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有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学习历史不仅能丰富我们的知识面，还能提升我们的眼界和格局。
近年来，国内历史界出现了一股“西风东渐”的潮流。2014年夏，由日本历史学者撰写的十卷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首次被引入国内后，这套标价568元，全书厚度超过5000页的大部头历史书就登上了畅销书榜，在国内的销量超过10万套，创造了历史类书籍销量的神话。
而这并非个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海外学者撰写的中国史，就一直被学术界和普通读者青睐与追捧。例如，《哈佛中国史》《剑桥中国史》这样的“大部头”中国通史，在国内的销售数据都不低。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西方历史学家撰写的中国通史，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西方学者善于解释新史料，有机地运用于自己的叙述；它们不同于中国久已习惯的历史观念、叙述方式和评价立场，让那些看惯了中国历史教科书的读者感到了惊奇和兴味。
然而，在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里，普遍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否认中国上古时期的存在！如果按照西方学者的观点，那中国历史就不是我们常说的“上下五千年”了，而是只有区区三千年。
在中国人的历史观念里，“夏商周”这上古三代，是再普通不过的先秦历史。然而在西方人眼里，就连商朝的存在，也是刚刚得到认可的，至于夏朝，那根本是不存在的朝代，商朝才是中国历史的开端。
相信很多人看到这里就炸了：外国人凭什么不相信夏朝的存在？
其实，这主要还是史学观念的差异所致。西方人在研究早期历史的时候，主要基于考古发现，由于西方史学界没有任何成系统的史书可供参考，例如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二十四史》这样的资料，因此，他们对古代历史的态度是是“宁可信其无”，不敢在没有充分资料的确凿证明下，轻易得出任何结论。
而中国人的史学观念则正好相反，我们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自《史记》以来，我们的历史就被史官们记录在册，尽管历代正史都难免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干预，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所以，我们自小就背诵过“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这样的朝代歌，而且，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我们也事先预设了夏朝的存在。
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三皇五帝，还是夏商周王朝，都是我们五千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必须有一套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通史》，来论证夏王朝的存在，并向全世界证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底蕴不容动摇！
由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担任总撰稿，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就是这样一套正本清源的历史著作。由于此书包含史料极为丰富，研究价值极高，因此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认可和肯定，还被央视制作成百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通史》。
这套《中国通史》以历代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灿烂与辉煌为主线，以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充分吸收当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用一百个专题叙述了从中国境内的人类起源到晚清的中国历史，并向我们揭示了中国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真可谓是“一书出，四海平，论华夏，五千年”！
夏朝的存在，一直不被国外历史界认可。1990年，美国洛杉矶举办了“夏文化国际研讨会”，让国内学者深感意外的是，大会的中心议题竟是“夏朝是否真正存在”。
在这次研讨会上，国内外历史学者对夏朝的观点大致分为三派，第一派对夏朝持否定态度，不承认其客观存在，认为夏朝是中国人编出来的神话传说，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几乎都来自欧美。第二派则充分肯定夏朝的客观存在，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中国人或是有中国血统的美籍华人。至于第三派，对夏朝抱有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日本学者。
在国外历史界看来，中国历史学家正在进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只是在做无用功，“方法不科学、不符合国际标准、试验数据不够真实可靠。”
国外学者认为，要想证明夏朝的真实存在，目前还缺乏可信的文献资料。例如，英国历史学家艾兰就指出，中国学者往往默认史料的真实性，并据此给出夏朝存在的结论，然后再往回倒推，去寻找佐证材料，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
鉴于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对夏朝的记录大多语焉不详，艾兰猜测说：“无论是大禹创立夏朝，还是尧舜禅让的传说，都是由商代的神话发展演变而来的，如果夏朝仅存在于神话传说中，那考古学意义上的夏文化就难以成立了。”
虽然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疑似夏朝国都的遗址，但美国历史学家索普却提出，将一切出土的大型夯土基址都判断为宫殿，是不妥的，他认为：“二里头的宫殿只有一个单一空间的前庭，无法容纳觐见的百官，不符合西周对于廷的描述，它可能是某种类似宗庙的建筑。”
而且，对于中国学者根据二里头墓葬规模的大小，来推导夏朝社会结构的做法，索普也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大型厚葬墓只是少数，只有在大范围内发现更多大型墓葬时，才可以证明其王室贵族的属性。更何况，二里头的富墓在规模和随葬品质量上，也远不及陶寺或良渚的大墓。”
总而言之，外国人认为中国目前掌握的证据还不够，无法断言夏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权，是不是足以和商、周一样，能被算作一个朝代。
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夏史三论》中所说的那样：“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为了让外国学者认可夏朝，中国考古界一直在努力寻找夏朝存在的证据。
1959年4月11日，徐旭生在日记中写道：“继续搜集史料。上午九点到北京饭店听陈毅副总理作报告。决定十四日启程往河南。”
生于1888年的徐旭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1959年，这位已经71岁高龄的老人接到一个重要的任务：找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留下的都城遗址，即“夏墟”。
夏代是文献记载上中国第一个王朝，因此，对夏文化进行探索与研究，实际上是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进行解答。
徐旭生曾经对别人说过：“据古代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在接到这个艰巨的任务后，徐旭生没有推辞，欣然前往河南进行考察。
关于夏朝的史料，主要来自《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按照《竹书纪年》的说法，夏朝从大禹开始，共传了14代，经历了17个王，总共存在471年。因此，在国内的历史教科书里，把夏朝的范围定为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6世纪。
从《史记·夏本纪》和《竹书纪年》里，我们可以知道，在夏朝的历史上，曾发生过几件大事，如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及夏桀暴政等，然而，在1959年之前，国内没有任何一项考古发现，能证明夏朝的存在。
为此，历史界名宿徐旭生才临危受命，接受了寻找“夏墟”的任务。
位于河南登封的玉村，原本只是一个再朴素不过的小村庄，但它却因为徐旭生的考察结果，成为了中国考古学上著名的“二里头遗址”。随后，偃师二里头、郑州罗达庙、洛阳东干沟等属于同一文化的遗址，陆续被考古学家们发现，其中玉村的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学者们将其整体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此后，一代代学者的发掘和研究，渐渐揭开了蒙在“二里头文化”之上的那层面纱。
目前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豫西、晋南地区，这同文献中记载的夏人所居地域基本吻合。而且，通过碳十四方法测定，二里头文化遗址建造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395年-公元前1625年，这也与史书中关于夏朝的纪年相吻合。
在玉村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规模较大的“一号宫殿”、“二号宫殿”，以及陪葬丰富的“奴隶主墓坑”。因此，很多学者认定，玉村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传说中的夏朝国都——斟鄩。
经过四千年的漫长岁月，虽然夏朝的遗迹随着风雨的侵蚀、王朝的更替，早已垮塌殆尽，然而，作为中华民族的起源，夏朝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座宝库，不论是大禹治水还是禹受舜禅，其中所体现的人格魅力、文化价值与道德精神，都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大禹治水的精神永远不会消失，而夏朝这个古老王朝所蕴含的精神源泉，也永远不会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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