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汉画像石研究中,不论是其所在空间、环境、构件形制,还是图像及细部表现,都是诠释内容的基础。前述论及“僧人骑象图”或“大象僧侣图”的著作,可能欠缺对实物与原出土纪录的详察,并将图像抽离于原来所在的整体环境进行讨论,才误解了其图像内涵。对于实物细节的疏漏,笔者也出现过失误。2010年,笔者发表的《滕州画像石空间配置复原及其地域子传统(上篇)》[37]中,对徐州洪楼祠堂建筑进行了复原研究。2012年夏天,笔者再次前往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考察,在检视洪楼祠堂画像石时,发现原以为是祠堂前立柱的构件,应置于两块后壁中间,其边缘装饰线方能与三角隔梁装饰线衔接。当时我将这个观察告知在场的武利华先生,并一同测量尺寸,确认了此结论。近来武先生大作将该立柱复原为后立柱[4],我甚感欣慰。很多石刻画像的细节不被注意,可能是由于拓工拓印时没注意到,也可能是书上缩小的图片无法看清,因此再次呼吁,汉画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实物原貌详实的观察基础上,不能完全依赖出版物的图片、拓本与线绘图,如此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认识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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