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城址是历史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其中都城代表了当时最高建筑成就，因此都城遗址最受人们关注。明代因特殊的历史条件形成了“两京一都”的格局，即洪武年间营建的南京、临濠（今安徽凤阳）的中都以及永乐年间营建的北京。北京自永乐十八年（1420年）迁都后成为明清两朝的都城，而南京则成为留都，但仍设有一套中央机构发挥职能和作用，凤阳明中都自洪武二年（1369年）营建，至洪武八年（1375年）太祖朱元璋下诏“罢中都役作”，沦为陪都直至弃用。而清代在入关定都北京后则在其发源地保留了入关前的都城即盛京城（今沈阳）。明清时期都城考古主要集中于明清北京城及紫禁城、明南京城、明凤阳中都及清盛京城，其中明清北京城及南京城因为后期建筑覆压而难以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仅在配合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紫禁城、明中都及清盛京城开展的考古工作是明清都城考古的重要收获。明清时期的都城考古对于认识和了解传统历史文献资料并不注重且不能精确记载的都城、宫殿营建方式、建筑格局、变迁历程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对于研究明清时期都城变迁沿革和古代建筑技术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
明清时期的北京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都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历经500多年的改建、修缮、扩建而成，形成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宫城的城市格局。明清北京城吸收了历代都城的建设经验，设计严谨，布局合理，功能完备，外观宏伟博大，代表着中国古代都城形制布局的最终定式，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都城发展的巅峰之作。
明清北京城基本为明代格局，明代北京城历经了明洪武、永乐、正统、嘉靖时期四次大规模的改建、修缮与增建，最终形成了平面呈“凸”字形、内九外七16座城门的格局，这种格局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
洪武元年（1368年），大将军徐达率明军攻占元大都后，命华云龙督工整修故元都，新筑城垣，北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又修故元都西北城垣，“缩其城之北五里，废东西之北光熙、肃清二门”。其后大将军徐达改故元都安贞门为安定门、健德门为德胜门，其余诸门依旧，各门仍建月城，城内缩后“周围四十里”，城墙“创包砖甓”。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成祖朱棣诏“以北平为北京”，称“行在”，二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永乐四年（1406年）着手营建北京宫殿。永乐十七年（1419年）拓北京南城墙，计两千七百余丈。重建之南城垣仍辟三门，保留元大都城门名，正中为丽正门，东为文明门，西为顺承门。但将东城垣之崇仁门改为东直门，西垣之和义门改为西直门。永乐十八年（1420年）北京郊庙、宫殿建成，十九年（1421年）正月永乐帝正式迁都北京。正统元年（1436年）修建京城九门城楼，计建九门城楼和月城，城四隅建角楼，修城壕和桥闸。正统四年（1439年）完工，改丽正门为正阳门，文明门为崇文门，顺承门为宣武门。同时又把东西城垣的齐化门与平则门分别改称为朝阳门与阜成门。正统十年（1445年），城墙内壁开始全部砌砖。嘉靖年间，北京城最重要的营建活动是增筑外城。由于北方蒙古瓦剌部和俺答部先后对北京造成很大威胁，因此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相度京城外四面宜筑外城”，约70里。后“又虑工费重大”，“宜先筑南城”，将南面已筑成的外郭由20里改为30里，两端折而向北至内城东南角和西南角，“转抱东西角楼止”。新筑的外城南垣辟三门，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东垣开广渠门，西垣开广宁门，北面与内城交接处东、西各开东便门、西便门，外城四隅设角楼。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增建外城七门之瓮城（未建箭楼），挖外城护城河。从西便门外分内城的护城河水，引入外城护城河东入通惠河。至此，北京城形成了外城在南、内城在北的“凸”字形平面形制
（图一）。
清代北京城的形状、格局基本延续明代，主要对内城和外城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造，如将内城一般居民迁至外城，内城驻守八旗官兵并设营房，对明代的一些衙署、府邸做了调整与改建，在内城营建了许多宗室王公及贵族府邸。
一、明代北京内城、外城
明北京内城平面呈东西较长、南北稍短、西北抹角的横长方形。内城四垣因修筑年代不同，其结构也有所不同，其中东、西城垣是在元大都东、西城墙基础上补筑包砖扩建而成，北城墙是明军在攻破大都后新修筑的，南城墙是永乐十七年（1419年）拓南城时开始修筑的。内城共九门，九门由城门、城台和城楼构成。明北京外城平面呈东西长、南北短的“凹”字形，与内城共同形成“凸”字形平面。外城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新筑，周长二十八里，有门七，城南一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一千零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零九十三丈二尺。外城城垣构筑技法与永乐年间内城墙的构筑方式相同，但规制小于内城墙。外城七门形制和构筑技法等与内城门大同小异，其规制也小于内城门。明代北京内城、外城的考古工作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对内城垣的局部发掘清理。1962年开始，为配合大规模城墙拆除工程，考古工作者对明代北京城内城垣遗址进行了局部发掘，首次了解了明北京内城垣的建筑结构。通过对东西城墙的解剖，可知内城垣东、西城墙由内到外可分四层：第一层为元代用纯黄土夯筑的土心部分；第二层为包筑在元代夯土层之上的明代夯土层；第三层也是明代夯土层，掺杂大量砖头、瓦片和明代瓷片的灰渣土，夯层疏松；第四层为内外墙皮包砖，外墙皮包砖分两层，里层厚约1.3米，是用元代小城砖砌筑的包砖层，外层用明代大城砖包皮，白灰浆砌筑。内墙皮包砖只用明代大砖，厚约1米，白灰浆砌筑（图二）。南城垣、北城垣内外壁包砖用料、衬基及砌筑方法与东西城垣基本相同，唯各段城墙的“土心”区别较大，南城垣“土心”为前后两次夯筑，夯层间夹筑一层厚约10厘米的碎砖头。北城垣“土心”部分主体用砖瓦和黄土分层夯筑，其中夹杂元代各类瓦件，部分地段还包含未经拆除清理的房址、帐柱、石碑等。此外，1969年在拆除西直门箭楼时发现明代重修城门时，将元代和义门瓮城城台包填于西直门箭楼下，并发现了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重修城门时的墨书题记。
二、明代北京皇城和紫禁城
明初将宫城与禁垣统称“皇城”，正统以后始分“内皇城”（宫城）和“外皇城”（禁垣），万历年间重修《大明会典》时才将宫城称为“紫禁城”，禁垣称“皇城”。明北京皇城营建于永乐年间，位于内城中间略偏西南，皇城较元大都的萧墙略外扩，其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北侧，北城墙在今地安门东、西大街南侧，东城墙在今东黄城根，西城墙在今西黄城根。设四门，正门为承天门（天安门），后门为北安门（地安门），东门为东安门，西门为西安门。皇城的主体在承天门等四门中间，其平面略呈南北竖长方形，西南缺一角。皇城东北部和东部是内府诸监、司、局、库、房、厂、场等主要集中区，直接为皇室服务，亦是官办手工业作坊区。皇城西北部有玉熙宫、内安乐堂、承华殿、清馥殿，沿皇城西墙内侧有甲字等十库，西安门内大道北，东西向排列有西酒库、西花房、藏经库、洗帛厂、果园厂、司钥库、鸽子房等，中间有大藏经厂以及羊房、牲口房、虎房等。承天门（天安门）前有宫墙围成的“T”字形宫廷广场，称为皇城的“外郛”，向南凸出部分止于大明门，门内两侧建宫墙，北端东西折分别接长安左、右门。大明门内有石板御路直抵承天门，御路两旁沿宫墙内侧建联檐通脊东西向廊庑，即“千步廊”。千步廊两侧置主要中央衙署，东侧外自南向北分置礼部、户部、吏部、宗人府，其东（后排）自南而北为太医院、钦天监、鸿胪寺、工部、兵部。又建翰林院于后排之东，临玉河西堤。千步廊外西侧前排自南而北为前、右、左、中四军都督府，后排（其西）自南而北为锦衣卫、通政使司、太常寺、后军都督府。东西长安门外，又辟东、西公生门，分别通向千步廊两侧衙署区。
明北京皇城因为后期建筑覆压而难以开展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仅在配合城市建设、改造过程中进行了小范围的发掘。2001年对明皇城根遗址开展的考古发掘明确了皇城东墙的走向及建筑结构，发现了东安门、望恩桥燕翅等遗迹，此外还发现了皇城西南城墙转角及涵洞遗址。此次发现的皇城东墙，大体与现东黄城根北街平行，南起晨光街南口，北至平安大街南口。在此范围内，墙基础基本连续，局部残存墙体砌砖。经解剖可知，皇城东墙基础由夯土和砖砌基础两部分组成。东安门大街南北两侧地段的墙体保存稍好，砖基础高0.72米，共有砌砖5层。东安门遗址东接皇城东墙基础，横跨现东安门大街南北两侧。共发现砖砌磉墩5个，平面均呈方形，边长1.5米。望恩桥燕翅残迹位于东安门大街南北两侧，其外侧用石条垒砌而成，保存整齐。内侧用青灰城砖接石条垒砌。燕翅现存宽度为0.52米。两段燕翅西部各连一段拦土墙，东西走向，西高东低呈缓坡状，宽1米。北侧一段残长9米，南侧一段残长13米。东端与皇城东墙基础相接，西端叠压于南河沿大街下。
紫禁城在皇城中的位置略偏东南，其平面呈南北竖长方形，主体工程营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六月至十八年（1420年）十一月，以后又多有续建。紫禁城四周环宫墙，四面各开一门，南正中称午门，北正中称玄武门（清改神武门），东、西分称东、西华门，各开于紫禁城东、西墙南部。四隅建角楼，宫城外有护城河。紫禁城内的中轴线上，前为外朝三大殿，左右配置文华殿和武英殿两组建筑群。外朝之后为内廷，在中轴线上置三宫和御花园，其东、西路分置东、西六宫和东、西五所，东、西六宫之南略偏分置奉先殿和养心殿。外东路有端本宫（慈庆宫）、仁寿宫等建筑群。外西路有慈宁宫、隆德宫、咸安宫、英华殿等建筑群。沿宫墙内侧配置有廊下家和内监诸房库等。入清以后，虽然多有修复，但其总体形制布局仍为明之旧。
紫禁城考古是明清都城考古最重要的收获，在配合故宫博物院工程建设的基建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部分明清时期的宫殿建筑基础。故宫西河沿发现两座明代排房建筑基础，结合史料记载推断该排房是明代主要供答应、长随居住的“廊下家”西段。故宫南三所外南侧揭露出故宫东城墙内侧的墙基、铺砖地面、排水沟、大型夯土基础等一组较为完整的遗迹，根据地层关系与出土的瓷器残片与建筑构件残件判断夯土基础属于永乐时期营建宫城时的基础工程遗迹。故宫西华门内南侧，南薰殿院落以南发现明代的一排东西向廊房建筑，清理出原位的3列3行共7个柱顶石和移位的柱顶石、磉墩、排水沟、砖铺地面、散水及一段残垣。故宫隆宗门西广场北侧发现元明清建筑遗址，清理出层位关系清楚的清代砖砌排水沟和砖铺地面、明后期砖铺地面、明中后期门和墙基址、明早期磉墩基址、元代磉墩和夯土层基址等建筑遗迹，与文献记载元代宫城、明清紫禁城营建的阶段性相一致，堪称故宫元明清“三叠层”。故宫慈宁宫花园东院发现明早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明代后期砖铺地面、砖石混建排水沟及清代中期砖铺地面、建筑材料施工坑等重要遗迹。其中最重要的明早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由地钉、桩承台、磉墩、夯土层、夯层砖等遗迹构成，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推测此处宫殿建筑基址至迟始建于明早期，废弃于明后期，为了解明早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周边附属设施的地下遗存分布状况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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