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葛亮治蜀的全过程中，在政治上几乎无够级别的对手可言。真正与诸葛亮有过权争之举的，仅李严而已。惜李严不堪一击，算不上同级别的对手。然这仍是诸葛亮执蜀期间，朝廷内唯一一次引人瞩目的大事件。通过对此事件的剖析，可从一新的侧面认识、了解政治家刘备、诸葛亮。
一、李严崛起
李严（后改名李平），字正方，南阳人，年青时为郡吏，荆州牧刘表曾让他历任诸郡县，以才干著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攻占荆州时，李严当时正任秭归县令，便西诣蜀，投靠刘璋，被任为成都县令。李严任成都县令不久，再次以能干著称。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刘璋任李严为护军，命他率军到绵竹抵抗先主刘备的进攻。李严到绵竹后，竟然率军投降了先主。先主拜李严为裨将军，不久，打下成都后，又任李严为犍为太守、兴业将军。李严只把这看成一个平台，他要利用这个平台大干一番。
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土著豪族马秦、高胜等起事于郪，合聚部伍数万人，一下子打到资中县。当时先主正在汉中，形势危急。李严并不向朝廷要求另外调兵，仅率郡属军士五千人讨之，斩秦、胜等首级。其部众枝党，又被李严打得星散逃避。这一战，展现了李严的军事才能。大战后，李严在郪、资中等全部恢复了“民籍”，将过去由豪族直接控制的大量百姓，建立起了由政府控制的、今后得向政府交租纳粮、服役的户籍。从根本上夺走了、或者说抑制了土著豪族的土壤。这又表现了他突出的政治才干。不久，越嶲土著民族高定遣军围新道县，①李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
做为一个降臣，仅仅表现出卓越的能力还不够，还得表现出对新主子的忠心。李严挖空心思，在刘备称帝这事上做够了文章，充分表现出了忠心。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刘备未即位前，一手在武阳刨制了“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事件，此后又遍邀蜀国官员八百人签名，上表恳请刘备称帝。刘备称帝后，李严为宣传刘备的“天命”，又在该地建庙、刻碑，大扬其名。二是，主动策划，请刘备到犍为“籍田”。
建安二十五年(220)二月，曹操病死，其子曹丕继立，十月取代汉室，称皇帝，建魏国，改年号为黄初。为对抗曹魏，益州府官员们也为刘备登基称帝，都紧急活动起来。当时谣传汉献帝被曹丕所害，刘备不加查证，即为其发丧制服②，以显示自己为汉室继统。
与此同时，各地官吏纷纷称本地出现祥瑞之物，为刘备称帝做舆论准备。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黄龙见武阳”事件。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军师将军诸葛亮等人的上书中说：“……今上无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群下前后上书者八百余人，咸称述符瑞，图、谶明征。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孝经援神契》曰‘德至渊泉则黄龙见’，龙者，君之象也。《易》干九五‘飞龙在天’，大王当龙升，登帝位也。”《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蜀以刘氏瑞应。” 《宋书·符瑞志中》仍说：“刘备未即位前，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此事见于《三国志》等正史记载，影响甚大。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武阳赤水为犍为管辖，犍为太守李严利用这一自然现象讨好刘备，做够了文章。
李严曾立了《黄龙甘露碑》，全文如下：
（碑文前十行阙，其羣臣列名录后。）
（上阙一人）司徒臣（姓名阙）、安汉将军（下阙，又阙五人）、侍中臣（阙）、立侍中（下阙）、尚书（下阙、又阙四人）、五官中郎将臣（姓名阙）、太中大夫臣（姓名阙）、中散大夫臣（姓名阙）、博士臣许慈、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阙）、信议郎臣（阙）光、议郎臣（姓名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镇东将军臣刘琰、平西将军臣刘（阙）、平北将军臣刘（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二字）、将军臣（姓名阙，第二横并阙，第三横阙十八人，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十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第四横阙十二人，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姓名阙，又阙一字）、将军臣孙（阙，又阙一字）、将军臣（阙）仁、时太守南阳李严、正方丞宋逺、文竒，武阳令阴化……。
第二碑
惟建安廿六年（阙十字）赤水（水字）甘露（阙）亐县中（后阙）
碑阴：（上阙六人）侍中臣（阙）、立侍中（下阙）、尚书（下阙，又阙二字）、光禄大夫臣（姓名阙，又阙二人）、中散大夫臣刘（阙）、博士臣许慈、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姓名阙）、议郎臣孟光、议郎臣（姓名阙，下阙人，又阙二人）、益州前部（阙二字）、臣费诗、益州左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右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阙）部司马臣（姓名阙）、益州部蜀郡从事史臣（姓名阙）、益州部（阙二字）从事史（下阙）、益州部（阙二字）从事史（阙）义校尉臣（姓名阙）、益州部巴西从事史（阙）信校尉臣李（阙）、益州部梓潼从事史忠节中郎将臣（姓名阙）、益州部牂柯从事史臣（姓名阙）、益州部永昌从事史（阙字）校尉臣（姓阙）、益州部（阙）山从（下阙，又阙五字）、从事史臣（姓名阙，阙六字）、业校尉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阙二字）、中郎将臣刘（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张（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刘（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又阙二字）、中郎将臣（姓名阙、下阙）③
宋洪适在《隶续》中记载此事时曾指出：右《黄龙甘露之碑》二，隶额，皆六字，不磨灭。碑中有穿，各髙五尺余，大者广三尺，次二字，《华阳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立庙作碑。《蜀志》次年曹丕既灭汉，太傅许靖、安汉将军糜竺等上言武阳龙见，君之象也。与博士许慈、议郎孟光立礼仪、上尊号，至次年登坛即位。大碑之文十行，仅有数字可辨，羣臣列名居石之二，上下四横每横二十余人，可辨者侍中二人、司徒、尚书、五官中郎将、太中中散大夫、博士各一人、议郎四人、安汉镇东等将军二十余人。官之下皆称臣、姓名。碑侧题太守李严、并丞、令二人姓名。严后改名平。次碑之文，十四行。惟首行有“建安廿六年”数字可辨，碑阴存者，上两横，每横三十人，可辨者：侍中、议郎、从事史、中郎将数十人。两碑俱有许慈、孟光题名，则立石非同时也。建安二十五年，汉祚已终，次年四月，蜀主方称帝改元，则辛丑之春，蜀人犹奉汉代正朔。故有建安二十六年之文。两横之下，崇宁中为王时彦所磨刻，其说二碑皆有额，却云其一漫灭李严大字一行，皆可读，却云所存十字，如是卤莾，輙敢镌勒。武阳在汉属犍为，今为眉州彭山县。
从此碑看，建安二十四年（219），当时属武阳县（今属双流）的赤水河（即今与府河相汇的鹿溪河、历史上又名兰溪）。此河源自成都平原东部的龙泉山脉，历来“江水浊”，略呈赤色，而府河为李冰所开的“二江”之一，水清，二江相汇之地，清浊分明。当时浊水呈现出了所谓的“龙”形。这当与李严该意寻找机会巴结刘备有关。李严抓住这一自然现象，广造舆论，动员蜀国各大臣签名刻碑，又建庙铸鼎，④为刘备正式称帝立下了功劳，取得了刘备的信任。
刘备为帝后，曾大搞过一次籍田活动。籍田是我国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田。西周有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籍田百亩的古制。三国曹魏曾多次籍田。为显示天子的正经统和威仪，在犍为太守李严的安排下，在犍为所属的武阳，也就是“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之地的附近，搞了一次比较正规的籍田活动。《元和郡县志》卷三十四说：“籍县，本汉武阳县地。周闵帝于此置籍县，因蜀先主籍田地为名。隋大业二年省，永徽四年复置。”《太平寰宇记》卷八十五：“沐马川，在州北一百二十五里，蜀先主于此置籍田，牧马于此江中，俗因名沐马川，今割属广都县。”刘备籍田的细节，古籍不见记载，但籍田的程序在古代大体是相似的，不外乎祭天、祭地、祭农神，然后天子相征性的耕耕田而已。
另外，当时先主在成都时，有时也外出游玩。如上文的“牧馬于此江中”，蒋任广都县长时，“先主尝因游观奄至广都”⑤，这些活动多数当与李严有关。
李严的另一政绩，是对蒲江大堰“六水门”的大修。蒲江大堰，六水门，以后又叫通济堰、通津堰、远济堰、馨堰等。《华阳国志·蜀志》：“武阳县，郡治。有王乔、彭祖祠。蒲江大堰灌郡下，六水门。有朱遵祠”。《水经注》说武阳县“籍江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女总赞论》：“朱遵，字孝仲，武阳人也。公孙僭号，遵为犍为郡功曹，领军，拒战于六水门……。” 《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说：“馨堰，在县西南二十五里，拥江水为大堰，开六水门，用灌郡下。公孙述僭号，犍为不属，述攻之。功曹朱遵拒战于六水门是也。”即在公孙述据蜀（公元25——36年）之前，六水门已经存在，此工程必兴于西汉无疑。六水门，《百官公卿表第七上》奉常属官有“都水两长丞”如淳注道：“《律》：‘都水治渠、堤、水门。’水门即水利工程。蒲江大堰又叫“六水门”，从命名习惯上看，也应是西汉时期的水利工程。从此堰枢纽名蒲江堰的情况看，估计其枢纽取水位置在蒲江口附近，即后来所称的邛江口。宋欧阳忞撰《舆地广记》卷二十九：新津“有天柱山通齐堰，自卭江口引渠南下百二十里至眉州西南入江溉田千六百顷。”新津南河旧名邛水、邛江、临邛水、蒲江等，为岷江支流，发源于四川名山境内，经今蒲江县、邛峡县，接纳邛崃诸水后入新津界，入岷江。此地古名邛江口。汉代新津地旧属武阳县。武阳始置于秦，辖地相当今彭山、新津、眉山、仁寿（部分）、井研—带，秦时属蜀郡，汉武帝后改属犍为郡。武阳县城在今彭山县江口镇。武阳曾在较长时间内为犍为郡治，蒲江大堰的兴建，与武阳的这种历史背景当有关系。今新津地于周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建县。蒲江大堰渠首工程以“六水门”为其显着特征。即在渠首建有六个大的可上下开关的六个水门，换一句话说，它筑有坝堤，在坝堤上开水门。可据需要放水灌溉农田 。这与当时西蜀普遍使用的无坝引水工程相比，甚为特殊。
据《水经注》记载，李严在健为任郡守期间（214——222），曾对此堰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整修。当时，武阳县县境内江上原有大桥，长一里半，叫“安汉桥”，每年涨水时，都会冲坏此桥。每年修桥，百姓甚苦。李严见此，即率百姓开凿天社山，“寻江信道，此桥遂废”。天社山，即今新津县城边上的老君山。
这“寻江信道”能替代桥梁，实是拦江大坝，能开闸放水，坝上可供人行过江。换言之，李严还重新修筑了“六水门”枢纽工程，使其能连接江的两岸。另外，这大坝既然可替代“县下”的过江大桥，也证明当时蒲江大堰枢纽位于蒲江口附近，与唐代以后、即现在的位置大不同。
东汉晚期，蜀中从两次黄巾大起义，战乱极颇繁，都江堰、六水门等大型水利工程都严重失修。李严上任后，大抓水利建设，确实抓到了关键上。这次工程影响很大，以致于宋工部侍郎、井研人李心传认为 “眉州通济堰，建安间创始”⑥，即李严创建了通济堰。
二、先主刘备亲种祸根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李严降先主后，实职只是犍为太守。《先主传》说：“及董和、黄权、李严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吴壹、费观等又璋之婚亲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刘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处之显任，尽其器能。”《伊籍传》说伊籍曾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廖立传》：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征立为侍中。后主袭位，徙长水校尉。立本意，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而更游散在李严等下，常怀怏怏。《蜀科》即刘备入蜀初期制定的的法律。李严参与其事，说明刘备在众多刘璋旧部中，对他比较重视，另一方面，只给李严一个太守职务，又说明还没另眼相看，特别重视。
《杨洪传》说：杨洪在先主定蜀后，曾任健为太守李严的功曹。李严欲徙郡治舍，杨洪固谏不听。杨洪遂辞掉功曹，李严只好将杨洪推荐给益州，担任蜀部从事。不久，先主争汉中，急书令诸葛亮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拿不定主意，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诸葛亮于是下决心发兵汉中。当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诸葛亮于是又上表先主，让杨洪代理蜀郡太守。杨洪众事皆办，十分得力，没过多久，便担任了正职蜀郡太守，不久又转为益州治中从事。这事说明李严任健为太守时，十分刚强，即使象杨洪这样极有见解、极有才干的部下的建议，一点也听不进去。《费诗传》说王冲者，广汉人也。为牙门将，统属江州督李严。为严所疾，惧罪降魏。魏以冲为乐陵太守。下属惧怕李严，以致降魏！《杨戏传》说：都护李严性自矜高，护军辅匡等年位与严相次，而严不与亲亵。李严一方面才干卓越，一方面缺少亲和力，给他做下属很难。
李严镇压了土著豪族马秦、高胜等在郪县的暴动事件后，其才干引起刘备注意。后来，越嶲土著民族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事件发生后，刘备即派李严驰往赴救，又大破敌军。经此二战，刘备视李严为能臣，寄予厚望，加李严为辅汉将军，仍兼任犍为太守。后来，李严在刘备欲称帝的关键时刻，一手刨制“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事件，又策划刘备“籍田”等，进一步得到了刘备欢心。但当时刘备急于东伐，不得不把后方交与诸葛亮，为安定起见，来不及提拔李严。
章武二年，先主败退永安、又患病重时，开始着手安排后事。从他托孤时所对诸葛亮、刘禅说的话来看，他对后主今后的地位甚为担心。他开始着手上层人事调整。他的唯一一个大动作，便是直接下诏，令李严到永安宫，拜为尚书令，直接留在身边，管理大小政事。
尚书令，秦、西汉为少府属官，掌奏章文书。东汉政归台阁，尚书令成为仅对君主负责的总揽一切政令的首脑，其地位在相当长时间内取代了、或者说超过丞相。
刘备称帝之初，名义上设丞相不设尚书令。但实际沿用的却是东汉晚期“尚书台”的体制。当时诸葛亮虽名为丞相，却没开设相府，即没有丞相自己的办公机构。他的官职全称是“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⑦。“录尚书事”、即皇帝身边众多“尚书”们的头目，类似今之秘书长、或办公室主任，能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东汉后期的丞相，如无“尚书”之衔，则不能直接面见皇帝。“假节”即可以直接代替皇帝处理某些奏章。换言之，诸葛亮当时的实际职务，是东汉晚期的尚书令，而非丞相。顺便说一句，诸葛亮逝世后，尚书令的职权立即大起来，又回到了东汉后期的轨道。《后主传》：“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蒋琬以丞相留府长史的身份担任尚书令后，便可总揽国事，为百官之首。
这时刘备突然新设了尚书令，又留在身边，显然刘备要是要在身边重新建立一个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尚书”机构。这机构就由李严总负责。诸葛亮在成都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意见，要通过李严的机构后，才能达到刘备那里。刘备的旨意，要先通过李严的机构，才能到达诸葛亮的机构里！这对诸葛亮、及其在成都的“尚书”班子都是重大威胁！刘备这一举动，不仅含有要培植李严力量，要他与诸葛亮分权之味，也是当时蜀汉朝廷中重大人事变动的信号，对诸葛亮的振动、威胁很大；——东汉尚书令取代丞相之事，方离去不远，完全可能在蜀汉重演。
只是因为当时刘备在前线，距成都甚远，很多事还不得不借助诸葛亮在成都的机构，加之李严毕竟是刘璋旧部降臣，而刘备身边多为从荆州带过来的人，多为诸葛亮旧部，李严一时还不敢做太大的动作。当然，最主要的是时间太短。先主始诏李严到白帝城，应在章武二年(222)六月败回白帝城之后，次年二月刘备托孤，最多八个月。这才没最终酿成更大的人事变动。
次年二月，先主病危时，让李严与诸葛亮同受遗诏辅少主。《先主传》：“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又任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一任命对诸葛亮是非常有利的，它明确了诸葛亮是正，而李严是副，换言之，也明确了诸葛亮在成都的“尚书”班子是正，而李严在永安的“尚书”班子是“副”。托孤后，诸葛亮的班子立即接管了李严班子的所有事务。李严班子事实上成为一个临时班子，很快便消失了。
刘备重病期间，在永安重建“尚书”机构的做法，在李严为诸葛亮之间搞权力平衡，为以后他二人的权争，亲手种下了祸根。
三、诸葛亮、李严权争始末
章武三年五月，十七岁的刘禅在成都继位，即改元建兴。诸葛亮正式开府处理全国大小事物。这是蜀汉官制的一个转折点，刘备时期实际上存在的“尚书台”班子，被相府机构取代。“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由此开始了诸葛亮执政时代。
诸葛亮对刘备在永安重建尚书机构的做法，心里究竟怎么看，史无明载，但可从年号这么一件小事看出来。陈寿曾专门批评道：“礼，国君继体，逾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则革称建兴，考之古义，体理为违。”⑧也就是说，刘禅继位后本应在次年正月才开始使用新年号，但却马上用了新年号，迫不及待，违反礼制！不过，陈寿把这帐算在刘禅身上，却怨枉了后主。当时，小刘禅对诸葛亮“以父事之”，一切由诸葛亮说了算。使用新年号为国之大事，事先必经有关部门反复讨论。蜀中官员不可能不知道有关礼制。诸葛亮执意使用新年号，正反映出他心中对先主的不快，其中李严任尚书令之事当最为突出。
诸葛亮执政后，表面上先后封李严为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但却让他继续坐镇江州，尚书令之职，名存实亡，这才是实质。这做法，与刘备生前安排的“尚书令李严为副”的旨意当然不符。事实上，至从诸葛亮执政起，李严尚书令的身份便不再见诸记录，不再提了，怎样消失的，也不清楚。
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率大军南征。这是蜀国的特大事件。可以说当时蜀国全国上下都动员了起来。在此事件的初期，《吕凯传》曾说：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在其后整个南征大战中，看不到李严的活动踪影。本来，李严与诸葛亮既同为托孤大臣，按理说诸葛亮外出南征时，便应把后方政事交李严。但诸葛亮根本没这样做。
《杨洪传》说杨洪开始时曾为李严属下的功曹，李严还在犍为任上，而杨洪已当蜀郡郡守。杨洪用的门下书佐何祗，有才策功干，举郡吏，数年后又担任广汉太守，而杨洪尚任蜀郡郡守。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这个记载恰好说明了诸葛亮对李严进行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冷处理”。
李严自己还抱有梦想。当时，诸葛亮北伐事已进入准备阶段。他以为，诸葛亮出军汉中时，会让他到成都“知后事”，即负责全国政务。本来，他驻扎在永安，便自做多情的提前移屯江州，留护军陈到驻永安。李严在江州一边筑大城，一边暗暗等调令。当时，他曾与被迫外降的孟达写信说：“吾与孔明俱受寄托，忧深责，重思得良伴。”诸葛亮也在给孟达的信中说：“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诸葛亮虽全无李严“知后事”的想法，但还不想矛盾公开化。
建兴五年，诸葛亮北伐前，在著名的《出师表》中，对朝中大事做了周密安排布置，提到了众多大臣，唯独没谈到做为托孤之副的李严。他出军前，又将“知后事”的重任交与了蒋琬等。李严的梦想彻底破灭。这时，诸葛亮又下令调李严所辖二万军队前去镇守汉中。李严正在不满，便讨价还价，要求从益州东部分割五郡，新设江州，让他当江州刺史。诸葛亮没同意，致使调动未能执行。
李严见诸葛亮大权在握，身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没过多久，又想出一计，欲重演当年刘备称帝前后的把戏，便主动写信给诸葛亮，劝其象曹操、司马懿那样受九锡，进爵称王。
这正好给了诸葛亮一个教训他的机会！诸葛亮接书后，义正严辞地批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⑨诸葛亮大气凛然，软硬不吃，李严只好吃了一个哑巴亏。
建兴七年，陈震出使东吴之前，专门找到诸葛亮，专题汇报李严的巧诈和早年为官劣迹。《三国志·陈震传》说：诸葛亮与长史蒋琬、侍中董允书曰：“孝起（陈震）前临至吴，为吾说：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吾以为：鳞甲者，但不当犯之耳，不图复有苏、张之事，出于不意。可使孝起知之。”正方，即李严字。这是诸葛亮准备将李严问题公开化的信号。
建兴八年(230年)，曹军欲攻蜀，诸葛亮再次要李严带二万军队到汉中坐镇，李严又讨价还价，说起“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诸葛亮为将李严调离他经营多处的老窝，驱虎下山（这有点让他进一步表演之意），便上表后主，任李严子李丰为江州都督督军，接替李严调走后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李严若仍不执行调令，矛盾便公开化了。当时李严还没有这个力量，不得不执行调动命令。这一时期，李严改名为李平，为什么改名，还是一谜。
建兴九年，李严到汉中接替魏廷，“督汉中”。李严从镇江州到督汉中，表面上看是平级调动，实际上江州是李严多年经营的据点，而汉中却是诸葛亮的大本营。李严到汉中后，实质上是在诸葛亮众多亲信的控制之下，毫无自主权可言。这年春，诸葛亮率军出祁山，令李严负责军粮等运输事务。李严本是“督汉中”，从职责上看应管理汉中的军政大事，可现在却被贬为运粮官，肯定一肚子鬼火。加之当时正值秋夏之际，值天霖雨，运粮工作十分困难，不能按时交粮。李严于是派参军狐忠、督军成藩喻指，说是后主命退军，让诸葛亮即刻退还。诸葛亮本因粮尽，正打算退兵，便承命退军。李严见大军退回，又故作惊诧，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试图推卸自己不办军粮之责，同时还试图攻击诸葛亮擅自退军之愆；与此同时，他还向后主上表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回到朝廷，将李严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等全拿出来，责问李严。
李严辞穷情竭，首谢罪负。于是，诸葛亮上表曰：“自先帝崩后，平所在治家第，尚为小惠，安身求名，无忧国之事。臣当北出，欲得平兵以镇汉中，平穷难纵横，无有来意，而求以五郡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汉中，平说司马懿等开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际逼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时之务。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谓平情在于荣利而已，不意平心颠倒乃尔。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诸葛亮又与众将共同签名弹劾李严说：“平为大臣，受恩过量，不思忠报，横造无端，危耻不办，迷罔上下，论狱弃科，导人为奸，情狭志狂，若无天地。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向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今篡贼未灭，社稷多难，国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业。”于是，废李严为民，徙梓潼郡。
诸葛亮又与平子丰教曰：“吾与君父子戮力以奖汉室，此神明所闻，非但人知之也。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谓至心感动，终始可保，何图中乖乎。昔楚卿屡绌，亦乃克复，思道则福，应自然之数也。愿宽慰都护，勤追前阙。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君以中郎参军居府，方之气类，犹为上家。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详思斯戒，明吾用心，临书长叹涕泣而已。”⑩
建兴十二年，李严在梓潼听到诸葛亮死讯后，知道自己彻底无望了，发病死。原来，李严被迁后，还寄希望诸葛亮有一天会良心发现，给他一个机会，——这事只有诸葛亮能做，而他的后继者断不会为之！现在诸葛亮已去，自己的现状也永运不会改变！他心激攻火，竟然死了。《三国志·蜀书·杨戏传》载杨戏对李严的评价是说：“正方受遗，豫闻后纲，不陈不佥，造此异端，斥逐当时，任业以丧。赞李正方。”
刘备作为君主，在准备交班之前，为下一代着想，在托孤重臣中稍搞一点权力平衡，系基本的帝王之术，恐怕不可非议。诸葛亮与李严之间的是非，后人不宜用今日的标准妄加评判。但有一点是可以说的，虽然二人都欲紧跟刘备，但在思想观念和生活作风上颇有差别。李严刨制“黄龙见武阳赤水，九日乃去”的做法，李严劝诸葛亮象曹操、司马懿那样受九锡，进爵称王的动机，与诸葛亮一惯思想观念不符，为其不耻，却是明显的。李严豪族般的生活，“今虽解任，形业失故，奴婢宾客百数十人”，与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生活亦相差甚远。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人，诸葛亮克已奉公，而李严私欲极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要后主“远小人”，这“小人”应当包括李严在内。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击败李严、打垮政敌后，不象司马懿“高平陵事件”后、东吴诸葛恪事件用夷族的方法来对处理对手，只是流放并基本保留原生活待遇水准，这在三国时期是极难得的。这表现出了诸葛亮的胸怀。
李严败了，但也曾为蜀汉政权做过贡献，也是蜀汉早期的一个重要人物。陈寿在李严等人的传记后，曾专门评说：李严等人的失败，“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事实上，不尽如此。一将功成万骨枯，在诸葛亮的成功路上有很多垫脚石，李严只是其中之一。
注释：
①关于此新道县，史学界尚存争议。《水经注》卷三十三说：“崃山，卭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蜀中广记》卷十四说：“崃山，卭崃山也，在汉嘉严道县，一曰新道。”曾有人据上此疑新道县是由严道改名。但蜀汉时严道县仍存，见《晋书·地理志》。方北辰《三国志注译》1803页说：“新道，县名，县治在四川屏山县西。”屏山为蜀汉时安上县境。我疑新道、安上为同一县，或为刘璋时改县名，蜀汉时又复改回。②《三国志》卷3 2《蜀书·先主传》，《后汉书》卷9《孝献帝纪》说献帝死于曹丕代汉的14年之后。
③宋洪适撰《隶续》卷十六《黄龙甘露碑》。
④《太平寰宇记》卷七十四：“黄龙庙在县（彭山县）东二十八里，在长江村导江东岸，《华阳国志》云建安二十四年黄龙见武阳，赤水，仍立庙、石碑，今在。”南朝虞荔《鼎录·金器款识》蜀先主章武二年，于汉川铸一鼎，名曰“克汉鼎”，埋之丙穴中，八分书，三足；又铸一鼎，沉于永安水中，纪行军奇变，又于成都武担山埋一鼎，名曰“受禅鼎”；又埋一鼎于剑口山，名曰“剑山鼎”，并小篆书，皆武侯迹；又时龙见武阳之水九日，因铸一鼎，像龙形，沈水中。”
⑤《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巻一百五十。
⑦《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⑧《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⑨《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诸葛亮集》。
⑩以上见《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及其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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