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建立的八旗部族体制，是典型的游牧－军事一体化社会体制。
这个体制提供的强大军事能量，直接支持了满清成功入关。
相对而言，汉族人的帝制因以文领兵的军事制度而在走进衰退的泥淖。
在满清入主北京后，尽管保留了八旗体制，但八旗体制所固有的军事能量却被肢解，并渐渐融入汉族人的帝制国体。
这与蒙古族人入主中原后所采取的蒙汉疏离政策不同，因此使满族人得以按照汉族人的政治传统实现了对帝制国体的驾驭，特别是康乾盛世，将帝制国体推向一个新的繁荣高峰。不仅国土面积达 1310 万平方公里①，人口也由 1655 年的 1.2 亿，增加到 1850 年的 4.3 亿②。
清初本土 18 省的民田制度承继明制，将入关后圈起的约 1600-2000 万亩土地，按均田体例分配给旗人，并置皇庄 700 万亩（乾隆年间）供皇室用度。
由于清代对土地买卖的控制较松，鸦片战争前已出现明显集中的趋势，约 35％的耕地为富裕家庭占有，其余土地为自耕农或自耕农兼佃农拥有，其中少地的农民（30－35％）需要租地而增加收入。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鸦片走私贸易的发展，大量白银外流，引起土地价格上涨和地租通胀，租地的农民须将 45％左右的产出作为地租③。
中国农民与同期英国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相比，处境基本相似。
只不过英国的农民可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到资本家的工厂、矿山、农场去领微薄的工资，中国的农民却只有流入城市，充当挑夫、码头装卸工、水手、杂役和家仆，沿海的那些无地农民可选择漂洋过海寻找生路，那些内陆的少数无地农民只能被迫成为土匪或强盗了。
大体上和平与安宁的社会状态，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幅员、发达的手工业及茶叶、丝绸等等大宗交易活跃，加上由官方控制的食盐、漕运、黄河河道等带有商业性质的专卖事业的发展，使国民经济总量保持着一个很高的水平。
在 1800年的世界制造业中，中国的相对份额为 33.3％，1830 年为 29.8％，即使 1860年，仍然有 19.7％，与处于强盛时期的英国的 19.9％持平④。
据徐中约计算，乾隆时期政府每年实际收入约 4300 万至 4400 万两（含漕粮、盐课），总开支约 3530 万两（其中满洲旗兵和汉军绿营兵开支约 2240 万两，除兵饷外，中央政府开支近 210 万两，地方政府开支 1080 万两），每年盈余在 800万至 900 万两之间⑤。如果加上乾隆去世时留给嘉庆的 7000 万两及没收和珅的 8亿两贪银，嘉庆至道光年间，中国政府应是世界上财政实力最雄厚的政府。
满清的政治体制与权力体系，沿袭着帝制国体的传统。
唯一的不同是，尽管在满清总计 2 万名文官和 7 千名武官中，汉人官员不在少数，但政治权力主要集中在满族及蒙古族王公手中。
中央政府的三省六部实行满汉共治、满人为主汉人为辅的政策，三省尚书（首长）及左侍郎（常务副首长）、右侍郎（副首长）一满一汉各两人；六部官员配置与三省相同，汉人大臣不能独立做出决定。
在汉人主要居住地区设置本部十八省，省的行政首长巡抚、若干省的军事辖区首长总督，主要由满人担任（太平天国运动后有改变）。
府县级地方官员则以汉人为主，特别是地方官吏，绝大多数由汉族出身的士子担任。
相对来说，满清的政治权力体制，与英国以贵族和新兴商业资本为主的社会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如果将满族人作为中国的贵族来理解的话。
实际上，满族人就是中国的贵族（蒙古族王公享受着满族贵族的待遇），汉人大臣和社会名流，则类似于英国的绅士。
不过尽管形式上和生活状态上有着这样的相似之处，但那些根本的不同的地方，也是明显的。
满人主要依赖程朱理学及其政治准则，和实行这些准则的汉人官员以及广布于乡村社会的110 万士绅进行国家治理，本质上，满族贵族用来维持统治的力量，不再是早期那种军事化的旗盟体制和强悍的军事力量，而是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士绅力量，以及因循程朱理学思想的
政治系统，与同期英国以财富及商业为目标的异常明确的政治系统，完全不同。
满清政府自立国起，就对汉人采取怀柔政策。
满清皇室不仅尊重和推行儒家学说（朱熹理学），并开科取仕，在地方实行汉人治汉政策，也在汉人地区采取休生养息政策以安定社会。
以县官为代表的地方官吏行政首长的选拔任用，保持着明代从 18000 名举人（乡试）选拔出约 300 名进士（殿试）为县官候任对象的惯例。
但人口的增加，使一个县所管辖的人口增加到约20万至25万人。被派往地方担任县官的人，作为外地人，上任初期，一般面临着私聘幕僚及雇员，与长期在县衙中处理衙门事务、文书和掌管公文档案的书吏、衙役相互接受和认可的麻烦。
这些书吏和衙役，早已与地方上的士绅及望族们结合在一起。
县官一方面代表皇权来实施仁政，一方面要通过书吏和衙役来实施对辖区的治理，他必须在监察他的上级乃至京城里的言官，与地方上的士绅及望族之间取得微秒的平衡，否则，任何事情都处理不了。
县官的这些麻烦，实际上正是清政府的麻烦之一。县官不仅要依靠个人能力对 20 万人实行良好的治理，还要完成诸如税赋征收、审断讼狱、维持社会秩序及治安、实施社会动员（征役、公共工程建设、与皇权的道德情感维系等）等职责，更要裁定地方士绅及望族与普通百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更让县官头疼的是，为完成规定的税收任务、支付县衙的一应开支（七品知县的岁俸为 45 两⑥）、以及维系与官僚集团的关系，他不得不尽可能地利用所辖地区的资源去获得收入，这要么使县官与地方士绅及望族因互利而结盟，要么因增加捐役而增加百姓负担。
所以，随着人口的增加，如何改革地方政府的治理方式及调整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如政府税收政策），以缓解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一个以前没有解决过的全新问题。
而从唐朝以后的中国政治传统以及满族人根深蒂固的对汉人的不信任来看，满清政府无法也无力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同时，在以汉人为主体的本土 18 省中，汉族士绅借助宗法势力，一直在强化着乡村的自治倾向，以此慰籍异族统治下的不安心灵。
乡村士绅们倚重的主要方法，是利用家族宗法礼仪的规范和观念，在乡村望族支持下，修建宗姓祠堂，以宗姓为单位建立和维持乡村秩序。
晚清时，祠堂成为乡村宗姓自治的重要场所，不仅是宗族礼法的象征，也是宗姓在乡间地位的象征，拥有相对独立于政府的权威和执法之权。
乡村庶民共同体在与士绅共同体趋向于紧密的同时，与皇权之间则表现为一种疏离。
以上便是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也是中国自汉朝以来历代帝制王朝在其政权晚期，通常都会有的那些属于常态的状况。
因此，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繁荣状态中尽管已经出现了诸如土地集中、皇室趋于奢华、皇权与乡村共同体趋于疏离的问题，但如果不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它不至于会进入迅速崩溃
的轨道，至少不表示中国处于贫穷和落后的状态。
这表明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落后就要挨打”的命题，并没有充分的事实根据。
那么，导致帝制瓦解的原因，是否可以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揭示过的道理来进行理解呢？
斯宾格勒认为，任何文明在经历了一个发展历程后，如果不能及时地从已经形式化的社会文化中解救自己，终究会走向没落或死亡⑦。
按此理解，帝制中国在宋元明清期间，因循程朱理学思想的政策，的确逐渐使帝制的政治体系形式化了，而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改革的失败，似乎也证明了这个判断。
同时，必须注意到这样的事实，即满清的政治体制和思想基础，更多地是沿袭明代，它在鸦片战争前并没有进行过可称作改革的努力，亦即满清帝制仍然同过去的帝制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疑问，逐渐形式化的帝制为什么可推动清代的社会繁荣？或者说，清代的社会繁荣，仅仅得益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帝王的个人才能吗？
显然不能将个人因素看得比制度因素更为重要。
这里产生的理解上的困惑，实际上与帝制瓦解过程中中国人要不要进行国体转型的困惑是一致的。
从宋代以来，帝制的形式化的确是在发展中，特别是以礼入法和以文领兵两种倾向的加剧，与因循程朱理学一起，逐渐开始抑制帝制的生命力；
但尽管如此，帝制所蕴涵的政治能量并没有达到枯竭的程度，中国的农业－士绅社会体系，作为一种相对独立存在的文明体系，仍然是中国社会保持稳定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力量。
或许问题在于这一文明体系的内敛倾向与和平性质。
【本文完】
注释
①乾隆末年（1799 年）中国国土面积已达 1310 万平方公里，西汉为 1040 平方公里、唐代为 1230 平方公里、明代为 710 万平方公里。
②1655 年（清顺治 12 年）人口约 1.2 亿，1700 年（康熙 39 年）人口约 1.5 亿，1898 年乾隆去世时达到3亿，1850 年（道光 30 年）时达 4.3 亿。人口急剧增加的同时，土地资源陷入紧张状态。人均耕地则从 1753年的 3.86 亩，降到 1812 年的 2.19 亩，到 1833 年时，人均耕地只有 1.86 亩了。参见：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中国近代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年，第 176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均为相同版本。
③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176 页。此一比例高于其他学者的估计。
④ [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第 144 页。
⑤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46-48 页。
⑥清代各级官员的岁俸银依次为：正从一品文官，180 两，二品文官 155 两，三品文官 130 两，四品文官105 两，五品文官 80 两，六品文官 60 两，七品文官 45 两，八品文官 40 两，正九品文官约 33 两，从九品文官 31.5 两。另有岁奉银之半数的禄米（石），如正从一品文官 180 两奉银，另有禄米 90 石。知县所用私人幕僚之薪俸由知县自己解决。为解决岁俸低导致的腐败问题，自雍正开始政府向官员发放养廉银（亦称促诚费）。1765（乾隆时期）年时，地方官员薪俸总额为 100 万两，养廉费 422 万两，另有 20 万两公费，合计 542 万两，占地方政府总支出（2582 万两，其中兵饷 1500 万两）的五分之一。参见：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第 47－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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