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侵华，凶残暴虐，敌机盘旋，战火纷飞，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这场战争中，国人受尽苦难，林徽因身为一代才女，学贯中西，风华绝代，她的思想深入到了文学、艺术、建筑乃至于哲学思考中，自30年代起，便在诗坛和建筑界双负盛名，但也深受战火牵累，颠沛流离，狼狈不堪，以致贫病交加。
为了给中国留下珍贵的文化种子，自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同济大学和中研院史语所等机构，已顶着头顶的炸弹，被迫进行多次迁移。“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一封十六字的电文由李庄发出，开启了抗战期间，学术界一次波澜壮阔的长征。位于四川宜宾的李庄，原本是长江边上一个普通小镇，却因此而成为抗战时期与重庆、成都、昆明齐名的“四大文化中心”。
就这样，林徽因和梁思成辗转来到了李庄，住进了上坝月亮田的张家大院。租住的农舍低矮，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屋顶的席棚历史悠久，老鼠和小蛇等生灵经常都会到访光顾。
李庄小镇远离都市的文明，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吃水需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梁思成年轻时因车祸而致脊椎受伤，不得不穿上一件特制的“钢背心”以支撑上半身的体重。到了李庄，梁思成后遗症不时发作，经常疼得无法坐立，林徽因不得不抽出大量精力和时间来操持家务。
谁能料到，风华绝代的林徽因，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北平著名“太太客厅”里口若悬河的新月才女，竟成为一个整日在枯燥繁琐的家务劳作中消耗时间的主妇。她不是不烦恼的，给美国挚友费慰梅的信中，就毫不掩饰地透露了自己的苦衷：“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了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
可生活迫人，不管林徽因对于繁琐家务浪费她多少时间、折损她多少精力而不悦，白天她仍然努力强撑病弱的身子，尽自己最大能力去照顾家人。只有到了夜幕降临，她才拥有了一点点个人的时间，可以和梁思成一起，借着菜油灯摇曳的微光，弓着腰背，艰难地一字一字书写《中国建筑史》初稿，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学术研究工作中去。
在梁思成写《中国建筑史》之前，中国历史悠久，各种典籍浩如烟海，竟没有一本自己的中国建筑史！而梁思成，他选择在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代，在缺衣少食的李庄，开始弥补中国建筑史上的空白，他最好的助手，就是林徽因。
林徽因此刻健康情况已不容乐观。到李庄之前，长时间的奔波劳累，一路携老扶幼躲避日寇飞机的担惊受怕，以及长江之畔小镇李庄的湿热环境，都成为病魔的诱因，导致林徽因肺结核发作，常常卧病不起。
简陋的住房中，书桌上、病榻前堆积了浩繁的史籍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大量的文字记录，夫妻俩头碰头地进行分类、编排、归总、撰写。林徽因在承担《中国建筑史》全部的校阅和补充工作之外，还撰写了书中第七章五代、宋、辽、金部分。
病势渐沉，林徽因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她缠绵病榻，尽力克制，却怎么也忍不住咳嗽声，周围农民听到，都同情地直起腰来，默默张望：梁太太是怎么了？好像要咳出五脏六腑来，她还那么年轻……
当地人很喜欢这位开朗善良的“梁太太”。一次梁思成在成都偶然弄到一些西红柿种子，回家种在门前田边，不久就结出又红又大的果子。当地老百姓之前并未见过西红柿，非常好奇，林徽因便无偿送他们秧苗，还教大家种植。西红柿秧苗，无意中成为营造社学者和当地百姓之间的友谊使者。
日子虽过得贫寒拮据，林徽因依旧没有放弃对美的追求，两间简陋的房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东西摆放得井井有条，窗台搁一个玻璃瓶，里面经常插着刚从田野采来的鲜花。温馨别致的小屋，吸引了乡亲们，大家开始喜欢和梁太太摆龙门阵，特别是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有什么悄悄话都愿意对这位知心的“女先生”说，办嫁妆、办月礼，都来请教她的主意。这为林徽因带来了意外的欢乐，她在竹林深处的小江村，满面笑容地和当地人交朋友，犹如回到了遥远的北平，回到了东总布胡同那间充满了大笑、妙语与友情的“太太的客厅”。
但生活实在太艰难了，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成员的工资也失去了保障，梁思成夫妻的薪水大都购买了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格外拮据。因营养不良，林徽因身体日渐消瘦得不似人形，好友费正清托人捎来一点奶粉，他们也舍不得多吃。为了改善伙食，梁思成甚至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以及“废物利用”、以桔皮来做果酱。最后，家里实在是山穷水尽了，梁思成只得坐船去宜宾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他咬咬牙，将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但战时物价飞涨，换回的不过是两条草鱼。面对病床上林徽因的惊讶神色，梁思成幽默道：“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物质的短缺，无法磨折林徽因清傲的精神，真正让她痛彻心扉的，是亲人的过早亡故。林恒是林徽因同父异母的弟弟，很长一段时间，林恒和他们一家人是生活在一起的，林徽因很爱这个弟弟。1935年，林恒已是清华大学机械系大一学生，无法容忍祖国母亲被日寇欺凌，这个热血正直的年轻人放弃了清华学业，报考航空学校，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1941年4月13日，林恒在对日成都空战中血洒长空，以身殉国，年仅23岁。当时是姐夫梁思成匆匆赶往成都，收敛了三弟遗体，“掩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里”。
林徽因心中的疼痛，无以名状，她的肺叶，早就被病魔蛀噬了无数小洞。如今，心也被咬得血肉模糊，她看似平静，其实内心哪有一刻，不在为三弟滴血？不在为祖国流泪？林恒牺牲三年后，病床上的林徽因费尽心力，写成祭诗《哭三弟恒》。这难言的悲伤、沉痛的思念，其实从未离开过半分。她流泪写道：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简单的，你给了/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费正清和费慰梅夫妻，是梁思成、林徽因的经年至交，他们来过李庄，亲眼看到了梁氏夫妻的困境，后来多次写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和工作，那儿条件更好。林徽因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林徽因的倔强，是一个有良知有气节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倔强，超越了性别之囿、生死之念。这一点，她的儿子也记忆犹新。有次，尚是儿童的儿子担忧地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长江吗？”儿子眼中的母亲，觉得都不是自己熟悉的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李庄。林徽因当时病得连床都起不来了，便请学生们用竹床将自己抬到外面，看着大家哭啊，笑啊，跳啊，乐啊，苍白的脸颊上浮现了淡淡的笑容。
胜利了，弟弟林恒，还有千千万万祖国儿女的热血没有白白抛洒，他们的牺牲，换回了今日的胜利。
胜利了，一路辗转，贫寒窘迫，缺医少药。这个美丽的女子，才华横溢，外表柔弱，骨子里却强大无比，她始终没有缺席自己的位置，就在这小小的李庄，教学生、写书稿、绘图刻写、出版刊物，并协助丈夫完成了伟大的《中国建筑史》。
胜利了，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能迸发出柔韧而强大的勇气，无惧与任何艰难做斗争，无悔自己的生死祸福，都与祖国血脉相连、甘苦同当。
乐莫乐兮与君相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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