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晚清时期的北京，相关文献颇为宏富，除了本地文人墨客的歌咏记述，还有各地赴京官员学子的日记和杂录，甚至不乏外国人写下的纪行或回忆录。因与中国的密切程度不同，乃至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这些异国过客在书写北京时的视角和心态也不同，这使得他们的记录呈现一种多棱镜的视觉效果。其中，19世纪中后期羁留北京、历五个寒暑的琉球使臣蔡大鼎写的《北上杂记》是一种别具特色、生动有趣的文本。
蔡大鼎，1823年出生于琉球（今日本冲绳县）那霸久米村，是明初“奉旨赴琉”的“闽人三十六姓”后裔。作为士族子弟，蔡大鼎从小受到汉文化教育，青年时代曾受命到福州琉球馆留学，专攻地理堪舆之学和王陵修葺秘法，归国后被拔擢到王府外事部门，协助王府与清朝的朝贡外交事务。
1875年5月，日本动用武力逼迫琉球国和清朝中断朝贡关系，琉球王密令王舅向德宏率蔡大鼎、林世功等琉球士族偷渡福州向清廷求救。1879年，琉球被并人日本版图，成为冲绳县。蔡大鼎一行剃发易服潜往京师直接找李鸿章请愿交涉，但彼时陷于内忧外患的清朝自顾不暇，在与日本争琉球的博弈中进退失据，无果而终。琉球使臣历时五年，在北京卧薪尝胆的努力终成为梦幻泡影，林世功饮恨自尽，蔡大鼎亦不知所终。《北上杂记》和汉诗集《北游燕草》等书是蔡大鼎滞留北京期间留下的主要作品。作为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琉球国精英，蔡大鼎诗文俱佳，是名垂文学史的汉诗人。在《北上杂记》中，他运用纯熟的汉文，对清末北京及周边的都市景观和世态风情进行生动而细腻的描摹和书写，其间还夹杂着不无感兴意味的汉诗和歌咏。虽不无零散琐碎，却像镜子碎片，拼在一起呈现出一幅晚清北京斑斓五色的社会风情画卷。
琉球使节的在京馆驿
北京和琉球之间有着莫逆的渊源。琉球国是明王朝主导的东亚海洋册封朝贡体系中的一部分，和中国有着频繁持久的官方往来关系，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被强行纳人日本版图。五百年间，北京一直是琉球国赴华朝贡的目的地，也是琉球人心目中神圣的“天朝上都”。
北京城是中国历史上兴建的最后一座皇城，明清两代封建王朝都曾在此定都。明初永乐年间，朱棣迁都北京前后大兴土木，初步奠定北京城市基础;嘉靖时期增筑外城;明清鼎革后，也基本沿袭了明代北京的格局，但对皇城内规制有所裁撤。内城成为八旗兵专属居住区，而六部官衙人员也在内城往还，同时将汉人统统迁往外城居住。这一变化在乾隆初年的琉球使臣的见闻录《琉客谈记》也有记载：“北京城郭周围四十里唐山纪里。京城设九道禁门：禁城九门内，满人陆卫，是麾下人。”“六部官人往还禁城，不过从者七八人，九门之外，纵外国人观览。”从中可知，在北京不仅满汉有别，内外也有别，外国人在京城的居住活动区域也是有严格规定的，他们只能在九门之外游览，而且只能隔五天外出一次，其余时间则只能住在专门指定的馆VT内。
在北京，琉球使者设立类似福州“柔远驿”那样的宿泊馆驿，他们通常被安排住在会同馆。会同馆是朝廷用来专门接待外国使臣或少数民族酋长的旅宿设施，其职能有如唐朝的“四方馆”或“鸿胪馆”。据载，康乾时期，“京师设有会同馆二处，一在御（玉）河桥为南馆，一在安定门为北馆”。南馆即明代南会同馆一部分，清代文献中的“正阳门内东城根会同馆”“东江米巷会同馆”“玉河桥官房”和“东城根官房”等都是南馆的别称。有清一代，位于玉河桥一带的会同馆一直发挥着接待东亚海域属国使臣的功能，除了琉球人，还供朝鲜、安南等国使臣居住。读琉球国史料，常见琉球使者或留学生在诗文中将玉河桥会同馆称为“客亭”，透着亲切，可见感情颇深。这座记录了明清两朝万邦来朝盛况的历史性建筑，却在21世纪初被拆除了。
西河沿一带馆驿是在京琉球人常寄寓的地方。琉球国存亡之际，琉球士族受命来北京求救请愿，清政府不便安排在会同馆人住，他们只能寄寓西河沿的旅馆：“凡客寓所在，总设西河沿一带，皆建冲天牌而为其号，外省之召见、引见官员，若客商、应试各人等，多有寓此，故一切卖物者，络绎不绝，大概本国之西、东两村一般也。”西河沿因居住太多进京的官员、外国使臣、客商和应试学子而繁荣起来，令蔡大鼎油然想起故国“本国之西、东两村”，也就是琉球国首里城四大高尚社区之一的久米村，那是琉球士族“闽人三十六姓”专属聚落，是个文教昌明、商业繁荣的豪华街区。
万美毕集的天朝华都
在蔡大鼎眼中，北京是天下万邦辐辏的帝国中枢，也是琉球使节赴华朝贡的帝都。18世纪初期的琉球使臣程顺则《舟中拜阙》诗云：“九重阊阖向阳开，此日宛行列上台。唯有使臣烟水次，篙呼声响彻蓬莱。”一幅天朝京师盛景呼之欲出。琉球是孤悬汪洋的群岛小国，其王都首里城依山而建，建构风格仿照紫禁城，整个就是微缩版的中国皇城。不难想象庄严宏伟、富丽堂皇的北京城给他们带来的震撼了。
也许是长年滞留的关系，与初次人京的大镜头大视角眺望的角度不同，蔡大鼎看北京更多是近观细部着眼，因而北京城内外巨细都呈现出一种高大上与精细美浑然一体的景观，令他驻足流连：“经过街巷，多有不胜奇观者，只惜孤陋寡闻，不能尽述，即所谓京师地面辽阔，万美毕集，一人之耳目，难以周知，统俟博雅君子是也。”可谓天朝上都之美轮美奂，难以言传，不胜枚举：“夫其为俗也，一切器具，不论巨细，总尚坚固，成衣之类，亦无不如此。”
《北上杂记》写北京城里通衢大道上车水马龙、生机勃勃的市景：“康衢日过车马，殆及数十万乘之多，其式不唯有二、四轮之异，而所牵马匹，亦有一口至八九口者，一轮手车亦多，此皆非上海之可比也。古所谓千乘、万乘各国者，洵就地知之也。轿子绝少，盖二三品以上大员坐之也。”北方塞外骆驼以负重远行而著名，经常用来驮载笨重的货物，也是自古以来北京城里最寻常的运输工具。络绎不绝的塞外骆驼队令琉球使臣充满新鲜与好奇：“日有骆驼几千匹（蔡注：闻得是北狄种，不生中国），驮驾石炭，来往京中，强者重騎六百斤，弱者四五百斤。”北京冬天寒冷漫长，煤炭是居民冬日必不可少的取暖燃料，人冬前须得大量采购，以备过冬日常生活需要。
不仅是城中心的大街道，北京城里寻常市井的繁华盛况也绝非其他地方城市可比。作为中国王朝首善之区，虽殊少物产，但四方人流物流汇集于此，京华物资之丰饶富庶令人赞叹不已：“直隶素少产物，然有外省、外国各富商大贾，搬运货物，广敷其用，不是他省之可比也。予行路时，正觉物华天宝，即此地也。至若稽察上古以来所都地方，皆在西北处所，亦知地灵人杰，即此地也。”据他的观察，“大街小巷，皆无不有铺户旅邸，洵为天下仕商聚汇之所”，“当地风俗最尚繁华，市廛铺户，妆饰富甲天下，如大栅栏之珠宝市，西河沿、琉璃厂之银楼、缎号，以及茶叶铺、靴铺，皆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令人目迷五色。至肉市、酒饭馆，张灯列烛，猜拳行令，夜夜元宵，非他处可及也”。他发现，北京的繁荣得益于其作为清朝首都这一特殊地位，大惊大诧之余，蔡大鼎暗地里将北京和故国王都首里城进行比较，不禁感到一种如在梦幻的落差：“吾在国时，传闻北上奇观，见者难言，听者亦不易信，依稀如登天，然其已然乎哉！”在蔡大鼎来京前的几百年间，北京城里经常有定期前来朝贡的琉球使节，他们对这座伟大的城市留下了诸多生动的记录，给身在汪洋孤岛的国人留下无限想象空间，既崇仰艳羡，又疑幻疑真，及至亲临观览，才知所言不虚。
作为深受中华诗文传统熏陶的琉球国上层知识分子，蔡大鼎对北京文化产业的繁荣是津津乐道的。比如令他流连忘返的琉璃厂，“有书坊数百间，其经传诗文暨古今书画各帖，皆不胜羡慕之至，所谓诗书万卷圣贤心，正在此处知之也”。琉璃厂是北京一条著名的文化街。清朝全国各地来京应试的读书人大多聚居在这一带，因此带动了文房四宝和印刷出版业的繁荣，经营书籍、笔墨纸砚和文物古董的店铺多，形成了较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是来京外国人必访之地。对此，蔡大鼎写诗赞道：“画舫书林列市齐，游人到此眼都迷！”
北京风土岁时记
蔡大鼎从福州北上，终点是北京。蔡大鼎在北京俯仰天地，呼吸晨昏，在艰难困苦中秘密从事琉球复国运动。北京对他而言，在“天朝上都”的意象之外又多了一层第二故鄉的亲近温馨的感情，故而他笔下的北京城无论景观或风土人情，都弥漫着一种“直把他乡作故乡”的脉脉温情。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与故国迥然有异的北京气候。琉球是汪洋岛国，四季常青，终年常夏，不知秋霜冬雪春雨为何物，难免单调;相比之下，季节分明的北京，一年中美景纷现令人应接不暇。《北上杂记》中有“风俗记”一节专写北京的节序流转：“燕都十月节水始冰，是与宪书正符，小雪节下雪最小，大雪节其雪甚大，宜乎名以大、小也。自此至立春节，皆有雪无雨。惟本年二月春分前二日得雪，而就地立消。至小寒、大寒各节，亦其小、大字样，与彼颇同。谅其余节气都合宪书。再凌寒最难，避暑不易，然暑气不胜本国也。”明清两朝，琉球国奉中华正朔，但夏历是基于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特点而制作的，从气候特点来看，与琉球国情明显不符，所谓奉正朔，政治文化意义大于实际用途。蔡大鼎居停北京经历春秋寒暑，才体会到夏历之妙。
北京的冬天是寒冷的，人冬河流湖泊池塘结冰是常见的事，给人们带来无穷的乐趣，这也是琉球国人难得的体验，比如寒冬时节的户外溜冰：“西河沿大街北有城池，其长二三里许，阔二百余步。十一月初旬一概水冻，悠悠长江，如飘玉带。时有冰床数百余只，争渡行人。该床四脚，而脚底为巧，有五六人坐口，其主或步拉，或坐驾，其迅速过去，却胜车马。”冰床就是雪橇，玩一次只要十二文钱，最受小朋友喜爱;还有滑冰，蔡大鼎也看得津津有味：“或二三人，或四五人，于其冰上戏站一脚，以任自去，其相去数十步……”摔跤跌倒是滑冰场上常有的事，蔡大鼎看得开怀大笑，童心绽放：“往来冰上走如风，鞋底钢条制造工。跌倒入前成一笑，头南脚北手西东。”雪橇和带钢条溜冰鞋没想到一个半世纪前早就出现在北京人的日常娱乐中了。
还有过年习俗也是冬日北京令人难忘的赏心乐事，且看蔡大鼎的细腻文字：“余人都以来，既过两次元旦，其俗于前夜四更时，不论人家店铺，一概争放喜炮，而声声不断，至天明止。许多炮壳载途，不可胜扫。追其十五前后，家家户户，悬灯不少，其式样各异，曷胜奇观之至！而有最奇者，以冰造之，不但巧夺天工，而处处星光，遍照四面，令人叹为观止焉。”还有家家贴春联，“年底有多少墨家书卖之，或在客寓，或在街巷，其招牌有‘香墨春联’四字，总体古帖而得工夫……”在清代北京，年近腊月，街头就出现代写春联的摊子，蔡大鼎观察到从事这一临时营生的多是私塾先生，春节私塾闭馆休假，私塾先生出来写春联，展示笔下功夫，既是一种招生广告，又能不失体面斯文地赚得润笔，可谓一举数得。
北京夏日较短，但也充满独特的情趣。“深深画阁晓钟传，午院榴花红欲燃。搭得天棚如此阔，不知债负几分钱。”这首汉诗写的是北京炎夏特有的景观——搭凉棚避暑，“至其人家、店铺，都是盖起凉棚，其高二丈许，四面逐日舒卷，午天送风，真避暑乘凉之处所也”。
有意思的是，蔡大鼎的《北上杂记》还生动描写令老北京最为烦恼的沙尘暴和雾霾。在他看来，一年四季中，北京的春天最令人郁闷。他写道：“北燕雨土时，此时满天色黄，故谅名以红尘，且有风大起，愁闷不可名状，却胜于雨天。”这写的即是典型的北京沙尘暴天气。在蔡大鼎的记述中，每逢此时，“凡店铺，大半昼关门户，况人家开之，十无二三，恐有多少灰土，飞人其内也”。
晚清皇城的民俗风情
诗人有诗心。在北京五年，蔡大鼎一边为复国奔波请命，一边津津有味、细致人微地观察京师社会日常生活。晚清北京城市民的饮用水难题在他笔下有生动描述：“都中井水味咸，故人家、店铺所饮清水，皆买而为用，不但多有水店而已，其马车、手车不可胜算，即如本国西、东两村，买用落平甜水，其卖舟亦不少，论其价钱，稍有差焉。”由于地质的原因，北京城里水井虽多，但水质好的少，泉水、井水等地下饮用水多苦而咸，不适合饮用，市民日常饮用水甚至要花钱购买。清代一本记录北京社会生活习俗的《燕京杂记》就写道：“京师之水，最不适口，苦固不可饮，即甜者亦非佳品，卖者又昂其价。”饮用水难，催生了北京城特有的一个新的行当——售水业，远郊或离上好水源近的，用马骡一大早将大木桶泉水运到城里，称为“卖甜水”。
在蔡大鼎笔下，北京城的治安状况也是可圈可点的。经过观察他发现，京城内外城之间和道路进出口，都有士兵严加把守，而且居民也参与城内治安巡查，“内外守防甚严，每夜有将军骑马巡查，许多军民亦各分队，每更打板打锣均扬声为之巡查，则盗贼无几也必矣。是以人家、店铺都用纸窗，而板不多也”。作为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的治安管理相当严密，社会风气好，没有盗贼，以至本地居民和商家店铺的窗户都是以纸糊就，不必像福州等城市那样门墙都需要用木板严加防范。
从《北上杂记》的记录中可知，北京城的娱乐也是丰富多彩的。看京剧是当时北京市民的最主要娱乐项目之一，作者不惜笔墨详尽介绍了京城梨园盛况：“都邑戏园不少，每日听戏者有数万多人，其报劳钱，每人不过二吊文。国家忌辰皆停止之，夜来演戏者禁，上海地方限以夜戏，福州或有之。”除了看京剧，逛庙会既是一种休闲娱乐，亦是当地传统民俗的重要一环。据史料记载，晚清的西河沿一带有许多古刹廟宇，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关帝庙和吕祖庙，每月例行的庙会成了社区一大传统节庆活动。初一、十五前来烧香祈愿、朝拜游逛的信众和游客动辄上万人。寺庙香火也促进周边商业的繁荣：“西河沿附近有古寺，其上人动，则为人默祷，不舍昼夜，五旬多天，其勤无怠，孰不叹美。世间人所进布施，各有多寡。此时一夜钟声，随断续风而有飘送客寓。”
饮食方面，蔡大鼎不仅记录了很多鱼肉美味食谱，连一些时尚菜蔬食材也一一记下，足见他对北京日常生活的熟悉。如辣椒作为辛辣调味品在北京已经较为普遍，“前门有春椒，即所研末者也，风味甚好，强似本国番椒，予每有肚里不顺及大便不实者，每食和之，渐得顺适，可云良药。向在福州，未尝见之”。又如，“佛手菜味好，其形似佛手柑，其大亦如之，福州绝少。于是乎，其人入京回时，购之为贽者多。天津有咸菜，其味最美，似福州十锦菜，而有甜咸之殊焉”。辣椒和佛手菜都是舶来物种，均原产南美洲，明清时先后传到中国。从蔡大鼎的记述中可知，当时南方福建吃辣还不太普遍;佛手菜所用的佛手瓜，据载是清末由土耳其人传到北京，因形状如佛手而得名，又名福寿瓜，美味而吉祥，备受喜爱，而在南方福建还很稀罕，以至有人人京回乡时大肆采购带回福州高价出售。
一个半世纪前流亡北京的琉球使臣蔡大鼎，在为复国运动奔走呼号之余，用新鲜好奇的眼光打量北京这座天朝上都，触目所及，涉笔成趣，晚清北京的风物景观无不栩栩如生，宛然在目，为了解那个时期的北京社会生活提供了鲜活生动而有趣的史料。同时，以本书的写作背景而言，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明治维新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日本将琉球并吞列人版图，而琉球的宗主国大清王朝也在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中步人衰境。三十年后，终于在内外交困中落下帷幕。蔡大鼎用生动的文笔为北京留下了日落前最后一抹艳美的夕阳晚照。从这个角度看，蔡大鼎留下的这本清末北京印象记，字里行间带着一种淡淡的哀愁，使得这本旅途札记弥漫着几许诗性的审美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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