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鹅湖书院

朱熹和陆九渊在鹅湖山下的千古一辩，辩出了名满天下的鹅湖书院，使原本默默无闻的方寸之地一夕间跃升为南宋儒学中兴的据点。此后七百年鹅湖书院几次三番摧毁于朝代更迭的战火，但都在不久后得到重建修缮。毁与建之间，鹅湖书院实现了从历史典故到物化建筑的“复活”，从物化建筑到文化符号的升腾。

建筑本身的脆弱，使其所能拓延的时空维度非常有限。但当建筑被赋予了文化记忆，成为社会文化高度集聚的场所，它所承载的不仅是砖石木瓦的重量，更有人文社会的精气神，这堆砖瓦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历史回音，古代书院便是这样一种建筑。古代书院起于唐、兴于宋，在历史上是一种特殊的建筑存在。它是古代学子汲取知识以修身齐家乃至传道济世的现实“入口”，莘莘学子通过书院这扇大门，叩响知识的殿堂乃至仕途的门阀。对社会而言，作为古代中国教学育人与学术创新相结合的主阵地，书院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以其包容开放、学术自由、办学自治化身为中国教育史上的文化坐标。

鹅湖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起独一无二的角色，兼具了建筑形式和文化符号，成为文人士子追慕向往的“文化记忆”。正是无数珍藏在中国人内心的“文化记忆”，构成了华夏民族永不坍塌而又辽无疆界的“文化江山”。中国历朝历代“权力的江山”，在腐败专制下轰然倒塌、更迭覆亡是一种常态，唯有“文化的江山”，可以克服朝代更迭和建筑坍塌的威胁而长久地存在。鹅湖书院屹立不倒，正是“文化江山”超越政权与疆界的延续性和拓张性。

八百年光阴荏苒，青石牌坊与古驿道抵不住岁月的打磨，褪去了最初光鲜的颜色，磨平了原始锋利的棱角，裸露出光滑与怀旧。即使岁月无情，鹅湖书院依旧封存着那不可复制的历史记忆：“鹅湖之辩”。

这场辩论的主角是朱熹和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主办者是吕祖谦，短短三天内，吸引了东南贤士三百多人慕名而来。吕祖谦邀请陆氏兄弟与朱熹在鹅湖相会，希望以辩论的方式来调和双方在治学方法乃至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最终达到“会归于一”的目的。朱熹和陆九渊理论分歧的源头，可以归结于他们所受的启蒙教育，前者少时博览群书，涉猎儒、禅、道、楚辞、诗等古典；后者读书甚少，但四岁提出“天地何所穷际”，十三岁提笔写“宇宙内事乃已分内事，已分内事乃宇宙内”。一位从书籍中获取洞穿世界的能力，一位从内心中捕捉世界的变幻。久而久之，他们对治学的态度、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哲学南辕北辙，分化为理学和心学两大学派。儒学在南宋迎来了中兴，它以孔孟的先秦儒家为“树干”，并选择性地吸纳道家、玄学、道教及佛教精华，搀揉成理学“枝叶”，在南宋重文的学术土壤上，经过一批“园艺”巨擘的精心栽培，长成了“参天大树”。朱熹和陆九渊是南宋儒学史上分主帖坛、分庭抗礼的两位巨擘。

在鹅湖，朱熹和陆九渊辩论的主题是治学方法，核心却是以何种途径达成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朱熹主张“即物而穷其理”，从泛观博览、考察外物，而后归之简约、启发内心明白道理。陆九渊力主“发人之本心”，先认识自己“性善”，努力扩充自己的善良，才能清楚为什么读书接物。“鹅湖之辩”并没有归并某一方的学说，没有统一另一方的思想，反而是他们对各自理论观点增进认识、巩固自我的过程；辩论之后，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长期并轨而行。明朝大儒王守仁进一步发扬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认为格物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完成由内向外的认识路线，也成为心学的集大成者。

或许，可以从单一的某个方面去窥视“鹅湖之辩”。林林总总的社会，每个人对事物的认识水平的不同，决定的因素有很多，关键是悟性。资质平庸者悟性较低，这就需要依循程朱理学提倡的“泛观博览”，多读书、苦读书，逐渐积累学问以达到格物明通的境界。而天资聪颖、早具善根者，便可依陆九渊和王阳明的指引，以“一点就通”乃至“无师自通”的领悟能力，找到致良知的“终南捷径”。从这个角度来看，朱熹与陆九渊的观点各有适合的人群，也就各有认可，朱熹大器晚成、严毅敦厚，陆九渊少年英成、灵明透彻，两人本身的差异便是实证了。“鹅湖之辩”无法达成一致才是必然的，也才更有利于儒学的发展。正因为朱熹和陆九渊难以调和的分歧，才争辩出南宋儒学中兴最精彩的篇章，使南宋儒学兼具了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的“两极”。

朱熹和陆九渊伟大碰撞的智慧之光，内化为鹅湖书院延续不止的文化命脉，赋予这方土地生生不息的文化魅力。“鹅湖之辩”十三年后，辛弃疾与陈亮上演了别样的鹅湖之会。“下马能够草檄，上马能够杀人”的辛弃疾和“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陈亮，两位写词的英雄相互取暖，在鹅湖为孱弱的南宋点亮了一道刚烈的火焰。南宋的陆游，明代的杨廷麟，清代的蒋土铨都曾有鹅湖之行，前来寻踪探胜，留下文词和诗篇。古代书院在清朝败落，其治学育人的功能被官学取代，书院的教育形式退出历史舞台，失去现实功用的建筑形式在风雨浸蚀中日渐苍老。

延续至今，如今的鹅湖书院已经不再是读书讲学之所，它与时俱进的角色是一个游览景点。以旅游景点的身份，接纳着稀稀疏疏的游客，鹅湖书院是孤独的，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总是那么寂寥的几声脚步，来去匆忙。葱茏的古木，剥离的粉墙、模糊的碑刻、遒劲的敕文，恍如一位久经沧桑的老者，惯看风吹稻浪、豚栅鸡栖。而作为一处古迹，鹅湖书院的孤独，反而为叩开历史大门提供了无限的幽境，为读书人提供了孜孜以求的遐想胜地。恰是这样的稀稀疏疏，使鹅湖书院在如此热闹的时代，还保留着那份安详与宁静，触摸着墙角的石碑，顿时就捕捉了几百年前的“热闹”，回响在鹅湖书院里成为最悦耳的声音，一个是朱熹与陆九渊的辩论之声，一个是教书先生领读下的郎朗书声。慕名而来的人们，从与书院的贴近中聆听先贤们的伟大对话，探视建筑形式承载的厚重文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院作为文化的载体，是散落在中国大地的书籍。那么书院便是人们“格物致知”中的“物”，这是否意味着，对书院的拜访行为，恰好契合了朱熹“泛观博览、启发内心”的治学观。

石牌坊始建于明朝，矗立于泮池与头门之间，额匾的南侧刻着“斯文宗主”四个字，这是南宋儒学发展在书院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注解。不多久便行走到状元桥，桥将泮池中分为两个半月形，清瘦的水流悬空注入泮池，激起层层清波，悠闲的红鲤嬉戏睡莲叶间，逗起了水圈，又很快散去，都说生活是时光的延续，是时间留下的痕迹，它们却过着不记时光的生活。在状元桥蓦然回头，撞见了额匾上清朝的留痕——道光年间铅山县令李淳题写“继往开来”四个字。

当鹅湖书院成为朱熹和陆九渊留下的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成为铅山县乃至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在当下的大时代，鹅湖书院如何“继往圣、开来学”，紧贴时代的脉搏、找准市场的入口，外化为铅山的形象魅力，内化为地方发展的活力，这是铅山人面临的“继往开来”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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