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名媛嫉妒的女人
民国时期,上海滩众多名媛中最出名的有两位,并称“南唐北陆”,其中的“北陆”,就是来自北平、名列民国四大美女之一的陆小曼。她的第二任丈夫,名叫徐志摩。
胡适这样评价陆小曼:不可不看的风景。
陆小曼其实很有才华。她本身是画家,师从刘海粟等名家;同时又擅长戏剧,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话剧。她还谙熟昆曲,也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能力……
但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女子,却在日记里对另外一个女人嗔怨不已:“早四年他(徐志摩)哪得会来爱我,不是我做梦么?我又哪儿有她那样的媚人啊?我从前不过是个乡下孩子罢了,哪儿就能动了他的心?”
陆小曼还写到:“一个女人能叫人在爱同时敬,那真是难极了。有一种人,生来极动人的,又美又活泼,人人看见了能爱的,可是很少能敬的。我的人的本性是最骄傲的,叫我生就一种小孩脾气,叫人爱而不敬,我真气极了。”
这个能让人“在爱同时敬”,又让名媛陆小曼如“乡下孩子”般自卑的女人,便是林徽因。
客厅里的优雅太太
对林徽因有怨念的,不仅仅是“美女”,而且还有“才女”。
作家冰心,1933年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对“我们的太太”及其身边的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进行了讽刺与抨击。而小说中那位“我们的太太”,普遍认为影射的就是林徽因。
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搬到北平后,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当时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精英,品茗坐论天下事。渐渐地,梁家便形成了当时北平最有名的文化沙龙,人称 “太太客厅”。“太太客厅”的座上宾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例如:徐志摩、沈从文、金岳霖、朱光潜、胡适。
林徽因虽已为人妻,但每逢聚会,她几乎都是中心。她的优雅大方,她天马行空一般的灵感和随手拈来的警句,让那些爱慕者们为之倾倒。据说,丈夫梁思成打趣道:“你一讲起来,谁还能插上嘴?”林徽因则说:“你插不上嘴,就请为客人倒茶吧!”
林徽因和梁思成均出身名门,自小生活条件优越,也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两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爱有着高度一致。而从少女时期开始,林徽因又先后就读于上海和北京的教会女子学校、伦敦的贵族学校,和梁思成一起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学位。这样的环境和背景,加上她天生的艺术家气质,自然形成了林徽因的优雅。
然而,当苦难来临时,林徽因还能优雅吗?
当战争来临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林徽因在北平的美好生活突然被打断了。从小养尊处优的优雅女人林徽因,面对突然而至的战争,是什么反应?
8月,林徽因给正在北戴河随亲戚度假的八岁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信里林徽因教育女儿,要勇敢,并告诉她,爸爸妈妈“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人”,因此,她也要“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在日寇占领北平前夕,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抛下了那安逸的生活、舒适的四合院,带着林徽因的母亲、一双儿女,几只皮箱,两个铺盖卷,同一批北大、清华的教授们一道,毅然地奔向了那陌生的西南“大后方”,开始了战时半流亡的生活。
11月,林徽因一家在长沙九死一生地逃过了日寇对长沙的第一次轰炸。接着,在从长沙迁往昆明途中,林徽因患肺炎病倒了。林徽因的儿子至今依然记得,”那一晚,在雨雪交加中,父亲怎样抱着我们,搀着高烧四十度的母亲,在那只有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的小县城里,到处寻找客店。最后幸亏遇上一批也是过路的空军航校学员,才匀了一个房间让母亲躺下。这也是战争期间我们家同那些飞行员之问特殊的友谊的开始。旅途中的这次重病对母亲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埋下了几年后的肺病再次复发的祸根。”
在昆明,林徽因开始尝到了战时大后方知识分子生活的艰辛。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时时发作,脊椎痛得常不能坐立。从来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家务琐事上的林徽因,也不得不卷起袖子买菜、做饭、洗衣。
从林徽因写给费若梅的一些信件当中,我们能够体会到当时她的心情。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破产,感到比任何時候都惨。米价已涨到一百块一袋——我们来的時候是三块四——其他所有的东西涨幅差不多一样。今年我们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
“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但这些,并没有真的击倒林徽因。她的艺术家气质也丝毫未变。
昆明这高原春城绮丽的景色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她,她写了几首诗来吟咏那“荒唐的好风景”。因为日寇的轰炸而迁居到了昆明市郊后,林徽因又经常到离住处不远的一个烧制陶器的小村子,在那半原始的作坊里看老师傅做陶坯,常常一看就是几个小时。然后沿着长着高高的桉树的长堤,在黄昏中慢慢走回家。
后来,在林徽因的督促下,梁思成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惟一一所房子。这所房子又迎来了故交和新友,成了战争年代一段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坚强,也是优雅女人的一个品质。
即便贫病交加,也不放弃理想
1940冬天,迫于日寇的轰炸,林徽因不得不再次离开自己在昆明刚刚建起不久的家,一家人迁居四川李庄。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全家人的住处,是一个篾条抹灰的简陋农舍。艰苦的生活,旅途的劳顿和四川冬季潮湿、阴冷的气候,终于使林徽因的旧病恶性发作,卧床不起。
这时,家里惟一能给林徽因养病用的“软床”是一张摇摇晃晃的帆布行军床。偶尔有朋友从重庆或昆明带来一小罐奶粉,就算是林徽因难得的高级营养品了。整个李庄没有一所医院,没有一位正式医生,没有任何药品。家里惟一的一支体温计被儿子失手打破,大半年林徽因竟无法量体温。几个月的工夫,林徽因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成了一个憔悴、苍老,不停地咳喘的病人。
同他们过去的生活相比,李庄的日子真可以说是贫病交加了。然而,就在这样的境遇之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却还是继续坚持着他们的学术事业。抗战开始以来,辗转几千公里的逃难,他们家几乎把全部“细软”都丢光了,但是,战前梁思成和同事们调查古建筑的原始资料——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纪录等等,他们却紧紧地抱在胸前,一张也没有遗失。
就在这几间四面透风的农舍里,梁思成同几位共患难的同事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为了实现他和林徽因多年的夙愿,又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以便向西方世界科学地介绍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和成就。
梁思成和林徽因一面讨论,一面用一台古老的、霹啪震响的打字机打出草稿。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得他抬不起头来,他就在画板上放一个小花瓶撑住下巴,以便继续工作。而林徽因只要稍为好过一点就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做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
一九四二年冬,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美国老友,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教授来到李庄看望他们,被他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仍坚持学术工作的坚毅精神所深深感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却拒绝了去美国的邀请,坚持留在李庄乡下。梁思成后来说:
“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只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导致了徽因的早逝,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只是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中国念书人的精神
李庄的四年,战争和疾病无情地击倒了林徽因,而这里又是那样一个偏僻、单调的角落。老朋友们天各一方,难得有一两封书信往还。可以想象,她的心境有时是多么悲凉。但病中的林徽因却更勤奋于学习。
这时期,林徽因读了许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她非常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而且要求当时只有十二岁的儿子也当成功课去读它,还要儿女一句句地去体味屠格涅夫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米开朗琪罗传》因为是英文的,儿女实在没法读,她就读一章,给他们讲一章,特别详细地为他们描述了米开朗琪罗为圣彼得教堂穹顶作画时的艰辛。讲的时候很动感情,可能因为米开朗琪罗那种对艺术的执著追求特别引起了她的共鸣。
在她兴致好的时候,喜欢让子女坐在床前,轻轻地为他们朗读她旧日的诗、文。她也常常读古诗词,并讲给子女听。几十年后,她的儿子对她教他读到杜甫和陆游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家祭毋忘告乃翁”,以及“可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等名句时那种悲愤、忧愁的神情仍然记忆犹新。
林徽因这位母亲,几乎从未给子女讲过什么小白兔、大灰狼之类的故事,除了给他们买了大量的书要他们自己去读之外,就是以她自己的作品和对文学的理解来代替稚气的童话,像对成年人一样地来陶冶子女幼小的心灵。
一九四一年,林徽因非常疼爱的三弟林恒,在一次仓促迎战日寇飞机的战斗中,牺牲在成都上空。此后不到两年,昆明那批空军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林徽因最喜欢的一个,又在衡阳战役中被击落后失踪了。他们的死在林徽因精神上的反响,已不限于对亡故亲人和挚友的怀念感伤。
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不是只给三弟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的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
抗战胜利后,有一次儿子梁从诫同林徽因谈起一九四四年日军攻占贵州独匀,直逼重庆的危局,儿子问她,如果当时日本人真的打进四川,你们打算怎么办?
林徽因若有所思地说:“中国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嘛,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
儿子急了,又问:“我一个人在重庆上学,那你们就不管我啦?”病中的林徽因深情地握着儿子的手,仿佛道歉似的小声地说:“真要到了那一步,恐怕就顾不上你了!”
听到这个回答,儿子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他是被母亲林徽因以最平淡的口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凛然之气震动了。他第一次忽然觉得她好像不再是“妈妈”,而变成了一个“别人”。
女人真正的优雅,绝非只会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矫揉造作。而是一种面对世事沉浮时的沉着与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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