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解放前的石油也
我国石油工业起步不算晚，但后来走过的路太曲折、太憋屈了，直到大庆油田的横空出世，才发生翻天覆地、质的飞跃。本文用浓重笔墨重现这段催人泪下、感天动地的历史，以纪念、铭谢英雄们，不忘过去，方有未来。
1859年8月27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泰特斯维尔的石油溪旁，德雷克用蒸汽机驱动一台冲击钻机打油井，当打到21米深时，钻出了油流；然后，他又用蒸汽机驱动泵抽取井下之油，日出油20来桶（3吨左右），人们把这口商业油井称之为“德雷克井”。自此，现代石油工业的帷幕正式徐徐拉开。8月27日，后人称之为“石油工业的诞生日”，“德雷克井”所在的地方被定为世界石油工业的诞生地。
1877年，在福建总督沈葆桢主持下，自美购入顿钻钻机一部，聘二名美国钻井技师指导，在台湾苗栗的出磺坑钻凿挖井（该坑原已自出油，量少），钻至300多米深，每日可取油1500公斤，未及一年，因井枯而罢；出磺坑后来发现有深部气藏，转而以产气为主，兼产凝析油。出磺坑油井比美国德雷克油井晚2年，是东亚第一口现代意义上的油井，德雷克井早已停产，而它至今还在产出，因此一口非常具历史意义与纪念价值的油气井。
1907年2月，大清陕西官府聘请日本技师，在陕北延长县西门外七里村勘定了井位。4月安装机器，6月5日开钻，因钻机是日本人用过的旧钻机，故障多，效率低。9月10日钻到81米处，出油而完井；日产石油1至1.5吨，以小铜釜提炼，日可得灯油12.5千克，产品经检及运销西安等地试用，烟微光白，不逊洋油。这是我国石油工业的“陆上第一井”。
1909年，新疆商务总局在独山子钻凿了新疆第一口工业油井 ，开新疆近代石油工业之先河。
1913年底，北洋政府与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签订了《中美办油矿合同》，成立“中美油矿事务所”， 决定合作开采陕北延长、热河承德等处的油矿。美方组织了一个专家团和地质勘测队伍，从我国的山东窜到河南，经过陕西再到甘肃，绕到河北后再奔到东北地区，利用先进技术与设备到处找石油，其中于1915～1917年在最有希望出油的陕北地区，打了7口钻井，可惜耗资不菲却收获不大，而其他地方几乎没看到丁点儿油苗。最后，中美合办油矿之事不了了之。
这个美国的地质队伍中的权威克拉普（Clapp）和富勒(Fuller)下了定论，中国的这些地方都是陆相地层及其相关的淡水地层，基本产不出石油，即使零散发现石油，提炼成本也极其高昂，没有任何开采价值。
20年代，西方盛行海相生油结论，坚信地球上所有产油层几乎皆存在于海相地层或与海相地层密切相关的淡水地层；美国是当时高端科学技术的翘楚，美国专家的结论等于宣判了中国天生就是贫油地区，根本生产不出大量石油来。
1934年春，民国政府的陕北油矿探勘处在延长钻井4口，在永坪钻井3口，两地各有一口出油，日产2-3吨；至此，延长石油有了一定的量产。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接收了延长石油厂； 1940年，陕北军民不畏困难，在“陆上第一井”的北边半山坡上钻出了170米深的“起家井”，初日产量1.6吨。
对陕北根据地来说，产量不多的石油非常金贵，油厂职工珍惜每一滴油，用土办法研制了汽油、煤油、蜡烛、蜡片、擦枪油、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延长石油成了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1939年8月，在陕甘宁边区支援了一批钻机、设备的情况下，民国政府在甘肃玉门老君庙打出了当地的第一口工业油井，拉开了玉门油田开发的序幕。1948年，玉门石油年产量达到7.8万吨，创了历史新高，而当年全中国石油年产量也才不过10万吨上下。玉门油田的开发，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为解放后的建设、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另外，新疆那边的石油业也有了动静。1936年至1943年，新疆地方政府与苏联合作，在独山子进行石油开采和炼制，独山子油矿成为当时与甘肃玉门、陕西延长齐名的三大油矿之一，原油年产量最高达到7321吨。1943年至1949年，独山子油矿经历了甘肃油矿局乌苏油矿筹备处和新疆“三区”革命政府经营管理两个时期，采油、炼油生产时断时续，产量时起时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独山子油矿仅有职工150名，2口出油井，日产原油3至5吨。
另一方面，日本人从1905年东北日俄战争结束到1945年战败投降的40年间，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在广袤的东北大地寻找石油，可是并没找到有开采价值的工业油流；在不得己的情况下，在辽宁抚顺搞起了两个碳矿制油工厂，从油页岩了提取石油；尽管制油成本高昂，但极端缺油的日本人，还是投巨资搞起，最高峰时，年产油25万吨。日本投降撤退前，将油厂设施摧毁殆尽，成了一片废墟。日本人断言，以后中国人只能在东、西制炼油厂里种高粱了。抚顺解放后，两个碳矿制油工厂回到了人民手中，并开始重整大修，先后恢复性生产，由于、技术、设备、人才原因，产量并不大。
据相关资料显示：1949年我国石油总产量只有12万吨，其中天然石油9万吨，人造石油3万吨，真是少得可怜，天然原油几乎全产自玉门油田。1907—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全中国累计石油产量仅278万吨，石油消费几乎完全依靠进口，主要来源地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油田；国内市场一直被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垄断，大发我们的国难财；当然，解放区所需石油除延长油厂自产外，也从苏联进口过成品油，如：1946年为400吨，1947年增到10900吨，1948年为58700吨。
以上就是我国解放前有关石油开采、生产的大致情况，看了不免令人唏嘘不已。更要命的是中国一直顶着个“贫油国”的大帽，普遍不被世人看好。
02 建国初期的石油情况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石油职工只有1.1万人，其中,石油地质工作者仅200多人，钻井工程师才10余人，基础真是薄弱，说是一穷二白也不为过，新中国的石油工业举步维艰。
全国解放后，此前在华经营石油数十年的美孚、亚细亚和德士古三大石油公司彻底退出了中国。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打仗和工业发展计划让新中国对石油的需求大增，虽有苏联石油的进口支撑，但不能自给自足始终是个大隐患。
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对中国实施了严厉的石油禁运，想以此遏制中国，削弱中国的战争能力。美国经济学家预言：石油短缺，红色中国经济机器也许会在某一天的早晨骤然停止运转；美国军事学家声称：石油短缺，中国军队撑不住一场防御性的战争。
在内忧外患、百废待兴的艰苦条件下，中国人的韧性是无比顽强的，钢性是非常坚硬的，国家上下都在想方设法寻找到自己的大油田，“为国找油”不只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动人口号，更是化作了所有地质和石油工作者们的实际行动。
1950 年4 月,燃料工业部下设了石油管理总局，下辖西北、东北、西南等局。燃料工业部邀请30 位地质专家进行座谈，征询有关中国石油资源的前景和勘查方向。
这些专家大佬包括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顾功叙、刘国昌等大佬，他们大多是海归，有丰富的理论和实战经验；专家们指出：除原来己知的陕、甘、青、新、川的油气资源外,中国的东北、西南、中南和华北广大地区都可能蕴藏石油,但考虑到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实际情况,应该把原有的工作、基建较好的地区作为勘查的重点， 同时有计划地进行广泛的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专家说这些话，也不是无根无据无理由。早在1928年，李四光就质疑了外国人的“中国贫油论”，他在相关文章中谈到，“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无石油可办”； 1941年，还是留学生的石油地质学家潘钟祥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陕北和四川白垩系的非海相石油》一文，第一次系统而又科学地阐述了陆相生油理论，认为地大物博的中国肯定蕴藏着大量石油；1943年，地质学家黄汲清在新疆进行地质调查后，也认为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后来，翁文波、谢家荣等人在预测中国石油远景时，都曾将东北视为有希望的地区。
中国学者在解放前，已用专业理论驳斥了所谓的“中国贫油论”，然而，理论需要实践的验证，新中国更迫切地期待着大油田的发现。
这次会议虽没有确定对东北地区进行勘探,但是东北地区可能有石油的观点已明确提了出来。
为什么只说是可能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抗日战争胜利前的近40年里，日本人在东北大地费尽心机、千方百计地寻找战略资源石油，结果找了个寂寞，除零星发现些油苗、沥青、油页岩外，根本未发现有工业油流，因此，大部分专家都比较谨慎，在未做详细的踏勘普查、试钻开采前，都不敢武断判定东北大地一定有油。至于日本人在东北苦逼找油的详细过程，可参见前一期爆文：《历史戏弄：日本在东北忙乎40年，愣是没找到石油，否则麻烦太大了》，有18万人看过该文。
1952年，国家地质部成立，各路爱国人才立刻汇聚而来，李四光出任部长，何长工任副部长、地球物理学家顾功叙也调入地质部，具体组织和指导地质部系统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谢家荣任地质矿产司总工程师，黄汲清被任命为西南地质局局长。
李四光成名很早，他的地质力学理论独树一帜，他根据自己对中国地质的多年深入钻研，认为中国“贫油论”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基于扭动构造体系控油理论，他认为中国大地应该存有几百个储油构造，深信在我国辽阔的疆域内，天然石油资源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关键是要抓紧做好石油地质勘探工作。
理论上中国大地上可能有很多石油，但如何找到，还必须尽快，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毕竟自1907年延长打出陆上第一口油井以来，40多年了，根本没发现过稍微大点的油田，过程中也不乏努力过，包括美、日、苏（俄）他们也曾毫无结果地处心积虑找油。
唯有英雄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新中国的地质石油人就是豪气,偏偏不信邪，一定要战天斗地，非得在祖国的土地上挖出个大石油来。
1952年3月，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给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写了《关于调拨一个建制师担任第一个五年计划发展石油工业基本建设任务的报告》，并转呈朱德总司令。
康世恩何许人也？竟如此的大胆和勇气。
河北人康世恩，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地质系，次年全国抗日爆发后就加入了八路军，经过战火考验，迅速成长起来；1949年，他率领一个装甲团解放了玉门油矿，随即转任油矿军事总代表，迅速改变玉门油矿面貌，接着升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从此一生都与石油结缘。
在当时交通、通信条件落后的情况下，仅仅只用12天，报告就得到周总理亲笔批示、毛主席点头认可。可见在新中国初创时期，石油在共和国领导人的心中分量有多重要，需求有多迫切。
正在陕南剿匪的西北军区原19军第57师，奉毛主席之令在汉中就地改编为“石油工程第一师”，师长张复振率全师官兵7747人全部转业到石油战线；当年“八一”建军节那天，他们举行了庄严的阅兵仪式后，从此踏上为共和国找石油之路，为新中国波澜壮阔的石油工业写下了壮美篇章。
改编后的石油工程第一师，原师部机关编为石油工程师机关；原170团开始定名为石油师一团，后更名为石油师钻井教导团，去了陕北延安；
原171团定名为石油二团，奔赴甘肃玉门油田，组成了玉门矿务局基建工程处；原172团定名为石油三团，后更名为汽车运输团，进而与兰州石油运输总站合并，组成了酒泉运输处。
当时，石油师官兵有句形象化的比喻：“一团钻，二团炼，三团开着汽车转”。中国石油工程师的历史性分工，日后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石油工人。这些优秀的钻井工、优秀的炼油工和优秀的汽车驾驶员，在祖国石油会战的战场上转战四方，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苏联的技术、设备、人员的大力支持下，随着石油师的加入，玉门油田经过紧张的修复、扩建，1953年全年原油产量达16万吨，成为新中国最大的油田。然而，当时全国原油年产量也只仅有43.5万吨，这个产量仅仅能满足社会生产需要量的三分之一，缺口部分还得从老大哥苏联那边进口解决。
日历万机的毛主席、周总理非常关心我国石油事业，在制定“一五”计划前，又特地向李四光咨询了石油的有关问题；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垂询，李四光明确回答，中国天然石油的蕴藏量应当是丰富的，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最有可能找到大的石油富集区。
为了振兴民族石油工业，1953年到1957年的“一五”计划里 ，石油与农业、交通运输并列为发展的三大重点。国家集中力量加快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的建设，到了1957年，玉门油田的原油年产量达到了75.54万吨，占当年全国石油总产量的八成。1957年12月，新华社正式向世界宣布：新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在甘肃玉门建成。
即便如此，“一五”计划结束时，石油工业部仍是国家各个工业部门中唯一没有完成任务的部门，要尴尬有多尴尬。
到了1959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了373万吨，主要产自大西北的玉门玉田（140万吨）和新发现不久的克拉玛依油田，以及延长油矿先后大力扩充的永坪油田和延长油田。
建国9年了，我国石油的自给率还仅四成，仍要进口大量石油满足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需求，当时国内急需的高级航空燃料油全部依赖进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公交车因为缺油不得不背着“煤气包”。
国内产量本来就不多，但无效的消耗且很大，一车成品油从西北用大车运到经济较好且急需用油的东部，数千公里跑下来，除掉自耗和损耗，竟然只剩下三分之二。
总量不足，产油区域也不均衡，除了几处人造油提炼工厂外，竟没有一处可供开发的大型天然油田，这怎不令决策者们揪心！梦寐所求地想要找到并开发自己的大油田。
那些年里，仅有的较大收获是新疆克拉玛依油田。
新疆独山子油矿早在民国时期已小批量产，其附近有个叫“黑油山”的地方，系由地下冒油后形成的沥青小山坡，可惜的是很久以来未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中苏石油公司开始在新疆普查勘探，后来才关注到了此地，遂开始钻探，1955年获工业油气流。1956年投入试采，年产原油1.6万吨。至1960年达163.6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39%，超过了玉门玉田的产量，摘得桂冠。
殊不知，这顶桂冠还没捂热，便被斜刺里杀出的那个东北大油田（大庆油田）夺走了。
那么，令全世界瞩目、国人欢呼，具有重大历史贡献意义的大庆油田又是如何来到人世间的呢？只能说，不容易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下面就详细说说大庆油田奇幻般的发现过程。
03 猛人来了
1951年，地质学家刘国昌就对东北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附近的沥青进行过调查。1953年1—4月，根据当地群众的报矿消息，东北石油管理局派宗丕声等人到黑龙江尚志县进行过三次油苗调查。同年6月,石油管理局地质处又派邱振馨等人两次前往调查。谢家荣在1953年6月根据各种资料分析判断，指出东北平原有很广阔的含油气远景， “松辽平原（或松辽盆地）”的提法就是他的首创。
1953年10月至1954年2月,以原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AA. 特拉菲姆克为首的专家，在我国进行了为期5个月考察，在考查报告中谈到：松辽平原这个地区无疑值得给予以极大的重视，要开展区域普查，对最有远景的构造进行详查。
有了苏联和国内各专家的建议，石油管理总局随后在东北组织了4次调查活动,分别对黑龙江省依兰县达连河地区、阜新盆地、阜新、北票等地的油页岩地质、油苗情况进行摸排调查，证实了多处地方有油苗和沥青。
1954年3月1日，李四光应邀参加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召集的座谈会，会整整开了一天，李四光作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勘探的远景》的长篇报告。报告指出了三个远景最大的可能含油区，即青、康、滇地带、 阿拉善、陕北盆地、东北平原、华北平原， 并提出应该把柴达木盆地、四川盆地、伊陕台地、阿宁台地、华北平原、东北平原等地区作为普查找油的对象。
李四光还说：“我认为提出下面两点，对我们的石油勘探工作有很大关系。一是关于沉积的条件；二是关于地质构造的条件。这两点不是孤立的，当然是有联系的。”接着，他明确指出：“可以这样考虑：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
原苏联专家特拉菲姆克和莫西也夫赞同李四光的见解，支持在东北、华北进行区域物探和钻探工作。这是从战略、理论上首次指出东北平原为石油资源勘探远景区。
1954年底，谢家荣发表了《中国的产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将其分为三大类共20个含油气区域，松辽平原被列为8个“从大地构造推断，希望很大，但油气苗分布不广或尚未证实的可能含油区”之一。谢家荣多次反复强调了东北平原的含油远景。
1954年12月, 为了彻底扭转石油勘探的落后局面，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地质部承担石油与天然气的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燃料工业部承担详查细测和钻探开发工作,中国科学院承担科学研究工作。党和国家这一重要决策，使我国石油普查工作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随之，地质部把原固体矿产普查委改为地质部全国矿产普查委员会（简称普委），将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列为重点。普委的主任委员由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兼任,刘毅、黄汲清、谢家荣任常务委员、刘毅还兼任党组书记和办公室主任。李奔是办公室的副主任。黄汲清、谢家荣实际上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副部长何长工（1956年后接任地质部党组书记）还自告奋勇，愿多抓一点石油地质工作。
从1955年起，普委的任务全面转为对全国油气资源进行勘探。在当年的1月20日至2月11日，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制定了石油天然气普查方针 与任务，强调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增加储量和开拓远景。谢家荣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长篇报告《石油及天然气矿床的普查》，他在会上提出在全国含油区和可能含油区内进行大规模的全面的地质普查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他极力反对当时惯用的方法，即只在发现油苗的附近及地质研究程度高的地点作详查及钻探。
2 月 1 7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国今年将进行大规模的石油普查》报道，全国地质、石油人为此欢欣鼓舞。
按照会议精神，地质部遂组建新疆、柴达木、 鄂尔多斯、四川、华北等 5 个石油普查大队，组织大批队伍，分赴各地进行石油普查，遗憾的是这次会议定下的普查目标中并没有东北地区。
谢家荣和黄汲清他们几乎是天天没日没夜地亲自部署全国各地的项目，编审计划，拟定工作方法，并赴野外实地考察、指导工作。但他们俩还是对东北大地还是放不下心，决定紧急做补救措施，他们有一次强烈提出要上马松辽平原的石油地质踏勘项目，并坚持当年立即做部署工作。
到了6月份，谢家荣和黄汲清让苏云山收集资料并起草了一份《松辽平原石油踏勘任务书》，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其中特别强调提出了顺松花江两岸进行踏勘的建议。
两份文件这次先后得到普委和地质部同意，以普委的名义送达东北地质局。
1955 年8月起,东北地质局派北大地质系毕业、年轻的韩景行等6 人組成踏勘组，吹响了松辽石油勘查战略序曲。他们一行风餐露宿，只用简陋的设备勘标了从吉林市顺松花江至陶赖昭，长春沿长大线以东及大黑山山脉以西的中新生代地层。韩景行是最早进入松辽盆地内部找油的地质师，后来出任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的大队长兼总地质师，堪称是了解松辽盆地地质情况的权威。
让我们看看韩景行他们是怎么踏勘的。
8月中旬，6名二三十岁的年轻地质师从吉林市哈达湾租了两条渔船，沿着松花江顺流而下；时值初秋，松花江碧波荡漾，两岸美景不断，年轻人兴致高昂，开始了松辽盆地最早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为什么要沿着松花江找油？主要原因是：松辽平原几乎都被厚厚的黑土掩盖，只有大江大河切割冲刷过的地方才能比较容易地看到岩石露头，通过岩石露头，才能推断地下是否具备形成油矿的地质条件和环境。
两条小木船时拼时分，既是交通工具，又是食宿场所，一行人挤在不过几平方米的空间内，白天以舟代步寻找岩石露头，夜里停泊在江中沙洲，借着烛光汇总、交流一天的情况和收获。偶尔，捕到几尾鲜鱼，捡到几枚鸟蛋，便是大家难得的“大餐”。
两条小木船在松花江上一漂就是一个多月，9月底，东北的天气已经转凉，韩景行一行人在国庆之夜弃船登岸，沿着哈沈铁路两侧的盆地边缘，徒步继续他们的野外踏勘，一直坚持到北风呼啸、大雪封山、无法踏勘的12月中旬，才依依不舍地结束工作，其斗志、勇气、毅力真是太顽强了。
踏勘小组，首先在东三道沟和闵家屯附近，发现了含有丰富介形虫化石的岩石，敲开灰色泥岩，嗅到很浓油味和沥青臭，浸泡在氯仿溶液中呈深黄色。大家高兴得惊跳起来，高喊着：发现了！发现油气显示了！
接着踏勘小组乘胜追击，在第二松花江南岸边老哨沟车站附近的冲沟中，又发现了具有油味，外观呈“芝麻饼”状的富含介形虫化石的陆相地层，它就是最早建立和命名的白垩—第三纪“松花江统”，是埋在松辽盆地里的主要沉积层，但已非原先设想中所能找到的海相沉积。
后来，长期从事松辽盆地油气勘查的高工曲福生，对韩景行他们此行的重大发现是给了非常高的评价，声称：“是松辽盆地油气勘查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揭开了蒙在松辽盆地头上的神秘面纱，促进了松辽盆地油气勘查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
韩景行在稍后形成的勘探报中，欢欣鼓舞地写道：“我们在一些沟壑中发现多处可能属于白垩纪或第三纪的紫红色砂泥岩和黑、灰、绿等色泥页岩……尤其重要的是在灰、绿色泥页岩中有很浓的油味，呈'芝麻饼’状的介形虫页岩和鱼子状泥灰岩薄层，他们具有荧光反应，推断可能是生油层。”最后，报告得出了大胆的结论：松辽盆地应该而且可以找油藏，建议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和物探工作。
面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找矿找油好势头，当年的7月30日，国家决定撤销燃料工业部,分立石油工业部、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周总理亲自点将，任命身经百战的老革命李聚奎为新成立的石油工业部部长，毛主席还面授他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去抓石油工业的指示。老红军李聚奎感动的同时，更知道自己的责任之大、意义之深。
同时到石油部的还有西北来的康世恩，任部长助理。重担在身的康世恩对石油专业求知若渴，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他曾率中国石油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因太爱提问，被苏联人笑称为“问题专家”。
部长和助理都是军人出生，干起活来就是雷厉风行。他俩先主抓了当时刚发现的黑油山油田（后来依维语“黑油山”的发音改称克拉玛依油田），随后，重点投入东北找油的伟大行动中。
1956年2月1日，地质部召开第二次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乘胜前进，扩大普查规模，地质部将在12个地区组织 14 支石油勘探普查大队和西藏黑河中队、90 支地质大队、24 支物探大队、29 支浅钻队，进行石油普查和部分详查细测。会议专题听取了松辽平原踏勘组的报告，李四光给予了高度评价。
会议期间，陈云副总理找李四光谈话，详细询问石油地质普查情况。李四光在同地质部其他领导同志和石油工业部领导同志交换意见之后，于2月4日就“如何在总结过去所获得的勘探成果的基础上，在选定的油区内迅速发现油田，从而对我国天然石油远景作出可靠的评价问题”，专题向陈云副总理作了书面报告。
同样在2 月，石油工业部也召开第一次全国普查工作会议，对当年及今后的工作做了部署。
当年3 月，陈云又召见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探意见时指出，要在两三年内找到一两个广大的油区。康世恩在随后的石油工业部会议上，提出将全国主要含油地区分为三类，松辽平原划入最要要的第三类地区。
有了松辽平原初步的石油地质踏勘结果和高层的重视、支持，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等人很是开心；地质部决定组成松辽石油普查大队、112物探队和904 航测队，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对整个松辽平原进行的大规模全面石油普查活动。
1956 年下半年,“普委”改组为地质部石油地质局，黄汲清任总工程师，谢家荣转入新成立的地质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1956—1957 年间,在全松辽平原进行了1:1000000的航空磁测和地面重力概查，完成成了横贯全平原的3 条电测深剖面；在平原边缘及内部有少量漏头的地区,进行了地质路线调查，配合进行了一些深度在130-1000米的钻探，以揭露下伏地层，验证物探资料。
通过地质、重磁力、电法、地震等物探和浅钻等多工种协同作战的方法，获得了比较丰富、系统而扎实的区域性资料。初步证明了松辽平原是一个大型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将其分为东部隆起物、中部坳陷带、西部斜坡带的构造单元，并初步建立了地层层序，除侏罗纪外,白垩系松花江群应是主要的生储油岩系，松花江群的沉积旋回特征，表明是一组良好的生、储、盖结合，以凹陷较深、沉积较厚之处最为理想，出油概率最大。
1957年3月8日，黄继清在地质部召开第三次全国石油普查专业会议上，作《对我国含油气远景分布的初步意见》的报告，重点提到并肯定了松辽平原的石油的油气勘探工作，对找到油田充满信心和激情。
这里，顺带得提一下贡献良多的匈牙利地震队。
当时，匈牙利的Etvos研究所的石油地震队世界知名，我国请该地震队来中国西部帮忙做地震找油，并培训中国作地震方法的技术人员。于是有了鄂尔多斯中匈技术合作队116物探队。1956年底时，Etvos所地震队在西部的工作已做完，但合同期未满。顾功叙跑去找谢家荣、黄汲清、刘毅，想留这个队伍再选一地区干活。鉴于当时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普查已取得进展，于是谢、黄、刘决定，将中匈合作的116地震物探队调到松辽平原。1957年年初，匈牙利地震队进入松辽平原，有了非常有帮助的发现。
到了1957 年冬，地质部在东北的各支队伍先后发现了包括黑龙江大同镇在内的13个可能储油结构，遂做出石油勘探战略重点东移的决定。
地质部在原调兵遣将基础上，不顾冰天雪地，再紧急调柴达木 205 物探队、四川 303 队重力队和电法队以及，日夜飞奔松辽平原，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
地质部这边紧锣密鼓、干得起劲，石油部那边也不甘落后，迎头赶上。
1 9 5 7 年 3 月，石油工业部从西安地质调查处抽调地质师邱中建（后来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等7人，成立了松辽平原地质专题研究队，编号也为116队。中心任务是搜集松辽平原以往地质资料及地球物理资料，整理汇编各项综合性图幅进行研究，提出该盆地的初步含油评价与下一步工作的意见。
邱中建他们先对北京地区各机构存放的相关资料的进行了系统调查，这些机构包括地质部全国资料局，石油部资料室，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地理研究所，煤炭部，国家测绘总局等，发现松辽盆地周围地质资料丰富，内容庞杂，解放前后均有。包括日本人的资料；区域地质、地层方面的资料；构造方面的资料；油气苗调查资料；煤田地质方面的资料；综合找矿及土壤地理、水文地质方面的资料；地球物理勘探方面的资料等。而（松辽）盆地内部地质资料却十分贫乏，只有早期线路地质调查的资料和地质部物探及地质概查的资料。
邱中建他们在石油工业部顶层的一间办公室阅读了两个多月，才把海量的资料过了一遍。他们没有见到中外科技人员于建国前在松辽盆地内部进行石油调查或钻探油井的确切记载，也没有查到在安达萨尔图地区有日本人钻过数百米井深的确切记载。因此，他们可以认为1949年以前，在松辽盆地内部没有正式开展过油气勘探工作， 不排除这些地方有大油气的可能。
邱中建116队人员随后来到在东北大地，几乎踏遍了松辽盆地各处地方，他们调查、勘测，收集、补充、整理了几大麻袋的详实资料，目的仅有一个：找石油。
同年，石油部编制了松辽平原及周围地区的含油远景图，从生、储、盖、圈闭等条件出发，判断松辽平原是一个远景极大的含有石油地区，这结论和地质部的成果有异曲同工之妙。
1957年石油部勘探工作会议就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塔里木、吐鲁番、黔桂、松辽、六盘山5个地区安排工作力量，进行区域勘探，寻找油田。
1958年2月，时任副总理邓小平在成都召集石油部和地质部领导开石油促进会，27日、28日的整整两个上午，他听取了石油部李聚奎和地质部李四光等人的专题汇报。然后指出：“石油勘探工作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原则，就是要选好突击方向，要处理好战略、战役和战术三者之间的关系，重视勘探布局的经济效益。对松辽、华北、华东、四川、鄂尔多斯五个地区，要好好花一番精力，研究考查一番”、“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把真正有希望的地方，如东北、苏北和四川这三块搞出来，就很好”。
大领导的指示像一盏明灯，更是吹号令。
石油、地质两部立即确定主攻松辽盆地，提出“三年攻下松辽，尽快在我国东方找到油田”的战略目标，坚决不辜负领导们的厚望，尽快解决我国极度缺油的困局。
1958年2月底，李聚奎授衔为开国上将 ，重新回到军队工作；接替李聚奎部长一职的是余秋里，他也是个老革命，1955年授衔为开国中将，是主席亲自点将、鼓励他出任石油部部长。
余秋里在1936年红军长征至乌蒙山区时，时任18团政委的他率部阻击国军，战斗中左臂中弹，仍继续指挥战斗；因缺医少药，在拖延了192天后，不得不进行截肢手术，就这样成为了“独臂将军”。
余秋里任部长一干就是7年，带出了一支善打硬仗的劲旅。他组织指挥了大庆石油会战，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口号，发现、宣传和培育了先进典型“铁人”王进喜，艰苦奋斗开发建设了大庆油田，这对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伟绩下面将接着讲述。
1958年4月，石油工业部成立松辽石油勘探大队，5月升级为松辽勘探处；6 月，松辽勘探处再度升格为松辽勘探局，先后从四川、西安、玉门、青海、新疆等西部地区抽调来1000多名职工，以加强松辽的勘探力量。
石油工业部在松辽盆地组织了地质详查队、研究队、钻井人、重力队、测井队等各类勘查队32 个，配备3200米钻机 2台、中型钻机 l台、1000米浅钻机310台，力争大干快上，尽快找到石油。
抽调人员中，就有从石油工业部西安地质调查处来的26岁杨继良，他是大庆油田最初的地质室主要成员之一，为设计最初的三口基准探井井位出力很大。
杨继良是在1958年4月奉命处调往东北的，他与同是石油地质专业的夫人一起，抱着刚刚8个月的孩子，从西安急赴北京的石油工业部报到。在北京只停留了几个小时，领到一枚松辽石油勘探处的公章，夫妻俩便奔向了东北——考虑到野外地质工作环境和条件差，尚未断奶的婴儿被他们狠狠心留给在天津的祖母照看。
两人日夜兼程，赶到了吉林。让杨继良啼笑皆非的是，新带来的公章还没派上用场，勘探处又升级成了松辽石油勘探局。说是勘探局，一共也只有一千余人，他们的工作是负责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的深井钻探。
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支地质调查队、地球物理勘探队、大地测量队和专题研究队，他们踏着尚未完全消融的残雪，开始了拉网式的野外普查。一片荒芜的松辽盆地突然热闹起来，数十部地质浅钻机在松花江南北开动。刚刚来到这里就忙活开的石油人们虽然兴奋，还是禁不住担心，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都认为松辽盆地大有希望，但这希望真的能够变成现实吗？松辽盆地真的能够找到大油田吗？
眼看有军队基因的石油工业部这两年来大动干戈，动静很猛，就要后来居上了，地质部这边岂肯落后，无论如何也要真口气。
地质部除了原来的松辽石油普查大队外，将中匈合作的116队与原112、205、303等物探大队合編为地质部物探局东北石油物探大队，下有4个地震队、3个重力磁队,、 3个电法队等。同时，地质部抽调驻京大批技术骨干和管理干部，以及甘肃、新疆各地的主要技术力量，先后充实到普查大队。到了后来，地质部在东北有了18 支物探队、19 个地质队和浅钻队，普查、勘探力量成几何级递增。
1958 年4月17日，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501 钻井队，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达里巴村附近的浅钻孔南17孔，首次取到了黄褐色的含油砂岩，他散发着强烈的油气味，现场的地质人员根本用不着化验分析，就立即断定这是石油生成后运移过程中浸润过的油砂。石油作家宫柯，曾饱含深情地写道：“如果说韩景行地质师三年前嗅到油气味是从很远距离飘来的饭香，那么南17孔采集的油砂就是那口蒸饭大锅散落在灶台上的米粒。”
5月，他们又在怀德县也钻探到了含油砂层；这两地的重大发现，意味着人们虽然没有见到石油，但已经可以证实松辽盆地确确实实生成过石油。喜讯很快传到长春，又飞到了北京；6月26日，官媒大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豆腐块”《松辽平原有石油》。寥寥数百字，一下子轰动了国内外。东北无油的魔咒似乎快要被解封了。
这一年，地质部完成了扶余、保康、四平、农达等地的重力测量，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在林甸、泰康、安达、长春、德惠等地完成了大地电流测量2863 公里，在安达县和吉林省德惠、九合等地进行了重点地质勘察，完成浅钻孔267 口,进尺7.14万来米。
最关键的是，以原中匈合作的地震队成员为主力，在安达地区发现了大型长垣背斜构造（指地质活动中在沉积盖层中形成的长条形隆起，其上有若干个倾角平缓、宽大，并为同一条构造等高线所圈闭的背斜带构造，简称长垣）。紧接着，地质部在构造上打普查钻，见油砂！这一关键性结果，使松辽平原找到大油田的希望骤然大幅升级。从而导致后来两部在该地域集中力量钻探，最终确定出松基三井的井位。
大油田的呼唤催人奋进，一场大会战已箭在弦上，引弓待发。
经过两年筚路蓝缕、披星戴月的普查，基本查明松辽盆地是个大型的中、新生代沉积盆地；盆地内具有良好的油气前景。
然而，松辽盆地南北长约 800 千米，东西宽约 350 千米，地跨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面积超过26万平方公里。地质部、石油部两部大兵团近万人，加上东北各地地方人员，在这自然条件恶劣，交通、资讯闭塞的广袤原野作战，难免出现工作交叉重复、资料不共享、沟通合作阻滞，甚至为争功而起摩擦。
如何强化勘探效率，实现事半功倍、尽快找到大油田的目的，成为广大参战指挥员的头疼事。这一点，部里领导发现后也着急，必须得解决。
04 通力协作 战无不胜
早在1958 年 4 月间，石油工业部、地质部在何长工办公室开会。石油工业部余秋里、康世恩及唐克、翟光明等，地质部何长工、刘景范及李奔等悉数出席。会议特别指出：当前松辽盆地勘探队伍迅速扩大，勘探技术不断更新，但也有队伍素质和人员思想不一、领导作风和管理水平存在差异等现实。
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实现“三年攻下松辽”的军令状，必须加强团结、密切配合、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否则会误了大事，成立松辽石油勘查协作小组势在必行。
会议确定李奔任协作组组长，宋世宽为副组长，调李奔出任吉林省地质局副局长，分管石油普查勘探，协调勘探单位间相关事宜，促进勘探顺利、高效推进。何长工还提议两部例会每年开一次， 讨论年度工作计划，协调相互间工作。急事急办，随时开会随时解决。
会后，地质部派李奔赴长春向参战各单位传达会议精神，大家反响强烈；紧接着，各层次协作组纷纷建立起来。“千里探区一杆旗，攻下松辽人心齐，不做不利团结事，不利大局话切忌”，成了各协调组的战斗口号和做事准则。
这是在松辽石油普查勘探史上起决定意义的会议，是松辽勘探单位间开展团结大协作，力往一处使，早日突破出油关的良好开端。
人心齐，泰山移。地质部、石油部各曾级人员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松辽石油勘探工作的整个局面焕然一新，大家的干劲更足了，信心更满了，离胜利也更近了。
持续几年的普查、钻探活动，使石油部和地质部对松辽平原的地质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两部通过对松辽平原内部的地质条件进行了对比,一致认为中央坳陷区是最有力的含油区(这一地区北起黑龙江林甸、南至吉林省长岭，西起泰康、通榆，东到肇庆、扶余，总面积约6万平方公里）。
其中的大同镇长垣因位于松辽盆地的中央坳陷带，且航磁、地震法、电法资料又表明有背斜显示,地震浅钻更证实了它是一个背斜、沉积岩厚度达4000-5000米的大型构造带，含油远景良好，必须高度关注。
万事俱备，决战时刻已到，该是揭开谜底、验证成果的时候了。
1958 年 4 月 17 日， 普查大队在吉林前郭旗达里巴屯南 17 井首次发现松辽含油砂岩，随后在其他多处也有类似发现。这促使两部得加快钻探基准井，以彻底了解盆地深部地质及油气情况。
地质部与石油工业部两部进一步明确并肩和分工原则：地质部仍以盆地普查为主，负责物探和地质浅钻；石油部以勘探为主，负责基准井钻探；中国科学院配合普查，开展地质、构造等方面的宏观理论 指导研究。
当年的总体规划部署是：把勘探重点向中央坳陷转移；物探大队继续以地震圈定大同镇长垣构造为主；普查大队继续加强大同镇地区地质、钻探、构造发育特征研究；勘探局在地质部圈闭构造上进行钻探。
根据布罗德教授建议，由地质部靳元贵和石油部张文昭共编1959 年松辽勘探总体设计：①横贯松辽盆地 4 条区域性综合大剖面，解剖 松辽盆地石油地质特征；②选择 10 个构造进行详查；③选择个构造 进行预探；④拟定3口基准井位，含松基3井。
05 不省心的三口井
所谓基准井，是指在油气区域勘探初期，钻得几口从上到下全部取芯的探井，它的主要目的是钻取地层深处的沉积岩石，直观地了解地层的沉积规律和物理化学成分。基准井一般要使用大型钻机，尽可能将沉积岩层钻透，钻达基岩，以便获取完整的地质信息。不过，由于国内石油严重短缺，等不及过长的勘探时间，因此，石油工业部对松辽盆地勘探的要求是将钻探和找油两项任务结合起来，要求同时进行。
当时，松辽局仅有两台能打深井的苏式乌德钻机，每打一口基准井，都要耗费几百万元，花费一年甚至几年的时间。物资有限，时间紧急，即便是以发现油砂的南17孔为圆心，可供选择的面积也有3万多平方公里，哪里才是布置井位的理想位置？
这道难题，摆在了25岁的基准井综合研究队队长钟其权面前。钟其权，195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地质系，和杨继良一样，他原本在西北高原进行石油地质调查，接到调令，二话没说，一身单衣便赶到了冻土尚未完全融解的松辽前线。他带着基准井队队员，现场勘察，反复与地质部普查大队磋商，查阅了几吨重的物探资料。
经过磋商、论证，石油部和地质部一致决定，选择在看好且有特点的3个地块，各打下一口基准油井，分别命名为“松基一井”、“松基二井”、“松基三井”。
两部相关人员经过讨论，一井、二井的具体井位很快就定了下来，分别位于中央坳陷盆地中央的南北两端， 1958年初夏，石油工业部从玉门油田抽调了两部苏联制造的乌德重型钻机，组建了32115和32118两支钻井队，承担钻探松辽1#、2#号基准井的任务。
然而，在松基三井的选址上，地质部松辽普查大队与石油部松辽勘探局发生较大分歧；地质部普查大队韩景行依据资料与物探大队研究，建议在盆地西坡一带钻基准井；而石油工业部松辽石油勘探局则提出在盆地靠东的位置布钻。双方各抒己见，都有道理，于是松基三井的定位问题成了难产儿。
为了获得更夯实的论据，两部的技术人员不是在野外调查，就是在办公室研究资料。
1958年，7月9 日，松辽石油勘探局32118钻井队在黑龙江安达县吉星岗镇和星村赵家屯附近开打“松基一井”。四个多月后达到了1879米的深度，取出的岩心中意外地出现了基岩隆起的物证，说明松基一井的位置选在了凹陷隆起的翼部，钻穿了沉积岩层。
8月6日，32115钻井队在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松花江南岸的登楼库附近打下了“松基二井”。
而对于“松基三井”,大家可是操碎了心。
6月底的一天，东北石油物探大队电法二队在野外施工时，剖面测线穿过安达县大同镇西北高台子屯时，发现有明显的基底隆起，正处于盆地坳陷的中心，这种独特构造堪称国际油气藏最佳模式的中国版，引起了分队技术负责曲福生的注意，他多次确认后，觉得意义重大，于是立即将此成果资料报送给大队。
7月，为彻查隆起性质，大队派出电法二队和地震三队先后三进三出大同镇，地震三队，到高台子电法隆起上进行地震验证工作，初步确认高台子的局部构造。一再加密测线反复验证、追踪 核实。终于在中央坳陷发现“凹中隆”，这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发现航标一样振奋人心。
一天，基准井研究队队长钟其权、地质师杨继良等几位地质师到地质部长春物探大队所属的地震队收集新的地震资料，看到了高台子的构造。钟其权不由得眼前一亮：一个大凹陷之中隆起局部圈闭，这种“凹中之隆”的构造极有可能富集石油。恰巧，这个位置还与松基一井、松基二井构成了一个近似等边的三角形，符合基准井的布探规则。就这样，钟其权、杨继良提出了在高台子构造上布置松基三井的方案，果然，征询地质部意见后被认可了。
1958年7月底，石油工业部在玉门召开会议。审查批准了松辽石油勘探局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规划和1959年的工作安排；根据主任地质师张文昭、杨继良、钟其权的提议，做出在高台子构造上钻“松基3井”的部署，把松基三井列为核心工作，要求他们尽快确定具体的井位位置。
1958 年 8月初，又发现了中央坳陷新成果； 8月下旬，物探队技术负责朱大绶又提供了中央坳陷带大同镇高台子隆起的最新资料，以及布设第三基准井的建议方案。
朱大绶、韩景行与石油部松辽石油勘探局的张文昭、钟其权、杨继良等多次磋商松基3井的具体井位地点。直到9月3日，他们一致赞同将井位确定在了黑龙江省安达县大同镇高台子屯的电法隆起上，这样就可以通过后面的基准钻探，全面了解松辽盆地中央坳陷区的地层、构造和含油情况。
年轻的地质师们满怀希望地将修改5次的方案报送给石油工业部，没想到，石油工业部审定认为，尚需补充局部资料，以便更详细论证。近乎严苛的态度背后，是石油工业部对既可以了解地层又能兼探油层的松基三井的强烈渴望。
地质部立即下文指令原先担任高台子构造勘探的地震三队，尽一切努力圆满完成补充工作。正在明水县的地震三队顾大局，立刻停下手头工作，返回旧址，夜以继日投入加密测线、精准勘探，直至任务完成，方才返回。
10 月初，钟其权、朱大绶、刘广信直奔正在黑龙江明水县的地震三队勘探工地。他们接过该队技术负责人郭建达交出的新高台子构造图，那是由4条清晰地震测线而圈出的高台子构造图；钟其权他们精雕细琢，思虑再三后，最终微调了下，将松基 3 井敲定在大同镇西北小西屯以东，高台子以南的永跃村旁。
“松基三井”离“松基一井”约130公里。距“松基二井”约180公里。
11月24日，石油工业部正式批准了“松基3井”井位，但并没有马上开钻，而是要先看看“松基一井”、“松基二井”的钻探情况再说，原因是当时重型深钻机仅有两台，得看哪台先干完活后，再调它过来开钻“松基三井”。
为加强高台子构造的地震勘探，地质部新组成地震四队（技术负责于占元），横扫大同镇南北长130~160 千米，宽 90~30 千米的圈闭；经地质浅钻验证，证实高台子地震隆起延长达150公里，由8个局部构造共同组成大同镇长垣带。8个局部构造分别为喇嘛子、萨尔图、杏树岗、高台子、太平庄、葡萄花、敖包塔、郑新庄。
转眼就到过年了，1959年的春节是2月8号，但石油、地质人的这个春节过得并不踏实。
1958底到1959年开春期间，石油工业部的苏联石油地质总顾问布罗德多次亲自带队到松辽盆地进行考察，肯定了在高台子构造上布井最有希望发现油气藏。
1959年2月11日，春节期间，石油工业部余秋里部长、康世恩副部长等到地质部副部长何长工家中，商讨共同加速松辽盆地石油勘探问题，两部领导一致同意在春节后先停掉1井的活，抓紧将宝贵的钻机转去开钻“松基3井”，并对两部人员分工协作做了进一步部署。
到了1959年1月底，“松基一井”自开钻以来已历时 6个月，钻探到了地下2300多米，下套管至一千八百米时出现了技术、材料等方面的故障，不得不停工，计划深度3200米已不可能完成。但这一深度已经穿越了六个小油层，发现了大段的生油层和砂岩储油层，还有能够封存住油气的泥岩盖层。由于在春节期间收到了停钻指令，接下去也只能做好善后了。1959年3月22日，“松基一井”固井，此时油井其他状况尚属正常，只是未见油流，算是失败！
迟些开工的“松基二井”也不简单，当钻到 162米深时就出现油砂，给了人们无限期待，接着1000多米的深度都没有任何油征兆，再接着在1252米以下，泥浆里带出了油花和一串串气泡，井场上顿时一片欢腾。这不就是油吗！谁知，由于钻具不配套发生了钻杆断开的事故，松基二井的进程慢了下来。
一井、二井的不顺，让大家的心头凉了大半截。在巨大的失望中，扛着无比压力的石油、地质人，决定开钻“松基三井”，而“松基二井”则继续深挖，一探到底，彻底搞个明白。
当年的春节一过，已结束“松基一井”钻探任务的32118钻井队，在漫天冰雪中开始了大迁徙。他们带着总重量超过100吨的苏联乌德钻机，从安达县任民镇搬到130公里外的大同镇；由于没有大型载重汽车，只有乡间土路可走，工人们人拉肩扛车推，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完成搬家。
钻井队的队长是包世忠，地质员朱自成，他们到达大同镇高台子村后，在茫茫风雪里，花了大半天时间才找到钟其权亲手砍下并钉牢的一根木桩，那时“松基三井” 井位的标志。
4月11日，大同镇高台子村西侧，包队宣布开钻，副队长乔汝平点燃了手工制作的10挂1000响长鞭。鞭炮硝烟中，高大的乌德钻机隆隆开钻。附近的老百姓都跑来围观这轰鸣的钢铁巨兽，孩子们看傻了，有老人手捻胡须、哈着热气，不紧不慢地说到：“这家伙气力真大！”
松辽局的地质师和钻井工人们可没有百姓们那么轻松、说笑。地质室主任张文昭直接吃住在施工现场，紧盯着取出来的每一米岩芯，唯恐漏了些什么。工人们在1879米深的松基一井没有见到任何油花，这次松基三井开钻，心里当然更加着急、期盼。
时间一天又一天地流逝，转眼就到了7月20日，这天，艳阳高照，钻井深度已抵达1112米，井眼返出来的泥浆中出现了油珠和油花，一筒岩芯从井下取出来，卸掉钻头，颜色棕黄、含油饱满的砂岩出现了，这块油砂虽然只有十几厘米厚，但它意味着松基三井钻到了油层。
自从一年前从玉门来到松辽盆地后，32118井队人员还是第一次闻到原油的芳香，当时正在井队担任实习地质员的朱鼎科回忆：“见到油砂，真好比久旱逢喜雨，一切疲劳顿时消失了。全队上下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工人们把那块油砂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行内人都明白：这回有大戏，它跑不掉了；但被前2口井折腾够呛的他们，只是内部自喜欢，不敢对外张扬，谁也不敢保证接下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继续往下钻，含油砂岩不断出现，在1100米至1200米井段，含油砂岩竟多达五六层，有的油砂刚取出时，还有不少气泡往外冒，地质人员取样后，划一根火柴一点，居然燃起了火苗！毫无疑问，这是与石油伴生的天然气；在场的人都乐坏了，有老工人形容说：那股喜劲儿，比娶媳妇抱孙子时还乐！”
06 好事多磨
“松基3井”的设计井深是3200 米，在设计时就明确了要将钻探和找油结合起来；按照一般的钻探模式，基准井的任务就是钻取岩芯以了解地层的沉积规律，即便发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也要继续向下钻，直到钻达基岩。
现在已经发现了油气，是继续再往下钻，还是停钻试油？这得考虑清楚，不过这等大事勘探局也无法决定的，需要上层拍板定论。
恰好的是，康世恩副部长那时正陪同苏联石油部总地质师米尔琴科来到了哈尔滨。康世恩当面听取了松辽局的详细汇报，便提出停钻试油，而米尔琴科却激烈反对，说：“搞勘探要讲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务，完井后才能试油。”
康世恩解释道：“这口井才打了1000多米，如果全井取完芯，起码还得花半年。井身浸泡时间长了，恐怕到时有油也试不出来。如果现在试油，有开采价值，可以立即开发，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
两人争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等更高级别的人决策。
几天后，32118钻井队接到了石油部的加急通知：立即停钻试油。这让苏联人感到不可思议、莫名其妙，毕竟该井还没钻探到目标值的一半，实在窝囊、可惜了。
其实，石油部这么做是有隐情的，可并没让苏联专家知道。一是国内急需石油，越早产越好；二是中苏关系出现了不好苗头，得做最坏打算；三是最关键的，松基三井在钻至845至875米深度时，由于技术装备和追求速度的原因，发生了井斜，在钻具不配套的情况下几次纠偏都没有成功，如果按原计划向3200米深度继续钻进，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和设备补充，肯定要坏事，到时，井废了不说，眼看着即将到手的石油也可能飞没了。
1959年8月，“松基三井”停钻，开始固井，再择时试油。
在此期间，远在180多公里开外的“松基二井”也哈哧、哈哧个没停；到了当年9月15日， 已干了13个月的“松基二井”达到2887.63米深，情况很不好，经集体研究，决定就此完钻不再深入了。通过试油，一年前发现的油花和气泡早已不知去向，松基二井最终没有获得工业油流，又是一次失败！
最后，大家的目光全聚焦在“松基3井”上，个个心眼都吊到了嗓子口，一边默默祈祷好运降临，一边紧张地静候试油佳音。
在固井专家彭佐猷指导下，松基三井固井成功，于1959年8月29日顺利完井，进深最终落在1461.76米。
随后，石油工业部派出试油专家组很快来到“松基三井”现场，组长赵声振工程师，组员邱中建、蒋学明、张文昭和焦亚斌等。
好事多磨，幸福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的。
试油人员射开封层之后，井里却无声无息，众人一下子傻眼了，稍镇定后，在现场指挥的康世恩指示大家用提捞法排干井筒里的清水，以降低井筒液柱压力。
原来是井筒里的水柱太深、压强过大大，压住了下部的油层，只有将井筒里上部分的水捞掉，减小压强，深埋地下的油层才能在地层压力下涌上来。
提涝工作看似简单，干起来却相当艰苦。现场参与试油工作的技术人员赵声振后来在《松基三井试油工作回忆》一文中写道：“我们当时日日夜夜在井口工作，被提捞钢丝绳上洒下来的原油淋得满身油污，当时又没有劳保服，油衣服替换不下来，个个都成了油人了。
披星戴月的提捞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了20多天，据观察，胜利已在招手；不过，这20多天的漫长等待，对备受煎熬的地质石油人来说，简直有世纪之长。
07 历史一刻
9月26日，“松基三井”现场，一大群人围着，默默地等待着。这群人中，有国内著名地质学家、有石油勘探队的工作人员，还有前来围观的附近群众。其中肯定少不了康部长。
下午3点过后，已有少量油花从钻孔处汩汩涌出，井内的液面也慢慢回升，当坠落在井底的钻机螺丝杆被捞了出来时，井筒液面一下子到了井口，并传来噗噗涌动声，现场一片肃静，上百双眼睛齐刷刷盯着出油碰咀，不敢有丝毫眨眼。
下午3时45分，9.5毫米油嘴放喷，一条黑色的油龙顺着管子喷薄而出，油流越来越大，越来越猛烈。油花飞溅中；现场“噌”的一下沸腾了起来，人们情不自禁地喊叫，欢呼，跳跃、拥泣……。
多年来的“为国找油”，不就是在等这一时刻吗！这是见证历史的伟大时刻，它似乎宣告着我国石油自给时代即将到来，一个大城市也将出现。
9 月 26 日当天的一昼夜，“松基三井”共喷出原油 14.9 立方米，求产得知约12吨。
没多久，松辽石油勘探局黑龙江石油大队位于哈尔滨的办公室电报机响了起来，实习员朱鼎科迅速将电报翻译出来：松基三井喷油。译完文字的那一刻，他激动地跑到楼道喊了起来：“喷油了，松基三井喷油了！”听到喊声的同事们纷纷涌了出来，高兴得拍手跳跃，奔走相告，不约而同地喊道：“我们给国庆十周年献上了最好的礼品！”紧接着，黑龙江石油大队的干部组织人写好喜报，敲锣打鼓地去向省委报喜。
第二天傍晚，李四光在北京西山象鼻子沟寓所，设家宴为即将回国的米尔琴科饯行。作陪的有何长工、刘景范、余秋里、康世恩、唐克及另外几位专家。分别在即，大家互相祝酒致辞。这时，一份电报送达，内容自不待言，何长工一看，抑制不住兴奋，马上把电报转李四光等人传阅，大家都由衷地高兴、打趣。
紧接着，9 月 29日，地质部普查大队二区队513钻井机台，在吉林原扶余镇雅达红屯的扶 27 井试油成功，获原油 2. 5 立方米。这是后来吉林油田发现的标志。
大同高台子油田和扶余油田的几乎同时被发现，是石油地质人向国家10 周年庆献上的一份久盼而珍贵的大礼。《吉林日报》最早报道了《松辽平原已经探出石油》的消息，这个干百年来从未有过的喜讯，引起了全国轰动。
新中国的石油人在松辽平原找油的艰辛，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前夕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2118钻井队的司钻王顺，作为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当年的国庆观礼。
连续几天里，松基三井的原油日产量稳定在9至13吨之间。在用不同的油咀、不同的工作制度进行试采后,证实了松基3井可稳产、量产，工业开采价值大。
地质部与石油工业部就此联合向东北三省省委及 3 个勘探单位发贺电：这是我国石油勘探战线的重大胜利，是3 个勘探单位团结协作的胜利，在我国东北工业区发现油田意义十分重大。
08 大庆来了
有了“松基3井”的好兆头，松辽的石油地质人意识到大同镇地下的长垣构造大概率就是个“聚油大宝地”，接下来一个比一个劲爆的好消息逐级加强证实了这个猜想。
在论证、定位松基3井的同时,地质部东北物探大队加紧对原圈定的大同长垣8个构造细查慢探，先是发现“葡萄花构造”是一个比高台子更大、更有就途的构造。1959年3月13日，松辽石油勘探局提出了预探葡萄花构造的总体设计，在构造的三个大剖面上布置9口探井。同年10月1日开钻其中的第一口井“葡1井”。
1959 年底，再度地震探测构造后，进一步显示出北起喇叭甸,南到敖包塔的完整背斜带，是一个远景非常好的大长垣构造，经过石油部的专家和松辽石油勘探局地质室的专业人员共同分折，得出大同镇长垣北部的喇叭甸、萨尔图、杏树岗3个构照可能是油层更厚、产量更高的地区。
有了“松基一井”的出油验证，加上葡萄花、喇叭甸、萨尔图、杏树岗等构造显示可能有更大的油量，这样看来，大同长垣俨然就是一个隐隐待现的大油田。这怎不令所有知情人惊喜万分，干啥活都越来越起劲。
1959年11月8日,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到大同镇的石油勘探现场，祝贺、慰问辛劳苦干的地质石油人；看到松基三井喷油的壮观情景，不胜感慨，欧阳钦提议，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把松基三井所在的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区）。随后，石油工业部决定将松辽盆地发现的这些出油构造群命名为大庆长垣（即原大同长垣），发现的油田命名为大庆油田。
限于篇幅，本精彩故事未完待续，敬请接着看下一篇，暂名《惊心动魄的石油大会战》。另外，本文长达21188字，能看到结尾，大家辛苦了，烦请在评论区打出告知“看完”两字，好统计一下这么有爱有耐心的总人数，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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