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石花果图》朱彝尊题款。
近年来，有关朱彝尊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最值得称道的非南京大学张宗友教授的《朱彝尊年谱》（2014年9月凤凰出版社）莫属，全书洋洋洒洒凡五十余万字，非常可观。昔曾获友人赠书，匆匆浏览一过，日来稍得闲暇，翻读恽南田画集，见朱彝尊资料一则，可订补《年谱》之说。
山东省青岛市博物馆藏有恽寿平（1633—1690）、王武（1632—1690）合作《松石花果图》一卷，若按今人将古籍收藏中的黄裳题跋称为“黄跋”的逻辑，似乎也可将此图称为“恽王”合璧之作，其实此王非彼王（王翚，1632—1717），不能因姓同而牵强附会。此卷前有朱彝尊八分书题“二妙合并”四字引首，拖尾有朱彝尊题诗一首：
王郎恽叟画师宗，杀粉调铅未觉浓。水墨清疏转难得，折枝花果棘针松。
款署“康熙壬午闰月，坐小沧浪韦庵，西陂先生命题，小长芦金风亭长朱彝尊”。按之《年谱》，壬午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朱氏七十四岁，本年曾数次到苏，六月间一度赁居慧庆寺僧房，开雕《明诗综》。说来巧合，《朱彝尊年谱》封面所用图案即故宫博物院藏康熙四十一年三月十六日朱彝尊临《曹全碑》卷，受赠人同为“西陂先生”宋荦（1634—1712）。三个多月后，闰六月，朱氏题写《松石花果图》诗，书法与前卷颇为近似，落款尤相仿佛。从三月起，朱彝尊观商丘宋荦父子藏书画、善本不止一次。恽寿平除《松石花果图》卷外，尚有《摹古》花卉册一种，余如宋世綵堂刻《河东先生集》、宋李成《古柏图》、唐韩滉《五牛图》等，今日看来多为煊赫名品。
朱氏题《松石花果图》一条，张宗友已据王利民、胡愚《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卷三摘录落款一句，编入《朱彝尊年谱》，既未抄录全诗，也没言及卷前朱氏的四字引首，更未提到落款“朱彝尊”下钤有一方朱文印——“第一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游观道士”，这一方印文很重要，它显然是朱氏的别号之一。
不过，《朱彝尊年谱》却对此有一番考证，认为《曝书亭集》卷十八《天游观万峰亭》诗清人杨谦注“遂名颐真，号第一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游观道士”之说，“未见他载，并不可信”（页10）。关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朱彝尊有福建之行，曾入武夷山，登仙掌峰，过天游观，《年谱》详加记录，确有其事，且张氏按语中摘录《天游观万峰亭》杨谦注（页430），亦未提出异议，何以反在《年谱》一开头的“附考”中说其并不可信，不免令人狐疑。
距《年谱》出版一月之后，2014年10月出版的《古典文献学术论丛》第4辑刊登张宗友《朱彝尊丛考三题》一文，其一“名、字、号别考”的第一部分，内容与《年谱》所述相近，认为“杨谦为朱氏同里后学，所作《曝书亭集诗注》，在数种朱彝尊注本中堪称最佳，其说易使人从。……但上揭有关朱氏名、号的说法，并无其他记载可为旁证”，其结论与《年谱》一样，再次重申杨谦之说“并不可信”，更误导后学。但从上文来看，张氏所谓的“未见他载”“并无其他记载可为旁证”自然不能令人信服。至少，“第一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游观道士”这个别号印，朱彝尊确曾在闽行四年后使用过一次，此前或之后是否用过，目前尚无例证，不得而知。
另外，关于“颐真”一名，是否同系杨谦捏造，鉴于“第一十六洞天武夷仙掌峰天游观道士”一号确实存在，我们持保留态度。然在吴语中，“朱颐真”与“朱彝尊”读音高度近似，不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但目前仍有待例证的出现，方能下结论。
时至今日，随着所谓“E考据”的大行其道，文献辑佚、辨伪往往能事半功倍，清人皓首穷经、矜为创获者，今之数据库或可一检即得，此为工具之高效，并不值得夸耀。对于文献的解读、考订，若想减少失误，仍需具备一定的学术涵养。很多文史研究者，注重对文字记载的梳理，而缺乏对书画、图像等的注意，如研究宋版书递藏而不认识明清藏书印，整理明清人手稿而无法辨识行草书，其结论虽无误，行文难免小疵，则不免令人遗憾。正如徐有富在《朱彝尊年谱序》中称赞作者的按语、附考“为我们扫清了阅读与利用这部年谱的文字障碍”，更“可见作者在文献考证方面下了许多苦功”，大抵非过誉之言。然而，“说有易，说无难”，毕竟一个人的见闻有限，书囊无底，未有确证前，还是不要轻易斥古人成说“并不可信”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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