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化与异化： 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察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研究 摘要：孙伯鍨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比卢卡奇与马克思在对待物化和异化问题上诸多差异，批判性地分析了卢卡奇理论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在自己中期经济学研究中重新使用的异化概念，与他早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是完全异质的，这杜绝了那种用人本主义重构马克思的偏向；而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混淆了物化与异化的关系，没有区分客观历史规律与特定历史现象，这导致他仅仅从抽象的价值尺度出发，将独立于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律一概视为是与人相异化的现象，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方法论。 关键词：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异化物化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伯鍨教授已经离开我们20年了。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他也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孙先生为我们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历史解读构式，探索了从经济学语境中提炼和抽象马克思方法论的重要路径，同时，他也为我们学科打开国际视域进而研究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铺垫了最初的路基。打开孙先生的经典论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一书，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他在绪言中对A·施米特、以赛亚·伯林和R·阿隆评论马克思的相关引述，随即，他也批判性地分析了弗罗姆和德曼等人眼中的“两个马克思观”【1】，这是一种国际眼光。在他那一辈先哲中，这是并不多见的理论态度。并且，孙先生自己也直接参与批判“西方马克思学”【2】的学术活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重要的文本，比如他关于卢卡奇的专题研究成果《卢卡奇与马克思》。在这一论著中，他全面评述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等书中的哲学观点，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极富针对性的批评和深入分析。这铸成了我们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逻辑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在此，本文仅就孙先生在《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中对卢卡奇物化和异化理论的批判性研究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发人们更加深入的思考，并以此纪念孙先生逝世20周年。 01
实际上，早在孙先生为我出版于 1990
年的《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所写的序言中，他就表达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基本态度：“如果说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是从哲学到政治学再到经济学，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把这个顺序重新颠倒了过来”。这是在逻辑构序方向上的异质性。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学术思想逻辑上的这种颠倒，孙先生当然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孙先生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积极地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可他们中的一些人，在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和压迫人的物质力量时，只是“满足于宣称这种物质力量只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物化，并傲然地责备用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去研究其起源和发展规律的哲学是'见物不见人’的机械论，是为'物化意识’所蒙蔽的丧失'主体性’的哲学，那么这种貌似深刻的哲学'洞见’，恰恰是被马克思本人所彻底清算了的德国唯心主义的时髦伪装”。【3】可以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重新热炒起来的物化和异化批判问题，从一开始，就引起了孙先生的高度关注，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些观点的错误实质。 打开《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我们可以看到孙先生第一个专题性的思考就是关于卢卡奇的物化、异化思想的评述。在卢卡奇那里，这一理论分为客观现实中“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以及在主观上“与之相适应的物化意识”。对此，孙先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批判性的分析。 首先，卢卡奇混淆了物化与异化的界限。孙先生发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指认“物化和物化意识都是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是历史现象，不是自然现象”，这是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他并没有科学地区分物化与异化。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和异化是一回事，物化即异化”。【4】而孙先生认为，马克思是严格区分了物化与异化的。“马克思认为物化有两种：一种是指劳动的对象化，另一种是指异化。异化是指生产者的劳动在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亦即社会关系的物化，而对象化则是指劳动在其自然规定上的物化。”【5】因为，在马克思那里，他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就区分了对象化活动的物化与异化，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作为物质生产对象化的物化活动始终是社会历史的真实基础，它是贯穿所有人类社会历史的“自然必然性”，而“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又是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必然要超越的现象”。【6】这二者当然是根本不同的。然而，当卢卡奇混淆物化与异化的界限时，也就使他将流水线生产本身判定为新型的标准化规训中的物化（异化），而看不到“无罪”的科学技术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下，才会转变为资本盘剥工人的力量。 其次，关于卢卡奇的所谓“第二自然”物化观。依孙先生的看法，卢卡奇指认了社会历史发展中“物化、异化的结果造成了一个存在于人之外的第二自然。这个自然以其和人相异化、相外在的自然规律的形式来支配和主宰人的活动”【7】。应该说，这是一种深刻的观点。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第二自然”（Die
zweiteNatur）是黑格尔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人所创造的经济活动中出现了某种“自在的自然状态”，当然已经是异化的（entfremdet）“第二自然”。孙先生注意到，卢卡奇并没有否认通常意义上的自然界，即“第一自然”，正因为它是存在于人之外的，它的自然规律既不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也不为人们的活动所改变。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历史是人们自己所创造的，就其是人的创造活动的产物这一点来说，它本质上具有人的行为特征。可是在商品生产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果，却失去了人的行为特征，变成了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从这一点来说，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就变成了类似于第一自然那样的第二自然，也以其独立于人的自然规律来支配人们、主宰人们。在这种情况下，人就只能像对待第一自然那样以直观的、抽象反思的方式来面对这些规律。【8】 显然，孙先生对卢卡奇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对卢卡奇理论思想的深刻之处，都是充分肯定的。与自然界的自在运动不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人的活动结果，可在商品-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所创造的社会生活却表现为“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就只能以直观和非反思的方式面对这种不是出现在自然界中的社会“自然规律”。这当然就是异化。卢卡奇的这一观点有其合理和深刻之处。 其三，卢卡奇的二元对立的异化观和量化的物化意识。孙先生认为，在卢卡奇那里，资产阶级经济过程中出现的物化现象，导致了社会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一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的对立”，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普遍对抗、异化和分裂的社会。这应该是一个基本正确的看法。而且，卢卡奇是在没有看到《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以外的大量经济学手稿的情况下，得出上述结论的。在当时，这是一件重要的理论事件。二是这种社会生活中的对立反映在人的主观世界中，也就“表现为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意识中的二律背反表现为思维形式和概念内容的完全脱节，表现为自在之物的非理性和不可克服性，表现为人们对总体性把握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和割裂”【9】。这也是孙先生重点分析和讨论的问题。在卢卡奇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中出现的社会分裂，在哲学上就集中表现在康德的自在之物和二律背反观念之中。这就是说，“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恰好是这个社会的不可克服的物化和异化状态的真实写照”。【10】依孙先生的看法： 康德哲学的主要特征是在认识论上重视数学和数学化的自然科学，以为认识的本质就在于使对象符合构成这类精密科学之基础的直观形式和先验范畴。所有这些认识的结果在知识宝库中都表现为抽象的、形式理性主义的东西，理性变成了一堆脱离内容的抽象形式和公式。能够融入这种抽象的理性容器的就是可知的，不能融入理性之中的就是不可知的、非理性的内容，即自在之物。【11】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哲学分析。一是康德哲学的本质就是可操作的量化意识，这是一种以数学和量化实证科学为基础认识论观念，这应该也是所有现代资产阶级实证的直观认识论的原则。二是凡无法进入到量化实证理性框架中的东西，则会变成不可知的“自在之物”被排除。在后来奠定了整个资产阶级学理基石的韦伯那里，一切不可量化和进入操作性程序的价值合理性，都是被现代性（形式化的工具理性）所袪魅的。这些理论判断，构成了卢卡奇关于资产阶级物化意识批判的理论主线。应该说，这其中也包含着一些深刻的见解。 可以看到，孙先生在分析完卢卡奇的一般物化、异化观点后，立刻转到自己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理解上来，因为，这是我们科学地批判式解读卢卡奇思想的理论尺度。第一，孙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的历史观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卢卡奇的历史观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反映在物化和异化问题上也是如此”。【12】这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卢卡奇的物化-异化理论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在哲学前提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二，具体到异化理论的逻辑构式上来，孙先生说：“异化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也带有价值批判的性质，但是这种价值批判是以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例如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是在对商品价值的历史起源作了严格科学的分析之后才作出的。而在卢卡奇那里，价值问题却成了核心问题、要害问题”。【13】这也意味着，在马克思那里，他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批判，是以“对历史事实的科学分析为基础的”，或者说，“在历史研究中，价值批判虽然可以起导向作用，表现人们的道德意向，但这不能作为历史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马克思总是从历史事实、从现实发展的客观规律出发去引申出价值问题”。【14】然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却是以价值批判为核心问题的。可是，要说清楚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就不得不回到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复杂进程中去。
文章来源：《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23年第1期
显然，这里存在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难题，即孙先生这里所指认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非是指他早期在《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而是指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后，特别是马克思在经济学理论革命中，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历史发生的异化现象的科学说明。因为，在《1844年手稿》中出现的劳动异化理论，同样也是从价值评判出发的。所以，为了较好地理解孙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观，特别是对卢卡奇的物化、异化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我们有必要先来看一下孙先生对马克思异化理论历史线索的基本看法。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前提条件。
02
我以为，孙先生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科学分析，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极其重要的原创性思想之一。早在 1932年，当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844年手稿》出版以来，国际学术界就出现一种以马克思的早期论著来重新解释马克思的理论倾向，其中，用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中的人本学劳动异化理论，将马克思主义重新“人本主义化”是一种主导性的观点，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的弗罗姆、早期的列菲伏尔和萨特。对此，孙先生一针见血地评论说：
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有教养的人们中间，经过艰苦的探索，自觉地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早期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转变的曲折过程。在这些著作中，旧信念和新思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历了一系列错综交织和矛盾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如果不是客观地、科学地、历史主义地深入分析和考察这些著作，那么很显然，抱着不同立场和世界观的人们都会轻而易举地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论据，以便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的学说。【15】
马克思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句响亮的理论断言。这极富针对性地证伪了那种将马克思的思想畸变成“一句顶一万句”的绝对真理的教条主义解释构式，深刻阐明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也存在一个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无产阶级立场的复杂历史过程。所以，我们绝不能将马克思的早期文本简单地当作现成的正确观点，特别是对于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也必须本着历史的态度科学地加以分析。
在孙先生看来，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三阶段思想变化过程。第一个阶段从1843年夏至1844年年底。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有：（1）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如《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及《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2）《1844年手稿》；（3）《神圣家族》。当然，其中形成完整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当属《1844年手稿》。依我的理解，这应该还包括《巴黎笔记》中的“穆勒笔记”。孙先生认为，《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在阐述劳动异化时：
马克思把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他接受了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并且和黑格尔一样，把这个观点上升到历史哲学的层面，认为以往的全部人类历史就是人通过劳动而自我诞生的过程，而劳动的异化及其扬弃正是为揭开“真正人类历史”的序幕而进行准备的“前史”。这样，他就把共产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归结为“劳动异化的积极扬弃”。【16】
这是一个十分精准的理论分析。因为在孙先生看来，马克思此时的劳动异化理论中，作为价值悬设的理想化“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被当作人本真性的类本质，这是人本主义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起点。而当马克思用这样一个价值尺度去观察资产阶级的雇佣制度的时候，他就发现了工人劳动类本质的异化：这表现为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关系是同一个异化的对象、独立的力量、敌对的对立物之间的关系，而劳动产品的异化的根源在于劳动本身和类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最终表现为工人与资本家的异化关系，明明是工人创造财富养活资本家，却颠倒地表现为资本家发给工人工资养活工人。由此，扬弃劳动异化也就是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私有制，进而实现“真正的人类历史”——共产主义。可是，依孙先生的看法，当马克思在这里：
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的时候，并不是指任何一种劳动，不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和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现实的劳动，而是抽象地理解的劳动，是劳动本身。根据马克思的解释，只有这种摆脱了一切现实社会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劳动，亦即作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格体现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才是人的类本质。而迄今存在过的现实的劳动恰恰都是异化劳动，它们不仅不是人的本质的体现，而且是它的歪曲和丧失。这就表明，当把劳动纳入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逻辑框架时，它就被抽去一切现实的内容，成为纯粹的概念和高度理想化的状态。【17】
显然，在孙先生看来，虽然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在哲学立场上转到了唯物主义，在政治立场上坚定地站在了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但青年马克思这里的“摆脱了一切现实社会关系的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还是一种人本主义话语中的抽象价值悬设，从这种抽去了一切现实内容的“成为纯粹的概念和高度理想化的状态”出发观察社会历史，当然不会是科学的观点。这也意味着，《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基本特征就在于：“用真正的人的类本质来和现实的人的存在相对立，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之表现的劳动来和异化劳动相对立。因此在这里，无论是对人或人的劳动的看法，都必然带有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性质”【18】，归根到底，还是一种非科学的“人本主义异化论的历史哲学体系”。我完全赞同孙先生的上述理论判断。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中，这些学术理论判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在传统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人们对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的观点，始终停留在含糊其词和模糊异质性观点之间界限的黑暗状态中，这才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学派有机可乘的机会。孙先生的观点，第一次从根本上说清楚了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劳动异化理论的实质。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
在孙先生的眼里，马克思异化思想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后一直到《共产党宣言》的时期。其中，集中体现科学异化理论新观点的，主要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在这一文本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正面使用异化概念，但是，他们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第一次科学地说明了异化现象。孙先生指出，这与《1844 年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不同，一是马克思不再从一种被设定的人的先验本质出发来谈论异化，把异化说成是“一种抽象主体的自我背离、自我丧失、自我否定，而异化的扬弃则意味着这种抽象主体的自我复归、重新获得和自我实现”，这意味着，马克思关于异化现象的说明已经摆脱了人本主义的非历史抽象观点；二是马克思恩格斯——
不再用异化来说明历史，而是用历史来说明异化，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和异化之扬弃，而是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异化反映的是力图把生产力的发展置于自己的自觉调节之下的人与现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造成这种对抗并使之不断尖锐化的原因，既不应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不应归结于工具理性的统治，而只能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寻求理解。【19】
这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通过现实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矛盾来说明异化现象。孙先生认为，“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异化问题所做的最权威、最经典的表述。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两句话：异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又是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必然要超越的现象”。【20】这是十分精辟的论断。
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第三个阶段，是 1857年之后，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一直到《资本论》，这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经济学研究的时期。在孙先生看来：
马克思彻底解开异化之谜是在他完成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之后，这时他的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以及工资、利润、地租等理论都已经趋于成熟，从而对异化如何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获得最尖锐的表现，做出最科学、最精湛的分析，这在他《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有最清晰的表述。【21】
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实现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的时候，他同时也完成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复杂异化现象的科学说明。在马克思那里，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关系中历史性出现的商品、货币、资本关系颠倒和异化的科学透视，获得了“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以及工资、利润、地租等理论”，使经济关系中的异化现象得到科学的说明。并且，孙先生特别强调了马克思科学的异化概念的方法论前提和问题领域。
首先，孙先生认为，虽然这期间马克思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再度回到早期著作中的人本主义观点”，因为，此时出现在马克思经济学论著中的异化概念，已经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观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现实的结果。所以，这里马克思对“异化概念的使用不再有任何思辨和人本主义的色彩，它不再是某种主体先验性的辩证法，而是作为描述和现象之间运动和变化的过程性的辩证法，这种运动和变化的主体不是先验的、抽象的、绝对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相对的，是现实的个人或事物”【22】。这是一个大的方法论前提。因为，马克思在《大纲》中重新使用的异化概念，与他早先在《1844
年手稿》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是具有完全异质性的，这也杜绝了那种用人本主义重构马克思的偏向。
其次，在孙先生看来，马克思经济学论著中出现的异化概念，主要集中在对商品与货币、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分析中。如果说，“货币作为从商品中异化和外化出来的东西而与商品相对立，那末资本则是作为劳动的异化产物与劳动相对立”。【23】这是说，异化不再是人的本真类本质的异化，而是人们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客观遭遇的客观现实，在这里，商品交换关系中被客观抽象出来的劳动价值关系，颠倒地异化为货币，并成为支配现实生活的神性权力。而且，当作为资本的货币重新投入到生产过程中，也就成为汲取活劳动剩余价值的客观异化力量。孙先生深刻地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是全部先行历史发展的结果，单独的个人面对资本关系就如同面对异己的力量一样。在这里，“异化概念基本上都是用来描述资本关系的客观矛盾，丝毫没有把它同抽象的人的本质联系在一起”。【24】孙先生进一步指出：
货币和资本之所以能够成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是因为它们作为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而与他们自己异化，这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必然导致的结果。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劳动（个人劳动），必须表现为同一的社会劳动，即“异化的个人劳动”，才能成为可交换的。【25】
在这里，孙先生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异化问题的分析，深刻体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科学认识：资产阶级市场经济中商品交换出现的价值关系抽象，使人的“社会关系物化表现”（货币）与他们自己异化，由此，资本主义社会中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关系才成为“支配一切的社会权力”。我以为，孙先生关于马克思异化问题的历史分析，不仅是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的重要基础，也是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异化（物化）理论的方法论前提。这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孙先生对卢卡奇物化、异化思想的批判性解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03
我们再回到《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中孙先生对卢卡奇的批判性理解语境中来。可以看到，这正是基于我们上面展开讨论的孙先生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历史分析之上的。因为，孙先生对卢卡奇物化、异化论的批判性分析，并不是孤立地简单评说这一观点的是非曲直，而是将卢卡奇的观点与马克思的相近思想进行一种对照性的评判。
首先，针对卢卡奇混淆物化与异化的错误，孙先生明确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物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具体说，马克思科学异化理论有两个重要层面。
一是出现在流通领域中商品-货币关系异化。孙先生认为，这是在经济的社会形态中——
由于分工、交换的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异化。社会关系的异化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人们普遍面临的现象，不管你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社会地位上。这种异化是指社会关系在由人与人的关系变为物与物的关系之后，成为一种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支配着人的意识，并进一步支配人的行为的社会力量（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26】
这是说，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第一种异化关系，是由于特定历史条件下劳动分工与交换充分发展之后，人们的劳动交换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并成为人的意识之外又反过来支配人的社会力量，这是商品-货币结构中的异化。
二是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异化关系。这是上述异化了的货币开始转化为在生产中支配活劳动的资本时，也就出现了“社会权力同人相异化，社会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被少数人所支配，用来控制、支配和奴役社会上的大多数劳动者，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资本的异化”【27】。我自己体会到，这是孙先生对马克思异化理论讨论的一个新的深入。这使得他对卢卡奇物化、异化论的批判获得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制高点。孙先生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并没有“泛泛地批判货币，也没有泛泛地批判商品，而是集中地批判资本，而卢卡奇则着重地批判商品结构。马克思的批判重点是指向奴役、压迫和经济上的榨取，卢卡奇批判的重点则是人的独立主体地位和自由意志的丧失”【28】。这就是一个根本的不同了。我以为，孙先生是抓住了卢卡奇物化、异化论中存在的重大缺陷的。因为在历史现象学的视角上，马克思由表层到本质地揭露了商品物化、货币物化和资本物化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对象性颠倒。他同时指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拜物教性质（三大拜物教）。【29】而青年卢卡奇则主要是从哲学的角度仅仅说明“商品结构”中的物化，以及由此形成的当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商品拜物教特征。从实质上看，这只是马克思物化理论第一个现象层面和三大拜物教理论中的孤立的商品拜物教。必须指出，只要青年卢卡奇不能捕捉到更深一层的货币与资本关系物化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他的分析就注定是肤浅的，也必然由此陷入一种理论逻辑上的混乱迷阵之中。
其次，针对卢卡奇观察物化、异化问题的价值批判立场，孙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在研究物化和异化问题时，主要是从历史发展、社会进步，特别是从物质生产的发展和进步方面去论证和考察的”。【30】这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
一是在马克思那里，物化、异化理论是他观察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物化和异化问题只能从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角度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解释。“如果撇开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用抽象的价值观念作标准去观察和评价过去的历史，把以往的全部人类史看成是一部异化史，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那就把产生物化和异化的物质基础都抽象地否定掉了。这样的观点当然不是什么唯物史观，而是把现实的人类史仅仅当作意识发展史的唯心史观”。【31】在我看来，孙先生这里的讨论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按照我们上面已经充分讨论的马克思思想史中前后期异化理论的异质性分析，这里所指认的“用抽象的价值观念作标准去观察和评价过去的历史，把以往的全部人类史看成是一部异化史，是人的本质的自我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的批评，当然也包含对《1844年手稿》的深层反思。而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出发，考察异化现象的历史发生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并消失，则是马克思的科学异化观。然而——
卢卡奇却没有这样做，他不仅没有把劳动的对象化即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克服和扬弃异化的必要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反而把对象化、物化和异化混为一谈，形而上学地把人和物、思维和存在、自由和必然绝对对立起来，把独立于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律一概视为是和人相异化的，是人的自由的界限和限制。【32】
这是说，卢卡奇的物化、异化观不是从“人类物质生产的历史过程”出发，而是从价值尺度出发，将“独立于人的物质存在和物质规律一概视为是和人相异化的，是人的自由的界限和限制”，这就是唯心主义的做法了。
二是在孙先生看来，与卢卡奇的简单价值判断不同，马克思将“物化和异化这种现象的出现不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而且有其相对的合理性”。比如，“货币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关系的物化、异化，导致货币拜物教和拜金主义的盛行。如果因为它有后一个方面的消极的、坏的作用，而把它过早地消除掉，这种做法既不现实也不可取”。【33】依我的理解，这也是孙先生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一个新看法。他甚至说，在马克思那里，面对发生异化现象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历史地来看，这个物的依赖关系比当初没有这种关系要好，比原始的、狭隘的、地方性联系以及封建的奴役关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不首先创造出这种全面物化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不可能去占有它，把它置于自由个人联合体的自觉控制和支配之下”。【34】所以，卢卡奇非历史地简单否定物化和异化是不对的，因为，没有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全面物化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不可能在充分发展的生产力上彻底打破“原始的、狭隘的、地方性联系以及封建的奴役关系”，也不可能创造新型的社会化联系，也就没有创造人的解放的客观条件。这是一种深刻的历史辩证法的观点。
其三，针对卢卡奇在物化和异化问题上对待客观规律的态度，孙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在孙先生看来，卢卡奇在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所谓“第二自然”时，没有科学地区分客观性的一般社会规律和特殊历史现象，在他那里，“批判物化、异化同批判历史规律或许就是一回事”。孙先生说，“卢卡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规律和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不加区分，笼统地认为承认客观经济规律就不能得出革命的结论，要得出革命的结论就必须否定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这其实是非常错误的”。【35】这是入木三分的透视。孙先生认为，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上，卢卡奇与马克思是站在完全不同的方法论立场上的，马克思的批判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而卢卡奇的批判却遵循着一条“人本主义的哲学路线”：
在马克思看来，由经济规律（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是马克思本人所进一步改造和深化的）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不管它们异化与否，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对象性。这种社会对象性（社会的物）的存在从形式上来讲不同于自然物，也不同于对自然物的改造而获得的劳动生产物，它们仅仅是作为关系而存在的。但这种关系同样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存在着的客观实在。它们只合乎规律地从历史中产生，并合乎规律地在历史中发展和改变。【36】
这是极其深刻的理论分析。这是说，卢卡奇所简单否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物化和异化现象，本身就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客观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性的客观存在，它不同于自然物或者经过人的劳动改造过的“劳动生产物”，无论卢卡奇是否喜欢，这种历史现象“只合乎规律地从历史中产生，并合乎规律地在历史中发展和改变”。而卢卡奇的问题恰恰在于不能正确地区分这二者：
他没有把这两点区别开来，在他的眼光里，物化就是异化，没有进一步研究物化和对象化对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对于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运动所具有的不可扬弃的制约作用。所以在他那里，只有价值分析，没有事实分析，只有价值判断和评价，没有科学的探讨和研究。这就反映了马克思和早期卢卡奇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前者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后者是人本主义历史观。【37】
在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物化和异化现象时，卢卡奇和马克思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他与马克思的根本差异在于，他不能“把人类历史首先看成是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没有试图通过对物质生产发展史即经济史的研究来寻求对问题的解决。这样，他的历史观就仍然停留在黑格尔思辨哲学的历史辩证法的阴影里”【38】。这是中肯的分析。
实际上，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对孙先生《卢卡奇与马克思》一书中关于卢卡奇物化、异化理论的深入讨论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一方面，我们看到卢卡奇在没有看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和《资本论》之外大量经济学手稿的情况下，能够提炼出马克思的物化批判观点，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学术事件，它对后来西方学界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都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孙先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比了卢卡奇与马克思在对待物化和异化问题上诸多差异，批判性地分析了卢卡奇理论中存在的问题，这对于我们批判性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典范性的作用，同时也给我们今天科学地思考异化理论提供极具启发性的方向。当然，在孙先生开辟的道路上，我们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研究也必须积极地向前推进。
责任编辑：毛殊凡
参考文献：
【1】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3页。
【2】孙伯鍨等：《西方“马克思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3】 参见拙著：《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南京出版社，1990年，第1～2页。
【4】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5】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页。
【6】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5～476页。
【7】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8】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页。
【9】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0】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页。
【12】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页。
【13】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6页。
【14】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5】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6】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3页。
【17】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5～186页。
【18】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7页。
【19】 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4页。
【20】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5～476页。
【21】孙伯鍨：《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74页。
【22】《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3～144页。
【23】《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24】《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25】《孙伯鍨哲学文存》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26】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7】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8】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29】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三版）》，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9章。
【30】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31】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32】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8页。
【33】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34】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页。
【35】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36】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37】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5页。
【38】 孙伯鍨：《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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