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千古第一罪人”，即所犯之罪，罪孽深重至无以复加，被世人永远铭记。那么，治国颇有方略、功绩等身的满清乾隆皇帝，为什么会超越历朝历代的恶帝劣王，而荣膺“千古第一罪人”的历史恶评呢？
按常理，我中华即便对一般的敌国首脑，也不至于如此厌弃。当然，恶贯满盈的卖国者、不共戴天的外国死敌除外。
那乾隆是卖国者么？不是，他没有出卖中华利益。是中华文化谓之的“家国皇帝”，所以，他沒有出卖家国利益，以成全外国的动机。
反而，在康雍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进一步拓展、夯实了康熙帝打下的疆域版图，完成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他在位期间，大清也不是战败国，乾隆连不得已出卖家国利益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论战败不得已而卖国，道光、咸丰、慈禧才是千古罪人；若论主动投敌，为复辟帝制而戕害中华，宣统才是那个千古罪人。
“剑雄品评”私下揣度，“千古第一罪人”之口诛笔伐，无异于是对乾隆帝声誉的挫骨扬灰。分析其被恶评的人设，满族自取其辱不可能，其他少民谤辱他，可能性也不大，故只能是汉士绅阶层质疑、泄愤之举所肇始。
大明由我汉族立国，一贯秉承“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强硬站位。
延至崇祯一代，一遇小冰河气候之荼毒，二遇李闯军之内推，三遇崇祯治国力之孱弱，四遇后金关外之豪夺，四石击卵，乘势被满清假以天时而夺国换朝。
失去收益配置权的汉士绅阶层，自然对女真部落变身为满清皇权后的鸠占鹊巢，而心怀怨戚。他们旋即展开反抗，并提出对满清统治合法性的质疑。
这种质疑，有汉士绅利益被豪夺后的心有不甘，更有在满清高压下，倨傲的“中原中心主义”价值观的萧瑟落寞。
不说远的，就谈明朝汉族士绅阶层的际遇。发幽于宋朝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由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齐刷刷由江南士大夫组成的“东林党”，它的横空出世，应该是大明文官集团炫耀“道统”挟制“治统”的奠基石。
“道统”是圣人言行，“治统”是帝王方略。
道统与治统，宛如神秘的太极图，既阴阳相悖，又表里如一，这是一种合作交融对抗的关系，也是一种天敌攀附寄生的关系。
理解这个含义，你需要点悲天悯人的哲思和情怀，还有就是需要点对中国历史的阅历。
简单地说，就是文官集团手持“道统”，以圣人之标准，来辅佐或阻滞帝王的治国方略。
在大明朝，文官既有“下克上”的传统，又有“下克上”的实力。
即便是朱元璋废了“丞相制”，大明文官仍可通过内阁的支点，入场与皇权博弈阴阳。它的力臂，是整个大明的官僚系统，十分的长而有力；皇权如不借助特务机构的加持，实难与之抗衡。
纵览中央集权制的历史，汉士绅阶层一直是担当联结皇室、管理民众的纽带。
随着文官运作手法的越来越成熟，久而久之，文官集团除了“代帝牧民”的作用外，日益嬗变成游移于帝王和百姓之间，充当起”政治掮客”的角色。
基于人性的自利，文官们当然会踞枢纽之势，对国家收益上下其手、雁过拨毛。
因此，汉士绅阶层的归附与否，才是外来皇权观察中原民心向背的正确指标。
“利益的争夺，是政治最粗鄙的本质”。
再多的粉饰和赞美，也难掩滴着民脂民膏之血的皇权和士权，那泛着口臭而尖锐的獠牙。
大清入主中原后，由于中原文化的强大，以及满清文官的匮乏，大清的官僚系统，显然只能无奈地继承大明文官系统的衣钵。
虽然大明皇权刚被“东林党”在内讧中搞死，以“东林党”为主的汉士绅阶层，旋即又陷入与满清外族皇权的厮杀之中。
满清作为盛气凌人的胜利者，自然对战争中的失败者不会太过宽宥。于是，事关谁才是“文化正统”的武力镇压，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
以“剃发易服”为名，争夺中原文化的制空权（在清朝文献里，归降须“剃发归降”，投降的百姓叫“剃发降我之民”），矛头间接指向汉士绅阶层（别看是用武力对全汉族强推“剃发易服”，逆来顺受惯了的百姓，还真得不懂什么是“文化正统”。实际上，谁懂，满清就针对谁）。
为此，惨不忍睹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屠城血案相继发生，上亿的汉民竟被屠杀至2千多万之寡。弹压直到康熙朝的中期，才算是依稀见到汉民众驯服的曙光。
当然，满清粗鄙的渔猎文化，绝对不敌儒家文化的先进和优雅。这个，满清统治者很快就发现了。
他们除了对标志性的“剃发易服”决不让步以外，包括在国制、官制等重要政治体制的选择上，大体都沿袭明制，以求减少大汉子民强力反抗的力度。其客居入治之惶惶不可终日，昭然若揭。
不过，满清皇权与汉士绅阶层的梁子，算是这就结下了。
当然，汉士绅阶层的怨恨，基于儒家礼制的浸润，也是惯于隐忍不发的，只要满清皇权适时允许汉士绅阶层，参与新朝利益的分配就行了。
自顺治、康熙到雍正朝，随着满清对中原治国大局观的改善，客居渐变为主政，“满汉大防”的现象，也渐渐让位于“满汉融合”。
满汉争夺治国的话语权，或者说渔猎文化与儒家文化高低维度之间地碰撞，从顺治、康熙朝就开始了。
康熙帝的首次巡幸，就是被理学名臣、汉士绅代表熊赐履给搅黄的。
理由无非就是出巡安保难全、骚扰地方、靡费巨资、无法按期祭祀太庙、不能尽人子之孝等等，同时熊还建议成立起居注等机构，由儒臣记录皇帝的一举一动。
康熙可能心想，奶奶嘀，朕这算不算被正统儒学，给“监视居住”了？
雄才大略的康熙，面对繁芜复杂的内外交困，极有大局观地以弃巡服软，求得汉士绅们对清廷外拓疆土、內施良政的支持。
雍正帝为整饬吏治，推行过对清王朝中兴有重大作用的举措。如摊丁入亩、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火耗归公、改土归流、废除贱籍等一体措施；
他还曾严厉地打压过满族皇亲权贵，逼其让渡一部分利益给汉士绅阶层，以此换取汉士绅对满清入治合法性的承认。
因此，康熙帝、雍正帝对自己的定位是准确的。毕竟，他们现在是中国的皇帝，而不再仅仅是偏居东北的后金汗王。
到了乾隆朝，崇尚马背冶国、好大喜功的乾隆，是个惟满至上的君王。
他上位后，修改了雍正帝很多的政策。宽纵了对满族权贵的打压，加之财政收入大量的盈余，以及国泰民安的环境，遂极渴望以“康熙南巡”的方式，去建立自己的威望；
同时军机处已在雍正朝建立，其运作后，给了雍正帝极为良好的集权体验。
所谓的军机处，就是雍正时期建立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它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控之下，等于雍正帝在内阁之外，另设一个私人秘书处。
同时，军机处始终是个临时机构，皇帝可以随意裁撤这个机构，或机构内部的某个成员。
也就是说，汉士绅阶层现在只能通过这个临时的“支点”，踉踉跄跄与坚如磐石的皇权互殴。而这个支点，皇帝可以随时把它拿掉，让内阁正常行使权力。
此时，有着悠久历史的“道统”和“治统”，被强行统一到皇权这边来。
帝王即圣贤，皇权得到史无前例的加强。
留给汉士绅阶层“射门”的时间不多了，不，是没有了。面对着逼仄尴尬两头受气的状况，满清皇权又大大嘀得罪了汉士绅阶层一回。
所以，文官系统有再长的力臂，没有支点，也是毫无用处。要不阿基米德会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地球”这句话吗？
而且，乾隆朝不论是文化，还是经济，抑或是军事方面，都是2千年来封建王朝的巅峰。（下文论证）
鉴于此，乾隆认为，满清皇权具备了与汉士绅阶层叫板的雄厚资本。
1758年，御史孙灏上疏，反对乾隆巡视索岳勤济山的计划，再加上对他前二次南巡的责诟，认为乾隆南巡，是为贪图江南的美景、美色而已，并对乾隆帝进行批评和劝谏。
终于，皇权一改大明时的萎靡不振，瞬间反击了！
喜不自胜的乾隆为此专发上谕，对孙灏的奏疏进行逐条逐项地批驳，搞得汉士绅们一阵阵整体懵逼。
大清朝不是一直在提倡“满汉融合”么？我们叫了个价，特么皇上咋不继续往上叫呢？不按套路出牌呀！
乾隆朝的“满汉融合”是个逆维度的“民族融合”，夹杂着乾隆满满的私货。因为他追求的是“满上汉下”落后的“民族融合”理念。
这是什么造型啊，挺别致呀，非常6+7呀！
乾隆对已不堪大用的八旗军提出要求，要求八旗将领以后一律骑马，无论是围猎还是南巡，都不得坐轿，籍此提高八旗兵的日常备战能力。
他还认为，八旗兵之所以在入关短短的几十年里，就急速地堕落，与八旗的军事管理方法无涉，仅与八旗沾染了汉人贪图安逸的恶习有关。（看人之初就带偏见）
他最终认为，必须加强八旗兵的“满族价值观”的再教育，全面推行“满汉分野”的思想路线。
这几乎是从帝国的上层建筑方面，确立了“满族凌驾于汉族之上”的治国方略。
汉士绅阶层对乾隆帝心中的暗恨，有了不可遏制的上升。
纵观乾隆一生，比之雍正帝要仁孝宽和，而勤政爱民这一方面，则是康雍乾3帝的共通之点。“揆文奋武，于斯为盛”，确实是乾隆朝站在康雍朝的肩膀上，而后勠力奋进的真实写照。
《清史稿》对乾隆帝政绩的分析是分时段的，虽有所拔高，不过大体还算客观。对其福气和长寿的评价，羡慕而又激动得用了1/3的字数。
“高宗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幸，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
乾隆的性格醇厚，整饬吏治时，虽无雍正帝霹雳雷电之严苛，但在和风细雨中颇见真章。以经济的发展来看，整体上吏治还是过得去的，就不再举例了。
然，他有失之太宽之错。比如乾隆2年（1737年），他就释放了被雍正判死的岳钟琪、傅尔丹；追赐被雍正革去黄带子、削除宗籍，改名为塞思黑（猪）的允禟，予其恢复原名、重回宗籍（允禟行止恶乱，希图储位）。
乾隆对汉族有偏见，却又大力发展汉学，成立“博学鸿词科”，还主持编修了《四库全书》，完成了《明史》的编撰；同时他在编纂过程中，销毁，禁锢、窜改了很多优秀的古籍巨著。
乾隆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同时，所掀起针对汉士绅“文字狱”的惊涛骇浪，若幽林惊雷令整个大清国朝野上下噤若寒蝉、魂飞魄散。大清160多起文字狱案，仅乾隆朝就占了4/5。
如，翰林院学士胡中藻几句“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寻常诗言，便被乾隆指斥为“悖逆诋讪怨望之词”。
一句“穆王车驾走不停”，又被乾隆疑为讥讽其南巡的反诗，终判凌迟处死。那时，文字狱罪犯大都被处以极刑、并殃及无辜。
乾隆在汉士绅不慎触及其灵魂时，其心肠之狠毒决绝也是冠绝古今、无出其右。满清入关前的自卑，和入关后倨傲，化作瞬息万变的帝王台风，阴晴冷暖诡秘莫测。
乾隆还有一种悲天悯人的厚朴情怀。他重视社会稳定，善于缓和阶级矛盾，曾5次普免天下钱粮，3次免除八省漕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据史料记载，乾隆一朝共豁免了赋银2亿两，加上历年赈灾的1亿多两，共计3亿两以上。从这个侧面，也可以了解到乾隆朝的国库充盈、经济发达的程度。
给个大致的数据，康熙末年（1722年），大清国库余额大约为，白银2700万两，钱14万串；乾隆元年（1736年）国库余额大约为，白银3400万两；乾隆末年（1795年）余额大约为，白银7000万两，钱38万串。（《清代户部银库收支与库存统计》）
中国历史上经济最鼎盛的时期，在乾隆15年（1750年）。这个时候，大清国也是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大清国的GDP，占了世界的32%。
客观地说，如果乾隆只会玩，光靠继承康雍朝的遗产，治国又毫无所长，大清国能成为那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吗？
作个对比，1945年美国经济的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的60%。那个时候，美国有能力在亚欧大陆，同时与日、德、意开战，还能为苏、中、英等盟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天量的战略物资援助。
一个国家，如果有这种世界经济大占比的体量，她可以做好多旷古烁今、史无前例的大事。许多小国，也就只有干瞪眼看着的份。
看看乾隆干了些什么大事？
乾隆一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剿灭准噶尔汗国、打击廓尔喀、弹压台湾起义、促成土尔扈特部归附、厘清西藏、占领新疆，初置伊犁将军府。
强大的经济实力，落实到拓疆开土之上，若壮士拨剑、神采动人，乾隆泼洒下的浓墨重彩，更化为一幅行云流水、笔走龙蛇的中华疆域版图。
总体来说，乾隆在一生治国的生涯中，虽然也博得大量汉民的拥护，更使大清的人口取得了大幅度的增长。
但是一定要明白，汉士绅阶层，才是维护2千年来儒家文化的中坚力量。几万万汉民不仅不会与同族士绅抗衡，而且还会听从汉士绅阶层，在谋人处世上的规划和指引。
于是，对于乾隆耽于享乐、追风逐蝶、附庸风雅这类帝王常有的通病，汉士绅根本不大愿意替他遮羞避讳。
对于乾隆大毁古籍，修《四库全书》和《明史》，和议罪银制度，及大兴“文字狱”的恶行，汉士绅也是大做文章，添油加醋、恶上加恶。
当然，他们不敢在正史上做手脚，但他们相信，出自汉士绅之手的各类野史秘闻，一定会留存于后世。所以，乾隆皇帝的名声，在汉人的口碑中一直不大好，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一惊一乍了。
或许，乾隆大兴“文字狱”的初衷里，也夹杂有对汉士绅，在民间流传的野史秘闻中，对其暗中谤誉、言过其辞的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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