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宋鸿兵
我们之前说到北宋的高度繁荣，达到了中国历代王朝货币经济的巅峰，同时北宋也是当时全世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国家。
在城市化、商品化、货币化三大潮流的驱动下，宋朝人不仅更加富裕，而且更具创新精神，文化创新、技术创新、金融创新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比如唐宋八大家的六位，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个，都出现在北宋。世界上第一个纸币制度，第一个金融票据市场也是北宋的原创，并领先欧洲500年以上。
到北宋建国90年时，即公元1050年的宋仁宗年间，北宋达到了辉煌的顶点。俗话说，盛极而衰，正是在国家最繁荣的时刻，衰落的种子开始悄悄的发芽了。
北宋刚建国时，由于经过五代十国的长期战乱，导致人口稀少，土地荒芜。为了尽快振兴农业，朝廷对土地问题完全放任自流，即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国家政策。
这就出现了三种土地交易模式：红契、白契和田面权。私人土地交易的田契盖上政府的红章就是红契，可以合法流转；如果田契不盖政府公章的就是白契，理论上不合法，但实际上也可以私下流通；国有土地中的荒地，任何人都可以开垦，开荒者拥有土地使用权，即“田面权”，但没有所有权，这些土地需要在官府登记备案，到时候按章纳税。这个田面权，就是北宋版的“小产权”土地，也能够买卖流通。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极罕见地放任土地自由流转的王朝。在建国初期这套土地政策非常有效，全国农民垦荒种地的激情被极大地刺激出来，人口迅速恢复到汉唐全盛时期，并第一次突破了1亿人口的大关。
不过，随着人口增加荒地减少，土地自由交易就必然走向大规模的土地兼并。
△ 局部 北宋张择端
首先掀起土地兼并大潮的是达官贵戚。对普通百姓的田地巧取豪夺，就连国有土地也不放过，如国有牧场、官办学田、公共山林都成为他们强占的目标，甚至连寺院的“福田”也不放过。灾荒之年，百姓困顿，不得不抵押或变卖土地，而达官贵戚们正好落井下石，趁势兼并。少数豪强大户甚至人为破坏堤坝，制造水灾，以图廉价抢夺百姓土地。
第二波兼并大潮的主力是金融大佬、大商人和大地主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由于通过金融手段鲸吞了国家盐茶税收，他们可用的资金规模巨大，兼并土地的胃口惊人。这些人在汉唐时期被朝廷痛斥为“豪民”，属于受到官府严厉打压的“兼并之徒”，但在宋朝却成为人人羡慕的“大田主”。
由官僚、银行家、大商人和大地主所构成的豪强大户集团，占总人口的6%～7%，却囊括了全国土地的60%～70%，席卷了国民财富的一半。
土地兼并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财政赤字猛增，而百姓负担日益沉重。宋仁宗初期，土地兼并开始升温，豪强大户们大量买地却极力隐瞒，往往15亩～20亩地仅缴纳1亩的税金。到宋仁宗晚年，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登记在官府的土地竟然“消失”近半。豪强大户占有的70%的土地根本不纳税。
同时，政府的财政开支却急剧膨胀。宋仁宗时期养兵120万，是宋朝初期的近6倍，全国官员2万多，增加了4倍，国家运转的各项开支都在猛增，财政入不敷出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宋仁宗庆历年间，财政赤字是300万贯，赤字率为8.3%，短短10年后，赤字就达到了2200万贯，赤字率高达44%。
豪强大户集团逃掉了大部分税负，农民就成了接盘侠。当时宋朝的典型农户，一家五口，拥有耕地约50亩，一年扣除吃穿消耗、预留种子，大概还能剩余八九石粮食，折合2500个铜钱，以粮食价格换算，相当于现在接近2000元人民币。朝廷明文规定的夏秋两税大约是500铜钱，税率算下来是25%，在宋仁宗初年还不算重。
但在政府开支暴涨和土地兼并之后，各种苛捐杂税开始层出不穷。在江南地区，税种多达17项，买卖牛羊、粮食、田宅有税，自家盖房要交“木税钱”，牛活着有税，死了也要交税（“牛皮钱”），人口多了要承担各种差役，分家过日子则要交“罚钱”。正如朱熹所言：“古者刻剥之法，本朝俱备”。
更要命的是国家夏秋两税被地方政府搞出了许多新花样。比如折变法，陈州政府规定，夏税只收钱不要粮，加上各种费用，官价定为每斗140文，而市场价仅为50文，逼得农户在市场上要卖近3斗的麦子才能上缴1斗的税；同时，官府为了确保食盐专营利润，强行向百姓摊派买盐，市价每斤30文的盐，官府硬卖100文，变相勒索3倍；然后官府再把盐折算成小麦，农户再遭一次盘剥；事情还不算完，官府再将小麦折算为现金，最终1斤盐卖到了350文。
经过反复“折变”，农户的变相税赋暴涨了十几倍！其他地方虽然没有陈州这么变态，但农民税负普遍增加了数倍。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没法过了。
宋神宗即位后，知道再不改革，宋朝的天下就会大乱。皇帝选择了天不怕地不怕的王安石来进行一场彻底的改革。王安石对北宋的经济弊端洞若观火，他的思路也切中了要害。
财政枯竭是变法的当务之急，而解决之道就是开源节流。开源就是发展农业生产，北宋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不振则百业萧条。如何刺激农业生产呢？王安石的办法是：“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简单地说，就是减轻农民负担，抑制土地兼并。
从变法的关键措施看，王安石是以“去疾苦”为突破口，间接解决“抑兼并”的烫手山芋。这也许是他的政治策略，唯恐树敌面过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弹。
农民最大疾苦是什么？就是怕失去土地，特别是在灾年和青黄不接的时候，这时他们只能以土地为抵押借高利贷，利率高达100-300%，大多数农民最终因无法偿还而失去土地。这正是豪强大户兼并土地的最佳时机。
王安石针对农民的疾苦推出了“青苗法”，遭遇灾年或每年夏秋两收前，由官府向农民提供农业信贷，借款利息为20%～30%，当年借款随春秋两税归还，这等于断了豪强大户趁火打劫的财路，既得利益集团恨的牙痒痒。
更厉害的是免役法，根据各家财富等级、田亩数量、丁壮多少来确定应出劳役的货币价值，富者多摊，穷人少摊。这个“免役钱”与田亩数量挂钩，田亩越多，“免役钱”越重，这就如同现代的房产税，对房产大户的打击巨大。
所以，免役法在直接减轻普通农户负担的同时，也间接抑制了土地兼并。当浙江一家豪强大户被迫拿出600贯“免役钱”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既得利益集团开始疯狂咒骂王安石的新政。王安石告诉宋神宗：“出六百贯或非情愿，然所以摧兼并，当如此！”
对既得利益集团杀伤力最强的还是方田均税。“方田”就是重新丈量全国土地，“均税”则在“方田”的测量基础上，按照田亩的大小贫肥进行田赋的重新分级估算。这个政策在全国受到豪强大户和地方官府的坚决抵制，最后仅在北方部分地区推行。
北方5省仅占全国耕地的20%，而清查出的田亩占到了全国税田的54%。可见豪强大户隐田漏税的情况是何等严重。如果方田均税的政策得以在全国推广，势必对土地兼并的狂热势头给予致命的一击。
均输法、市易法的实施，重点在于抑制商业流通中的“兼并”，打破金融大佬和豪商巨贾形成的价格垄断，为小商贩的自由竞争留下了一片生存空间，同时增加国库的收入，减轻民众负担。
除了开源，新法同时强调节流。王安石大刀阔斧在全国进行大规模裁军，军费开支降低了1/3。针对“冗员”，变法派对全国州县进行了合并和裁减，裁减州级政府38处，撤县127个。王安石变法的5年间，北宋财政出现了极大的盈余，土地兼并之风受到沉重打击，普通农户的税负压力得以缓解。
北宋朝廷里的大多数官员都是“为穷人说话，替富人办事”。王安石如此动真格的改革直接触动了官僚士绅和豪强大户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早已结成了坚不可摧的利益共同体，变法必然激起朝野内外的疯狂反扑。
王安石是如何黯然下台的？豪强大户们又是怎样以更大规模的土地兼并断送了北宋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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