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太宗赵光义从其兄长赵匡胤手中以“非正常”方式取得的大宋天下以及除了宋徽宗第九子康王赵构之外的所有子孙后代，几乎被金国一网打尽。1127年四月一日，金国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史称伪楚。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后降金，开封军民对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一面迎宋哲宗废后孟氏入宫，尊为元祐皇后，垂帘听政，自己退位，仍称太宰，一面下诏书立赵构为帝。“大楚”傀儡政权仅存三十二日。
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一日，康王赵构从河北南下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正式即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权，是为宋高宗，孟后归政，李纲入相，他为天下人望所归，宋高宗用他，一是迫于形势严重，二是借以招徕人望。李纲主战，他的入相，最为主和的黄潜善、汪伯彦所忌恨。（南宋（1127－1279年）是北宋靖康之耻后宋室在江南建立的政权，与北宋合称宋朝，共传五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三年。）
即位之初，尽管宋高宗赵构对张邦昌说过不追究，但李纲不依不饶，宋高宗赵构内心也容不得他的僭逆行为，仅过一月，就将其贬官赐死，成为宋朝唯一被杀死的文臣。张邦昌大节固然有亏，为公议所不容。但南宋史家王称说“邦昌之僭，良有胁迫”，还是实事求是的，将其简单的视为叛臣，似乎过于苛刻。
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以张邦昌被废为名，继续大举南侵。生性胆小怕事的宋高宗唯恐重蹈父兄被掳覆辙，七月，下达“巡幸东南”手诏（史称建炎南渡），目的地为建康（今江苏南京）。李纲极力反对，迫使他收回成命，招致宋高宗憎恶。
当时，两河军民自发建立山水寨以保卫家乡，抗击金军，李纲命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前往联络，收复失地。黄、汪要撤销张所的招抚司和傅亮的经制司，葬送两河抗金的大好形势，李纲据理力争，但宋高宗偏袒黄、汪，御批同意。黄潜善让自己引荐的御史张浚弹劾李纲，李纲愤而请辞。宋高宗虚情假意挽留一番，便将其罢相。直到李纲去世，他再未入朝大用过，他是南渡以后最好的宰相人选，宋高宗不用他的根本原因，是担心其主战给给自己带来“危险”。
李纲任相仅七十五日，他的罢相激起正直人士的愤慨。携棺应召的太学生陈东听到李纲罢相消息，愤而两次上书，希望宋高宗尽早罢黜黄、汪，认为“欲复中原，以定大计，非用李纲不可”，另一个布衣士子欧阳澈也上书直接指责高宗“宫禁宠乐”（即沉湎女色）。
八月二十五日，陈东与欧阳澈被斩于应天府东市，陈东四十二岁，欧阳澈仅三十一岁。宋太祖誓约有“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人”一条，誓约的内容上月刚由徽宗以衣带诏的形势传送给高宗。高宗之所以大开杀戒，根本原因有三：
其一，陈东对他继统合法性的怀疑，欧阳澈对他纵情声色的揭露，都触到了最痛处；
其二，唯恐陈东再次激起靖康学潮那样的民变；
其三，陈东等上书主张复用李纲，坚决抗金，与其逃跑的决策针锋相对。
因此，高宗必置他们于死地而后快，一再假惺惺表示痛悔，又是赠官，又是赐田，官修史书也强调他是误听了黄潜善的挑唆，无非旨在减轻公论的谴责。
杀了陈东不久，高宗就下诏“巡幸淮甸”。十月，岁末，宋高宗分别将黄、汪分别迁为左、右相，把朝廷全权交给他们，自己则在行宫寻欢作乐，全然不顾中原军民正与金军浴血奋战。
十二月，金军分三路再次南侵，西路攻陕西，攻山东的东路军在渡过黄河后由完颜宗弼分率一部直逼开封，完颜宗翰则亲率中路直攻开封与其会师。这时的开封府尹兼东京留守是宗泽，他有效的部署了东京防线，粉碎了金军夹攻的计划。其后，他派人联络两河抗金义军，建立以东京为中心、两河为屏翼的抗金防线。
其时，两河山水寨星罗棋布。河东的红巾军以红巾为标志，用建炎年号，曾奇袭金军大营，差点活捉宗翰。五马山寨义军推戴自称徽宗之子的信王赵榛为首领（其真伪莫辨，一般以为是假的），实际领袖是赵邦杰和马扩，响应者达数十万。八字军由王彦领导，他是原河北宣抚司的都统制，招抚司解散后率残部入太行山，部众都在脸上刺上“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受其号令的有十余万人。梁山泊水军以张荣为首，有战船数百，士兵万余，这支义军后由水路转战至两淮。
同时宗泽派人与两河义军联系，让他们做好接应宋朝大军渡河收复两河失地的准备。建炎二年五月，他在上书里提出六月出师渡河的计划，请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壮举。但高宗置若罔闻；对宗泽的每次上奏，黄、汪都笑着以为他脑子有病。两河义军数十万都受宗泽节制，称其为“宗爷爷”。宗泽深知这些自发的义军，是抗金斗争最可倚靠的主力，但没有朝廷的支持，迟早会归于失败。因而在开封秩序恢复正常以后，他一再上书高宗，呼吁还都，以号令抗金斗争。宗泽留守东京一年，先后上了二十四次《乞回銮疏》。
七月，宗泽见坐失良机，忧愤成疾，与世长辞。死前，他沉痛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三呼“过河”。宗泽一死，北方抗金形势迅速逆转，义军被逐个击破，官军分崩离析，一年以后开封再次被金军占领。宋金战争初期，金朝有一个明确的战略，那就是追击立足未稳的高宗朝廷，俘获高宗，以确保不再有一个赵氏政权与其为敌，以便自己扶植的傀儡政权能代表金朝统制中原地区。建炎三年二月，完颜宗翰派兵奔袭扬州，前锋直抵天水军（今安徽天长）。三日，高宗正在行宫行欢作乐，乍闻战报，吓得从此丧失了性功能，再也不能生育。他慌忙带领少数随从策马出城，仓皇渡江。传说中康王泥马渡江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建炎南渡”之后，再一个历史大事件，便是“苗刘兵变”。
当金军攻入扬州，追至江边，军民不及撤退，死伤与落水者不计其数。朝野以为扬州大溃退的罪责都在黄潜善和汪伯彦的身上，宋高宗也不满他俩不能早为合计，让自己吃足了苦头，遂将他俩罢相，任命朱胜非为右相，王渊签书属枢密院事，仍兼御营司都统制。王渊在扬州大溃退时拥兵数万，对来袭的五六千金骑不作任何抵抗，不仅未罚，反而升迁，是因与原康王府宦官康履、蓝珪沆瀣一气。在高宗从镇江逃往杭州途中与到达杭州以后，这些宦官依然肆无忌惮，作威作福，强买民物，凌忽诸将，激起军民极大义愤。
三月，御营司武将苗傅、刘正彦既嫉妒王渊骤然升迁，又忌恨宦官胡作非为，对高宗一味南逃也深为不满，于是在杭州发动兵变。他们诛杀王渊和康履，胁迫高宗将皇位禅让给年仅三岁的皇子赵旉，由隆裕太后（即哲宗皇后孟氏，）垂帘听政，改元明受。这次政变，史称“苗刘兵变”。
这时，同签枢密院事吕颐浩正在建康，礼部侍郎张浚则督军平江（今江苏苏州），他们闻讯后即联络武将韩世忠、刘光世等起兵勤王。苗刘兵变虽有合理的情由，却也夹杂着个人野心，两人既无深谋远虑，又无明确目标，进退失据，见勤王大军逼近杭州，就弃城而逃，宋高宗复辟。五月，苗、刘被韩世忠军俘获，两个月后处死。
两宋交替之时的“建炎南渡”和“苗刘兵变”，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中原王朝的两扇历史大门，也决定了此后南宋朝廷的政治走向。而这两个事件，和以后南宋的政治体制安排，都鲜明地打上了宋高宗这个长期养于深宫、不食人间烟火的性格烙印。宋高宗本来就惧怕地方武力和将领拥兵坐大，“苗刘兵变”更成了赵构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也加强了他的这个方面的心理，使赵构终其一生都不再信任武将，且频繁调度将领，达到“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目的，从而使南宋重文轻武的情形加剧。
甚至因为苗傅拿徽钦二帝仍在北方来质疑宋高宗皇位的正统性，并以此为主要理由要求宋高宗退位，更加深了宋高宗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对于他往后排斥北伐、倾向与女真和议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岳飞等主战派将领“收复河山，迎回二帝”的口号使得赵构对其更加心存芥蒂，加上岳飞本人不合时宜地多次提到立嗣之事，使得君臣之间产生嫌隙，这也是日后岳飞被杀、主战派失势的重要原因。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南宋开国之君这样的性格特征，使得南宋一朝，成为中原王朝历史上最孱弱、最无能、最悲怆的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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