先生’之名介绍并引入中国且大力倡导之下，获得了迄今为止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要至高无上的社会文化地位，而且这种地位一直延续至今。正如胡适所说：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到了无上至尊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外表示轻蔑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个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个自命为新人物的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此论历百年而至今日，中国之社会大环境，可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近现代以来中医日渐式微是毋庸讳言的现实。笔者在《从近现代存续看中医发展忧患及希望》一文中，梳理了近现代以来对中医的诋毁、废止、改造以及中西医结合、中医西化等戕害，认为自身的文化自卑和外在的文化压榨是中医衰败的根本原因（《光明中医》已采稿）。然而具体而言，文化的不自信，却大概源于中医和西医“科学性”的对视。中医正是在外界尤其是西医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甚至攻击中和中医界自身对中医“科学性”的辩解证明中以及盲目自觉的“西化”研究传承中，一步步走向衰败的。
1. 科学、非科学与伪科学
对中医的恶意攻击戕害以及善意的改造发展，包括“中西医结合”及目前中医界自我盲目的所谓现代化，其实有一个共同出发点，那就是中医“科学性”的问题。中医在奋力证明自己是“科学”的，而大多数西医则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所以有必要探究何谓“科学”、“伪科学”以及“非科学”。
严复首先使用“西学格致”来翻译Science，后直接借用日语译名“科学”来翻译。其实，“科学”究竟指什么到现在并不十分清楚[1]。但是为了更直观清晰的追本溯源，还是要引用一些说法。美国《大百科全书》（1977版）定义“科学”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看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所系统化的一种认识”；《哲学大辞典》认为“（科学）就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2]；相对于科学体系而言，把无法运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检验或评价的领域，如哲学、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不满足精确性和可检验性的问题或理论统称为“非科学”[2]。非科学是广义的科学之外的所有知识体系以及认识观念，所以范围很广。另外，非科学按照完备程度及与科学的密切程度又分为“非系统性非科学”和“系统性非科学”，前者如神学，后者如形而上；相对于科学而言，伪科学定义更不明确。但综合对各家认识，基本上是指明知自己不是科学却谎称是科学，或者把缺乏科学依据、不能为科学证实的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宣传为科学甚或比科学还要科学，如占星学。
同科学的定义一样，科学的界定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都不存在唯一的标准。如古希腊，宗教和魔法曾被奉为正统的科学。而科学与非科学的严格划界，始于逻辑实证主义学派，强调知识的“确实性”以及“实证性”，认为一切科学的知识必需建立在观察和试验得出的事实上，只有在逻辑上可以得到证实，才算做是科学。如20世界初英国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罗素等提出，以归纳逻辑来表征科学理论、以可证实性来分析科学理论，并且这两个特征就是科学、非科学、伪科学的界定标准。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波普尔则认为，只有能为经验事实所批判和反驳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即能证伪[3]。所有理性知识和科学理论，不必经受实（经）验确证性的捡验，而必须符合可证伪标准。所以认为可证伪性是区分科学与非科学包括伪科学的标准。占星学就是伪科学，因为占星学只做极模糊的预测，以至于不能证伪。而数学就不能满足证伪，但显然不能以“伪科学”待之。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又涌现出的诸多历史主义哲学家则认为，科学既要求可重复可检验性，还要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以及超量的经验和知识和对未来的可预见功能。所以可以说，时至今日，“科学”的定义及界定，其实都未被公认。
2. 中医是不同于西医的“非科学”体系
从以上概念以及界定的溯源，对比中西医理论体系就可以大概看出，建立在理化理论基础上，以实验和实证为研究方法的西医学，基本上是“科学”体系。而建立在中国古典哲学“形而上”思维方法之上的，“格物致知”、“进与病谋、退与心谋”的临床经验总结和通过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的循环甚至通过“内证”来构建并完善自己理论体系的中医学，无疑是“科学”以外的范畴。换言之，属于“非科学”范畴。
虽然截止目前，“科学”是最严谨、最规范、最主流的认知世界的方法[4]。但“非科学”的体系和门类却并非一定能为现有科学体系所证明。因为科学本身就需要不断的发展，需要推陈出新，而且仍然有明显的局限性。这其实既是科学进步的表现，也是科学仍然不成熟的表现。另外，因为科学毕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水平以后才产生的认知体系，哲学和宗教等其它认知世界的体系和方法均已历数千年历史，第一次科学革命至今也不过才区区数百年，所以科学不会是也不可能是认知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因为只有真理才是人们对事物发生及其发展规律的最客观正确的认识，才是终极的正确反映，“道可道，非常道”（《老子·第一章》），所以科学追求的只能是相对的真理，是不断发展、无限接近真理的过程。科学自身还处在不断纠错发展的过程中，所以科学一定代表不了真理。科学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唯一方法，也不会是绝对正确的方法。
由于“科学”究竟指什么并不十分清楚，且常常将“非科学”与“伪科学”混淆，所以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都会造成混乱[1]。所以既然迄今为止并不存在公认的科学划界标准，科学的定义还尚待商榷，那么无论中医西医，又何必急于拿“科学”的标准来丈量中医呢？更何况，因为中医根本就是“非科学”体系。正如李金平所说：独立于自然科学之外的中医理论体系，其中涵盖或交叉了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多个系统，所以辩护、论证中医的科学属性根本就没有必要。他是与科学并行的两个独立系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也是对现代科学的补充甚至兼具挑战。所以无论拿何种所谓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中医，其实都是南辕北辙的，都是“不科学”的。
3.“形而上”是中医理论最本质的特征
形而上学（Metaphysics）简称形上学，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分支，旨在解释存在和世界的基本性质。通过理性的推理和逻辑去研究不能透过感知而得到答案的问题[5]。形上学是哲学的基本法则，被迪卡儿称为第一哲学。因为哲学内涵相近于《易经》“形而上者谓之用，形而下者谓之器”的义蕴，所以借用“形而上”谓之。从定义可知，推理和逻辑的研究方法，应该就是形上学的方法论。
台湾哲学家曾仰如认为：“形上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学问的巩固性、普遍有效性、合理性及确实性全基于形上学。是以形上学一被忽略、藐视，学术的进步及真理的揭发就无形中大受阻碍，人类的推理能力也普遍地趋于薄弱，知识界也将变成混乱不堪。各学科所研究的对象、范围也认识不清，因而在学术界里常有越俎代庖之事的发生”[6]。新中国建国以后，西医之所以对中医的围剿仍在继续，虽貌似因为毛主席对中医的支持而收敛，但规定中医“中西医结合”发展方向以及此后中医业界盲目自觉的“西化”研究，其实应该是有中国社会主流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深层原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工人阶级的哲学”，是“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是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7]。“科学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治国平天下而言，事实证明是切实可行的；对于“科学”体系中诸学科的指导意义，也仍然是恰如其分的。但对于生命学科另外形式的中医而言，“科学表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也很难替代“形而上”的“阳阳、五行”等中医的哲学基础。哲学的范畴中，与唯物对立的应是唯心，与辩证对立的则是机械，不应该是“形而上”。但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被对立”，在“文革”中遭到猛烈批判。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形而上学”在大多数国人的意识里，仍然是十足的贬义词，是需要摒弃的哲学糟粕。在这场运动中，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明显受到了批判“形而上学”的牵累，也是延续至今中医“科学”与“伪科学”无休止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西医之间的差异，其实源于各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尤其是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不同，导致了各自使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而结出了不同果实。生命和疾病之“形”为几乎永远不可尽知的客观存在。中国的医学家是吸收了东方儒家（笔者将在《浅议儒家思想与中医理论架构》中论述）、道家等各家思想精华[8]，直接超越或者说是忽略了“形”的研究，通过“形而上”的认识方法，以演绎推理的思维，用朴素辩证法，去思考、去总结、去提高疗效，进而完善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更注重“用”，所以形成的经验性理论体系是以思辨为主，更侧重从宏观和整体以及功能的角度看问题；而西方医学家则是在理化实验基础上，努力研究实质“器”的角度，去尽可能的认识“形”，采用了分解与分析为主要方法的“形而下”的还原论理论，更注重从微观，包括病变局部和物质基础以及形态结构的角度，通过“实证”来研究问题，所以理论体系会在不同的认识层次水平不停的推翻、重建。因为生命及疾病之“形”其实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客观存在，随着认知的深入只能会发现更多的不可知。总体来说，是以还原论的分解分析方法为主，走的是“科学”的线性方法；而中医则是以“形而上”的中国古典哲学为指导，通过“格物致知”、“进与病谋，退与心谋”的推理演绎，通过临床经验的总结提高来丰富中医理论，是以非线性的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法为研究基础，属于“非科学”的理论体系。换句话说，中医和西医是不同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完全不同的疾病认知体系。中医的基本理论，如整体观、秩序观、平衡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气的一元论认识等中医的核心基础学说，都是属于科学之外的非科学体系。所以有人说[9]，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与哲学、数学、几何学、经济学等研究抽象的宇宙规律的其他学科一样，本来就是属于“形而上”的非科学体系范畴；而理化以及现代医学等“形而下”的属于可以实验或实证的学科，才有被划分为科学的“份儿”。
我们不讨论“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优劣，因为二者本身就具有相辅相成、一体两翼的不可分割性，都是研究世界的虽不同但互补的方法。但对比我们对待哲学“形上学”的态度，却颇值得深思。西方持续至今其实都远比中国要重视得多。据相关资料：在美国，每年会有五百本以上书籍出版及二十多种刊物发行，用来介绍托玛斯·阿奎那及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全国超过一千所的研究中心和大学传授这些学说[10]。所以在“形上学”方面，反观我们的“毁”与“弃”和西方延续至今的“兴”与“扬”，是否仍然可以看到国人文化不自信的影子。
4.不能以“科学”的名义认识、研究中医
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曾经说“他者是自我的坟墓”。因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相同性，所以对于中医而言，西医东渐伊始就成了挥之不去的“他者”[11]。而如果中医对于自身以及西医这个“他者”缺乏理性且清醒的认识，不从哲学基础提供的不同研究方法的特异性上认识彼此，加上西医“科学”的认识研究方法更简捷直观从而让人更容易接受，那么在这个“他者”的注视之下，中医肯定就会方寸大乱，就会自觉不自觉的以“他者”（西医）的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来思考、研究中医，就会直接导致中医固有的思维和研究方法弱化，进而导致中医临床治疗效果全面下降，“中医存在主体性消失的危险”（陆广莘）也就是当然的结果，最终会导致中医存在的必要性受到怀疑。
随着西学东渐尤其西医的传入和迅速发展壮大，相对而下是中医这样那样的原因日渐式微。所以为中医“科学性”的辩护以及把中医列为“科学”体系的努力，—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成了中医同仁们的首要任务。发展至当前，中医的教育体系、评价体系、传承方法、研究方法甚至连思维方法，几乎都有意无意沿袭了西医的“科学”模式，还美其名曰“中医的现代化”，实质其实就是中医“西化”。中医包括思维方式、概念、范畴的西化（笔者在《过敏性紫癜对应中医病名辨析--<中医外科学>“葡萄疫”命名商榷》一文中讨论过此现象[12]，后专文讨论），已经脱离了中医赖以生存发展的自身基础即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只能是中医理论的异化和临床疗效的急剧下降。而确切的疗效，恰恰是中医数千年薪传不熄的最根本原因。因为医学，无论科学或非科学体系，祛病延年才是最根本的追求。如果疗效再不足以让受众信任期待，那么中医就真的离灭亡不远了。
但是以此为方向的探索研究目前仍然蓬勃，此处仅举代表性一例。
有人[13]在政府基金资助之下研究 “中医药与时俱进发展路径”，认为中医药之所以日渐式微是因为四方面原因：中医学术理论迄今仍停留在阴阳五行阶段，是中医未能超越医易相通困局的要害；中医临床诊断停留在望闻问切、辨证阴阳的经验医学层面，是中医难有发展的症结；中药治病原理徘徊在四性五昧、升降浮沉和归经的架构上，是中药不能长足发展的软肋；中医药时常被究竟是否科学的弱智问题纠缠，是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的根源。
中医的基础理论到今天仍然是阴阳五行是事实，但估计很难改变，中医的基础理论想越过“医易相通”也基本不可期待。因为如果抽去了中医理论中“阴阳五行”的哲学内核，放弃了“形而上”的研究方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知道中医理论中可以保留的东西还能有多少，也不知道“失魂落魄”而没有了自我特质的“四不像”中医还能不能称为中医；临床上中医的诊断方法仍然是望闻问切、临证处方靠辨证阴阳，也是客观事实。但这些存在是否就是中医不能发展的症结所在，就颇值得商榷。就在西医传入中国的前夜，坚持“形而上”研究方法的中医学，在中国医史上还出现了一个甚至不比目前西医学治疗水平低的、“温病四大家”治疗发热性传染病的学术高峰。至于今天中医医生诊疗水平的急剧下降，究竟是被望闻问切、辩证阴阳所禁锢，还是因为没有了中国文化灵魂的支撑、中医知识技能的掌握欠火候，已经不能够真正的辩证施治，却自觉不自觉在以西医的思维和研究方法“使用”中药，因为不伦不类所以才疗效退化，值得中医界同仁们思考；中药的四性五味、升降浮沉和归经，包括中医的经穴认知，笔者至今都深信不疑和“内证”有关。因为无论如何“形而上”的格致推理，基本上不可能得出如此玄妙细致且颇成体系同时在临床实际施用时又切实可靠的认识。不要因为目前不能“证实”“内证”这种说法就武断的说是“伪科学”，因为虽然你我不能体验“内证”，也不能说“内证”就一定不存在。就如无论有没有“日心说”或“地心说”，太阳和地球其实就在那里自然运转，认识水平有高低而已。另外，用研究单一化学成分西药的方法来认识研究成分相当复杂的中药，是不是就科学？是不是非要研究到分子水平才算科学？而如果非要研究到分子水平，穷一人一生之力能否研究透彻哪怕一种草药？更何况即使相对简单的方剂也有相当繁复的药物组合类型，煎煮之下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潜在新物质生成？这种研究方法可以移植来研究中药吗？这样做岂不是没事找事先把自己搞晕再得出一些莫名其妙的研究结论然后回过头怀疑否定甚至攻击中医中药理论？如作者所言：是否科学的弱智问题纠缠，是中医药事业举步维艰的根源。但其实，作者此论的基础仍然是认为中医属于“科学”体系，认为中医需要科学的改造而又不知该如何科学改造的纠结，才是以上四点看法的精神实质。
中医界尤其不愿认可中医的“非科学”属性，仿佛“非科学”就一定是“伪科学”、就是封建迷信。而事实上，被文化自卑所束缚、纠结于中医是否“科学”的中医界同仁的心魔，正是中医发展的真正大敌。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都不再被自己认可而想改造，还能奢求体系以外其他人的尊重吗？所以，中医百年来不能发展的原因，是否因为外部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医进行学术压榨甚至灭绝，以及中医界自身越来越沉重的文化自卑导致自发的以发展的名义、现代化的名义“阉割”中医理论的复合作用所导致，尤其值得中医界深思。
5.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医才有未来
随着国家社会的快速发展进步及三十多年来西医学在中国充分发展应用以后所暴露出的局限和不足，中国文化的自尊在回归，所以中医存在的必要性已不容置疑。越来越多的国人也在进一步冷静思考中医应该的发展方向。中医当下科学化、现代化和标准化的研究好像代表了中医目前以及将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但这些研究思路均是基于中医属于“科学”体系基础之上的，如果颠覆了这个值得商榷的认识基础，如此的所谓发展方向就很值得探讨。从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所谓的中医“科学化”进程，历数十年，目前的结果却是中医虚火不退、病态繁荣。队伍日渐庞大但真正的名医大家越来越少。而无论出发点如何，这种“西化”的研究非但没有赢得“科学”体系西医的尊重，不伦不类的所谓研究成果恰恰又给了以“科学”为名攻击中医者更多口实。实质上就是“努力把中医伪科学化”的过程。以至于延续至今，国人甚至中医人自己，在潜意识里就认定中医是落后的，认为中医学必然会慢慢消亡，西医学逐渐成熟壮大，就是医学科学发展的终极趋势[14]。
正如杨振宁所说，中医基础理论确实是沿袭了《易经》“形而上”的哲学思路，而不是近代科学化实验或实证的“形而下”的研究思路和手段[15]。相较于属于“科学”体系的西医，中医“非科学”的属性特征是明显的。相对于注重“实证”、“实验”的西医科学体系，中医“形而上”的经验总结，虽不能为西医理解、认识、接受，但在功能性疾病以及所谓亚健康状态（西医所谓“亚健康状态”，在中医其实已经可以辨证阴阳、处方施药以纠正、调整。中西医学此方面的不同看法另文专论）、耐药性病原微生物的治疗等等西医学颇受局限的诸多领域，都逐步显现出了自身独特的优势。临床实践的有效性，决定了中医存在的必然性。所以，延续百年以“科学”的名义灭绝中医的目的，是不可能达成的。中医属于“非科学”的范畴，肯定存在有科学的成分，那也只看科学的西医是不是愿意去研究、去借鉴；而如果可以提高中医的疗效而有中西医结合的可能，当然也不妨自自然然结合。但中医界绝不必去刻意逢迎。这其实就是兄弟学科之间的交叉、交流而已，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解释什么。所以与学习中医、研究中医，尤其是与做中医，实在不应该有太大的关联[16]。依靠卓然疗效自尊自信的站立，终究强过削足适履、卑躬屈膝去祈求别人的认可。但是目前许多所谓的以现代化的名义对中医的研究，不但造成了医疗以及科研资源的巨大浪费，客观上导致了人们对中医的信任感逐渐丧失，使中医的发展严重偏离了应该遵循的道路和方法。所以中医不但没有让人接受为“科学”，伪科学的质疑却此起彼伏，中医萎缩和消失的趋势反倒在加剧、加速[17]。
另外需要着重说明的是，“非科学”不是“伪科学”，但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为“伪科学”的，而且仅当它冒充“科学”的时候[1]。既然中医的属性是“非科学”，那么真的就没有必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以所谓的中医现代化、科学化、标准化的“西化”研究方法，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而且因为方法论与研究主体的不适应，所谓“科学化”的中医研究结果往往得不到西医的认可和尊重，所以这样做的客观结果，恰恰是把中医从“非科学”的范畴推到了“伪科学”的境地。而反之，如果认同了中医“非科学”属性的正确定位，反而可能与“科学”体系的西医学形成优势互补，倒更有可能为卫生事业带来福音[4]。所以钟南山院士才会说“这几十年提出说要中西医结合，我本人不太赞成。中医和西医各有各的方法，还是应该二者齐头并进、取长补短、共同进步”。钟院士此论是否受到“非典”中医药疗效的影响不得而知，但对比中医业界的文化自卑、道路迷茫，以及某些所谓精英专家们丑化中医、消灭中医，不知能否看出底蕴单薄或无知无畏。
综上所述，中医是不同于西医“科学”体系的“非科学”体系。所以某些人以“科学”的名义，武断的认定中医是“伪科学”而口诛笔伐、必欲灭之而后快的做法可以休矣。因为“科学”的定义和界定均未明确，且自己都不了解“科学”为何物，所以不必拿无知衍生出的“无畏”，以所谓“科学”的标准来丈量“非科学”体系的中医；中医同仁也应该知道中医究竟是什么、需要怎么发展传承。千万不要以现代化的名义、以“西化”的研究方法，尽心竭力对中医的“科学性”进行证明，却实实在在是“伪科学”化中医。以上两种做法实际上都是对中医的巨大伤害。作为实用性很强的医学学科，疗效应该是评判其存在合理性的唯一标准。通过扎实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打好中医基础，通过大量诵读历代经典充分掌握中医理法方药理论，通过跟师以及不懈的临床实践提高中医药疗效，才是中医传承发展的必然途径。中医既然是几千年来独具体系的客观存在，中医的产生和延续又独具自身特点，那么中医的发展必然要遵循自身独具的规律。科学体系不过区区几百年历史，通过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已存在数十亿年的生命尤其生命最高形式的人，其实就如让一个刚出生几秒钟的婴儿去理解、认识一个年富力强学养深厚的成年人，任之重道之远几乎不可想象。所以即便几千年历史的中医在无边无际的生命课题面前同样也很幼稚，但中医以“非科学”的方法研究、呵护生命，客观上是另辟蹊径，毕竟也多了一种道路选择。既然中医西医都非尽善尽美，而且各有所长、不可替代，我们是否更应该以平和、理性的态度支持中医体系的存在并努力完善、发展呢？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真心希望医界同仁们（包括西医、中医）都能于专业技术之外学习一些文化知识、了解一些哲学常识，不要瞎子摸象认识中医，更不要盲人瞎马发展中医，总归不要再以“科学”的名义继续伤害甚至毁灭中医！因为中医不仅仅属于中医人，她还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因为毕竟不是哲学专业出身，中医药学又博大精深、堂奥难窥，所以粗疏舛错之处在所难免。以“试论”命题，其实就是抛砖引玉的意思！欢迎老师们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 魏屹东.科学、非科学及伪科学的界定[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4(6):19-20.
[2] 冯契.哲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958-959,963.
[3] 李建华.科学哲学[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184-191.
[4] 陈斌.关于中医非科学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2013,34(11A):73-74.
[5]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
[6] 曾仰如.形上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5:1.
[7] 华岗.辩证唯物论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1,18.
[8] 尹亚东,刘书红.《黄帝内经》与《道德经》养生思想渊源初探[J].河南中医.2002,22(3):71-72.
[9] 郑志坚,孟庆云,孙涛,冯清.哲学、科学及中医的划分[J].医学与哲学,2013, 34(4A):
[10] 陈治维.影响世界的哲学家[M].台中:好读出版有限公司,2003:322.
[11] 李明,高颖,李敏.西医,中医挥之不去的他者[J].医学与哲学,2006,27(4A):18-19 42.
[12] 邵启峰,尹亚东,刘书红.过敏性紫癜对应中医病名辨析--《中医外科学》“葡萄疫”命名商榷[J].中医临床研究.2014,6(12):89-90 92.
[13] 吴红娟,张效峰.医易相通的哲学反思[J].医学与哲学,2013, 34(4A):11-13.
[15] 黄利兴.对中医的科学性与未来走向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32(11):66-67. [14] 杨振宁.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N].中国中医药报,2005,0l-24(3).
[16] 张瑞萍,黄超平,尹亚东,刘书红.从肾病治疗看中西医结合[J].中国中医急症,2014,23(3):467-468.
[17] 张春丽.科学、非科学和伪科学划界与中医学的生存与发展[J].医学与社会,2011,24(4):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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