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体系”的文明基因（四）

作者：水文化研究学者 王坚

中国“文明体系”的文明基因（四）

反观中华“文明体系”，则史上历来警惕和反对“钱权一体”，或“钱权同体”。因为金钱资本和政治权利是不能叠加碰触在一起的，做了生意这一行当就一定不能够考虑你自己再想去当官员从政，从了政你一定不能再有其他途径赚政治权利以外的钱财，这两件事情就像炸药和雷管置放碰撞在一起，一定是要裂炸出大事的。中华民族的祖辈先贤在制度设计时，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中国千年历史，读书是做官的唯一通道正途，而非生意，官场与商场并不兼容混搭。两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做官和读书联成了一体。当书还是刻在竹简上时，读书只是皇亲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待到春秋王官解纽时，学术下移私学兴起，普通平民百姓有机会读书“学在四夷”，民间学风四起。读书成了平民做官上升的通道，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将“读书做官”制度化，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的读书人，读书做官是顺理成章的传统。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用心谋求大道而不费心思去谋求衣食。你亲自去耕田种地，会让人失去进取心；努力学习，却可以得到俸禄。所以，君子只为大道的存废而担忧，不担忧贫穷。读书有了学问，就能吃到官饭，为民谋利，施展自己的本事和才能。

 

古代，中国的当朝官员“白天做官、晚上读书”的现象十分普遍。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能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认知蔚然成气，读书求学是古代官场的绝对主流。

 

宰相须用读书人。历代皇帝用人导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能否通达儒学。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推祟。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由此可见，中国人心目中的官场模样。

 

古代的绝大多数武将出生入死之际，也是不忘刻苦读书，文武双兼一身的有刘邦、刘备、辛弃疾、陆游、狄青、韩信、赵匡胤、关羽、曹操等。明清两代的督抚本身还兼军职，负有战守之任。王阳明一代大儒，先后带兵平定了多次叛乱；曾国藩率湘军东征，身边将领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多也是读书人，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湘军悍将曾国荃的志愿就是“百战归来再读书”。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不少古代官员仕宦一生，最终往往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著书讲学，特别是自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后，诗文著述就成历代官场的显规则。整个社会尊重知识，读书进仕风气盛行。

 

中国古代为官者耻谈“以商致富”。而读书做官是可以求得富贵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车马多如簇”（宋真宗赵恒语）虽然做生意也能够致富，但毕竟是二条截然不同的途径，二条差异有别的道路。读书做官致富当重在“义”，生意往来致富理重在“利”，权利与资本各有各的轨道行进，阳关道、独木桥各自各精彩。

 

究竟应该是“义”字为先，还是“利”字当头？当视你站在什么位置上做事或说话。先圣孔子主张“重义轻利”，君子和小人的衡量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然，孔子并不反对追求“利”，孔子提倡“义以生利”，重视民富，重视物质利益对国民生计之重要性。孔子对于义和利的基本态度是“罕言利”和“重义轻利”，他提倡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孟子继承了孔子“义利之辨”的思想，主张“去利怀义”。史料记载孟子曾对梁惠王说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认为“怀义”和“怀利”是两种对立的价值取向，作为统治者“何必曰利”？曰“仁义而已”即可。荀子则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友也。”他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

 

西汉大儒董仲舒继承孔孟思想，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道家老子认为，对待义利应持“少私寡欲”态度处之。义与利，两者皆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东西，两者有统一也有差异，在不违背“义”的条件下，人应该追求利益最大化，即重视创造物质利益，但绝不违背道义和仁义。

 

直到今天，从法理上讲，中国的国家治理体制中是绝对不允许“钱权一体”现象存在，“钱权交易”在中国当属违法行径，属严禁打击之列。贪污腐败，有一个抓一个，有二个抓一双，仕官与平民同罪，不可姑息。然而，“钱权交易”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合法的，正常的。差别就是如此之大。在中国100个中国富人不可能左右执政党中央政治局的决策；在美国，或许只需要5个美国富人就可以左右白宫拍板决定，因为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大过天。

 

中国的“大一统”政治制度延续实践了5000年，轮换执政制以“朝代”计，经营良好的朝代一直可以延续运作几百年，期间换人不换执政党派（包括古代帝位王位）；百姓大众一旦确认执政党，便会给予其充分的授权试办、试尝新事物，以及给予极大的耐心和时间试错、纠错，实在干得差直接换了朝代，重新起步。中国社会上下对“稳定和灵活”具有异于他人的理解和体悟，执政党人必须，也只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一部分人的利益，否则没有其合法的执政基础，人民大过天。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下实行票选，若干年选举一次，换人又换党，有灵活无稳定，方向漂移不定，不同人群利益使然；传统的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中没有选举只有世袭制，宗教大过天，不换人不换党不换教，无灵活有稳定，固化僵化。西方世界和伊斯兰世界，走的是非此及彼的两个极端路线。西方人对资本负责，穆斯林人对宗教负责，差别在于对一人（神代表），还是对一小群富人尽忠。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党人必须对全体人民整体利益负责，顺“天”道行事。（第四章完，全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