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县的建立及其深远的文化影响

　　十万大军征罗旁

　　

   岭南一带地方割据势力与明王朝统一的矛盾越演越烈，其猛烈程度达到“震骇朝省”、“广东十府被残破者六”、“两广守臣皆待罪”（《明史》）的地步。在广东，以罗旁的动乱为最严重。罗旁大山形势险峻，生产受到破坏，交通梗阻，人民逃离，哀鸿遍野，社会秩序混乱。封建王朝的法律和皇帝的权力受到严重的损害，矛盾达到难以调和的余地，地方根本无法平息。

　　德庆知州陆舜臣说：“征而不能守，不如不征；守而不能久，不如不守。”他认为只有动员20万大军征讨才能换取承平。

　　这事惊动了朝廷，万历皇帝下令大征。

　　为什么明代开国已逾百年至万历年间才大征罗旁？由于明代中叶外忧内患严重，国力衰微，宦官横行，执政者无力顾及罗旁。1567年入阁的张居正，从军事、政治、经济进行一些整顿、改革，试图扭转政治腐败、边防松弛龢民穷财竭的局面，加强明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取得一些收效，客观上对人民也有一定的好处。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能动用大批兵马粮草去平定罗旁的动乱。

　　当时作为广东总兵的张元勋，与广西总兵李锡一道，奉了皇命，率领土兵、浙兵、狼兵在内的20万兵将，金戈铁马驰骋在瘴烟迷漫的罗旁大山。

　　当时的军事形势，兵分十哨（即十路），据古籍所载，各哨统领人如下：

　　罗旁哨：都司朱钰率领，监军刘经纬。

　　泷水哨：都司刘天庆、游击章延廪先后率领，监军徐汝阳。

　　岑溪哨：参将王瑞率领，监军先后有秦舜翰、王原相。

　　新兴哨：游击陈典率领，监军周浩。

　　德庆哨：参将倪中化率领，监军沈子岗。

　　伏洞哨：都司黄允中率领，监军李一迪。

　　南乡哨：参将徐天麟率领，监军同信宜哨。

　　茂名哨：参将候熙率领，监军同新兴哨。

　　信宜哨：参将陈璘率领，监军刘志伊。

　　张元勋统率十路大军把广袤七百里的罗旁大山团团包围，为防止割据势力北渡大江，西走桂境，特派重兵戍守江防及两广边界。据传说，张元勋率领一支军队从南部深入，辗转于腹地之中。

　　在腹地大方，有个地名称作输兵坝，传说明军吴将军在此战败而得此地名，流传几百年至今。

　　明军经过半年之间大大小小的战斗，平定此处地方，于1576年10月班师回朝。

　　关于此事，在《明史·本纪》和列传中多次提及，专叙述皇帝年谱的《本纪》中说：“万历四年，广东罗旁瑶平。”（《明史》卷二十）

　　巍峨的锦石山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人看到拥有重兵割据千里的赵佗臣服汉朝中央政权，为什么仅仅是刀耕火种的并无先进兵器及生产技术的部落却对明代封建王朝产生巨大的抗拒力量？客观的现实是不是迫使汉、瑶、僮各族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获得承平？

　　这是历史留给后代人的思索。

　　明王朝使用大规模的武力行动去平定罗旁，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巩固封建社会制度，但客观上也达到结束这种长达百年的、时断时续的几代人流血的痛苦现实，扫除地方割据势力，恢复社会安定，把破碎的村庄、荒废的田园修补，把受到严重破坏的生产力恢复过来。

　　西宁县的建立

　　明王朝万历前，今云浮市的地域隶属于肇庆府。肇庆府下属有新兴等县，并管辖德庆州。德庆州管辖封川县、开建县、泷水县，并直接管辖金林、悦城、都城、晋康四个乡。

　　罗旁大山平定以后，为了加强对罗旁山区的统治，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朝廷为了有效地控制此处地方，在此建立新的行政区域，把原属德庆州所辖的泷水县升格为州，改称罗定。罗定州下辖东安（今云浮市区及云安县）、西宁（今郁南）两县，也直接管辖划出给东安、西宁两县后的原泷水县土地。州治在原泷水县城。罗定州与德庆州并列。德庆州仍归肇庆府管辖，罗定州则直隶广东布政司。（《明史》卷四十五）后世统称罗、云、郁三县为“三罗”即本于此。

　　如此命名有其含义：罗旁大山一带平定，东边安，西边宁。《罗定志》中说：“神宗万历五年五月改泷水县为罗定直隶州、由是泷水之名始革，而罗定之名亦肇于此。按，罗旁水、罗阳废县皆地入西宁，以是时平定罗旁因以名州，后人相沿，遂以罗旁、罗阳为一州二县之通称矣。”罗定的命名，显然同罗旁的平定有关。

　　当时，析德庆州的晋康乡南岸地方（包括六都、宋桂、东坝、白石、镇安、高村），高要县的杨柳、都骑、思劳、思办四都，新兴县的芙蓉一、二图，以及泷水县的南乡、富林二所地，建置东安县。东安县的县治在麒麟山（又名石麟山）旁（即今云城镇的烈士公园一带）。首任知县肖元冈于同年闰八月主理建设城墙工程，经过半年多，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二月建成，县衙、军署（又名参将府）、学宫、分司、社学、仓库等管理军政文教钱粮的机构也先后建立起来。

　　把原属德庆州的都城乡三个都即十三都（都城白木）、十四都（桂圩、罗顺）、十五都（平台、万洞），与原属泷水县的6个都即太平都（建城、宝珠）、永安都（通门）、裕宁都（历洞）、常静都（榃滨、新乐）、保和都（大湾、塔脚）、建康都（连滩、河口）合并为西宁县。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把信宜县五个都即定康都、信丰都、感化都、从善都、镇南都（扶合、泗纶）划归西宁县。

　　东安县和西宁县，县境中部有大山的主峰，东安县有大绀山、云雾山，西宁县有天马山、金菊顶。许多行政区域都以自然的分水岭来划分界线，为什么明代万历年间却这么特别来划分呢？我们试考查万历之前的行政区域来对照，不难看出，当时云雾山是德庆州晋康乡和泷水县、新兴县的分界线，天马山是德庆州都城乡和泷水县的分界线。现把造反者据以天险的大绀山、云雾山和天马山、金菊顶分别置于新建的县中部，并在其南北分别设置巡检司以监视、控制，显然，这是防范造反者死灰复燃。

　　为什么西宁县从南到北一狭长地形与广西相邻？西宁县南端贵子、怀乡、嘉益等地，距信宜县城或罗定州城近，而距西宁县城遥远，可看出明王朝为防止当时逃入广西的残余势力卷土重来而把这一带大山岭统一划归西宁县管辖以利指挥。

　　这样突破自然环境的界限而按照政治形势设立的行政区域，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特区。

　　西宁县建立时，以何处为县城？县官上任，请风水先生察看山川形势，初时确定在今天宝珠的地方建城墙，但是，把当地的河水一秤，认为轻了一点，于是就到如今建城的地方观测，此地的水流合符要求，就在那里筑起城墙。此地当时称为太平都，建县初期，称为城厢。自此，西宁县城，经过400多年后才起变化。

　　西宁第一任县官为朱宽，广西桂林人，举人出身，在三水县当知县，因廉洁而有政绩，调到新建立的西宁县任知县，主持修筑城池、县署、学署、文庙。

　　县城周围360丈，城墙连雉堞高一丈九尺，有东南西三个城门，环以壕塘。北以近山建层楼。东门还有月城一座，周围五丈五尺。有窝铺22间，城堞847个，兵马司六拐角楼3座，北樵楼一座。

　　设封门、函口千户所守御，前者周围315丈，城垛510个；后者380丈，城垛600个。

　　朱宽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秋病逝于西宁，十三年（公元1585年）获上司批准入祀西宁名宦祠。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西宁县2275户（不含军户及未编入户者），男11554人，赋亩216802亩（田、地、山地、塘）。

　　西宁县的建立后，这种建制并未随着朝代的变迁而改变，这对粤西这片土地在政治上、文化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当时执政者把这种行政区域的划分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当形势改变以后，恢复原有的行政区域划分，那么这种影响就只能持续一段时期，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持续几百年幷且继续影响后世。

　　官府的忧患

　　罗定州建立后的社会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当时，赐进士第、中宪大夫、广东等处提刑按察司奉敕整饬兵备兼分巡岭西道副使洪有复的文章说到治理西宁之难。他认为形势仍然引起主政者的担忧。在表面平静的局面，难免有狡诈之徒。守卫这地方的几千士兵，乌合之众，一旦闹事，何以制服？田赋地土，俱他邑豪强占据，暪报田税，难以查究。崇山峻岭，贼人潜藏，互相争斗或勾结一些不务正业的人，不农不商，沉迷赌博，实在可忧。到来任县官的如能瞭解情况，因地制宜施政可达到长治久安。如果苟且度日，剥削人民，引起事端，招来祸害，西宁就无安宁日子。

　　朝廷派官兵加强防守，在东安、西宁各安排一位参将，同时加强南乡、富林、函口、封门四个守御千户所的实力，捐资募兵，以充戍守。自此，西宁一带军民杂居。其中封门千户所，地处两广交界的大山中，有小路通西粤，当时人把此地视作门户，取义把门封死，以防反对王朝的西逃往广西岑溪七山、六十三山等地的人卷土重来，故称为封门。后世民族融洽，封门意义全失，反其意改称通门。

　　德庆知州张应凤，以廉能称，委城封门，时方霪雨，诛茅作屋，民无沐雨，受命虽后，告成独先。工费裁省尤多。数年后，各所有请修缮者，而封门独屹然。还州未五日而病作，北归江西，行李萧然。

　　当时，确实不出洪有复这些明智的官僚预见那样，有人依然对朝廷进行反扑。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都门贼首李宗贵、沈文远作乱，把总刘元威破之，斩首16颗。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蚊子山贼首陆毛自称身有龙毛，能飞能渡，诸山僮瑶信之，翕然归附，聚众千余人攻思虑营，杀死哨官丁天禄等，乘胜陷大伞营，哨官张文明死之，又攻打灯心营，放火烧公馆，进逼封门所城，被官兵擒杀十八级，毛漏刃潜逃。

　　万历八年，瑶人白眉哥等行劫，寻擒杀之。

　　八年，陆毛纠众劫思虑营一带杀劫耕民。十二年纠众二千余复攻思虑营，杀官兵二十三名，烧毁营房十三处。十五年，纠众打劫函口大圣寨等处，杀居民十八命，又攻思虑营，被官兵擒杀九十二名。陆毛恐惧，约把总陆芳隔河为盟，自是地方获安宁，不复议剿。十六年，贼首盘永善、赵宗连作乱，把总刘元威计擒之。十八年，陆毛又越入东界掳民夺牛田，军门刘公继文宣谕，陆毛赴官投招，姑准免死。陆毛又抗令要取职官为质，参将候田弼面授把总陈邦才、哨官郭鸾英、吴必奇以计擒之，枭首以狗。自是四境安宁，汛防加密，间有窃发，要造反已无能力了。

　　陆毛因何作乱，史无言明。从掳民夺牛田之类字里行间看，还是争夺农耕生产资料。建县之前，土地的争执已经成为矛盾的道火索。建县之后，耕地产权仍有争议。一些失去土地的民众，仍会作乱。

　　这期间，也曾发生过兵乱。

　　明王朝以武力平定了南江两岸，包括西宁在内的罗定州居民的组成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原有的汉人和瑶民；二是新迁来的汉人；三是留驻的20000名兵丁，授田以耕。留驻的兵丁，成份比较复杂。一是土兵，即从广东本土招募的兵；二是浙兵，从浙江调来的兵；三是狼兵，即从广西偣民征募来的兵。自此，西宁军民杂处。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4年），陈璘有一部下黄玉恣意骄横，陈璘以军法责备，此部下竟纠集百余人叛变，逃往广西。总兵陈璘分析其必经富林，于是抄小路寅夜赶到，令居民尽杀公鸡，并禁打五更鼓。不久，叛军到达富林，听到公鸡未叫，五更鼓未响，乃解甲安卧，待天明始赶路。陈璘飞骑聚歼之，获大胜，于是在岩洞口刻上五尺见方的大字“止戈岩”以纪念。

　　建县初期，不但人祸，还有天灾、瘴疫流行，县令朱宽也深受其害。史载朱宽鋭精擘画，筑城凿池，分田制里，皆身经险阻。上下川原，为政宽和。始徕新附，劝课教养，悉得其宜。屡登荐剡擢户部主事，未去任以瘴疾卒于官，西宁之民无不悲泣者。委派高州同知刘元相负责新建封门、南乡、富林、函口四所，一月即成。参将杨照守函口，瘴雾毒烈，死于任上，士兵死了一半。接任的黄允中拟把驻地转往别处。刘元相认为，“函口西接巨峒，南界高凉，实僚瑶出入之险，无函口是无西山也。人臣为国守封疆，允中不往某请代之。”议遂寝，西山诸境晏然无事，皆元相功也，后竟以劳瘁卒。

　　当时，还有田赋的混乱。西宁分作新图旧图，旧图、新图税不同。

　　在永乐年间（公元1403－1424年）下过对瑶民免税的御旨，历经大约150年10代皇帝的更替，到了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60年），出现新情况。当时南江流域一带盛产南漆，有人妄称经纪，在南江口每石收银五分，还按贸易额收3％。由于瑶民（有些是真汉假瑶）田粮税收减免，全州的岁赋转移到其他人，税收机关有时无法完成任务，建议改变政策，禁絶经纪，对瑶山所产的南漆、砂仁、黄蜡、蜂蜜、皮张、黄藤、竹木进行征税。经上报御史赞同，派兵驻守南江口，开始向商人征税。

　　这项政策实施了十多年，南江平定，西宁县建立。一县赋税分两种：旧图即都城乡一带税重，新图即南江一带则税轻。

　　当时还筑城郭，修道路，听从黎民迁徙，授田与业，使新附之民永有固志。官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招民承田立籍”。

　　招民就是招回原先在此定居而后流散在外的民众回来，同时以优惠的政策招外地的人来定居。

　　由于此地混乱过后，田地的主人有的已死，有的已走，变得许多田地无主，于是分给到来的人耕种。

　　建立户籍，整顿户口，把田地、定居的人入编，稳定社会秩序，以便征粮。

　　西宁建立，仍是汉瑶僮三族杂居之地。各族人民继续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开发。

　　直到今天，大方民间流传的故事有述，其先祖当时到达地处丛林密布的深山，官府答允让其把铜锣敲响，声音传到那里，那里的田地就归他所有。这传说表明当时大征后地广人稀的情况。

　　新来西宁定居的汉人，形成了新的群体，为了生活，互相依存。最典型的莫如宋桂的七姓人。七姓人家签署合约，结成同盟，和谐相处，齐心合力建设七姓居大屋一座，留存至当代。详细情况在下章《古屋》叙述。

　　从建县之时计算起，事隔60年，到了崇祯年间，西宁县令谢天申在《典学书院碑记》中说：其民军兵杂处，喜争而好斗；其士遴之他邑得售则去，青袊落落如晨星。他感到“有圣学衰微、王道湮没之虑”。

　　几百年动动乱的形势虽改变，原有的因素消除，新的因素在滋生。军民杂处，而且留下大兵在此地定居，喜争好斗的局面仍然存在。作为有教化的、有才学的人都受聘于外地，留下来的很少。这些，都足以说明执政者几十年来的忧虑。

　　西山大路

　　为了防范动乱，统治者在原日割据势力的中心地方建设连结州县要地的大路。

　　戊辰进士、升迁御史、出任大宪副罗定兵备陈瞻岳万历戊子莅任，打开地图观看，认为西宁的环境如血脉不通，身体残疾。他获得上司赞同，决定修筑西山大路，于万历十七年动工。由县令林致礼总领其事，分督千户刘元威、把总许应明督战。

　　往日虽有路相通，但只是在崇山峻岭中的狭窄小路，如今要开辟成一丈二尺宽、可以走马的大路。开路靠的是人力和锄头，工程十分艰巨。而且，瑶民反抗，伐树拦路，暗设陷井，阻挠开工。官府派人入山讲明这是朝廷好意，工程始能顺利进展。

　　西山大路共有四条线路：

　　路起罗旁，经西宁县城、封门、夜护，到达怀乡，36000多丈。

　　从怀乡经掘峒、罗镜冈到罗定州，38000多丈。

　　从夜护经思虑到阿婆滩，8000多丈。

　　从逍遥经振夷岭（后世称变夷岭,在今历洞胭脂顶称作二十四坳的地方）到西宁县城，8000丈。

　　两边伐木一丈二尺。共架桥228座。

　　在罗旁、车滘、大伞（今大全）设三个供官员经过休息的公馆。

　　官府认为，自此易于往来巡省深溪絶涧，久外天日之民习见汉官威仪而欣欣鼓舞若生，不敢越志以启衅，凡有举动朝发则朝闻，稍有邪谋夕发则夕扑。官政下达，民情上通，疏逖不闭，襁负日来。数百年虎隅兔窟之域，一旦转而为平平荡荡之区。

　　西山大路经历三年艰辛修筑，于万历十九年完成。

　　张元勋

　　率领二十万大军平定罗旁的人物，对南江地域影响最大甚至可以说名垂千古的，莫过于张元勋和陈璘了。

　　张元勋所处的时代，日本武士、浪人和商人结成海盗集团，经常在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和骚扰，抢劫商船，杀害居民，历史上称之为“倭寇”。中国沿海一些土豪、奸商、流氓认贼作父，与倭寇勾结，狼狈为奸。倭寇先后攻入上海、苏州、南通、泰州、徽州、南京等地，沿途烧杀抢掠，许多市镇受到兵火洗劫，被杀害人数达数十万。沿海居民纷纷组织武装保卫家乡，爱国将领戚继光领道的戚家军最为英勇。

　　张元勋，曾是戚继光的部下。

　　张元勋于明嘉靖十二年（公元1533年）旧历四月初八日出生于浙江省太平县屿罗村，十天后，母病逝，由继母抚养。7岁读书，每画兵马山谷，如行军状，与群儿戏，辄为阵法，自小即表现出智勇。当地至今仍流传其儿时故事。一天，他去牧鸭，发现失去两只，到处寻觅，后察觉为毒蛇所噬，就挖洞捕蛇，宰而烹之。成年后，他长得体格魁梧，身高七尺，宽额长眉，面如紫云，目如电光，须长六尺，声如洪钟，智勇双全。

　　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其父张恺在台州抗击倭寇而牺牲，他极其悲愤地，说：“男儿生不万户侯，死即马革裹尸还，誓杀万贼，以报父仇。”翌年，他18岁，承袭父荫，担任海门卫新河所百户。这是个统率110人的武官。这时，他在戚继光的指挥下，沉着刚毅而有谋略地与倭寇作战，立了功，被提升为掌管1100兵丁的千户。

　　在抗击侵犯漳浦、仓平的倭寇中，他率领士兵300人伏击，后来敌人以千众把他围困于小山。坚持了三昼夜之后，暴雨骤至，他抓住时机对部下说：“今乘雨突围，出敌不意，就有生路。”士兵振奋，个个以一当百。他单骑跃先，势如霹雳，突破重围，敌兵纷纷败退。

　　之后，张元勋辗转在福建战斗，屡屡杀敌，被提升为福建游击将军，威名大震南疆。

　　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海盗用千艘战舰直逼广东、福建沿海，各郡官兵退守诸小岛。张元勋献计说：“请不要以小小败北就加罪诸将，也不要多议论用军法去训斥。我有办法击破敌人。”他作出周密作战计划，指挥六次战斗，杀敌1700多名，缴获战舰300多艘，尽沉之于海，此股海盗遂被歼灭。

　　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倭寇侵犯铜鼓石，双鱼城（在今阳江市境），张元勋先发兵千里急行军，赶至儒洞设伏，亲率援兵为应，大败入侵之寇，擒杀800余，以功授都督同知。在此次战役中，张元勋的部下、把总葛子明奋身杀敌，自己的右臂也几乎被敌人斩断，犹奋呼鼓舞众人力战，终于击退敌人进攻。在阳江太平司旧忠勇祠内，立有清干隆时翰林侍读学士翁方纲撰写的碑文记载此事。（此碑刻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

　　张元勋抗击倭寇的入侵，表现爱国精神龢民族气节，这些事迹应该永垂青史。

　　传说当年张元勋率兵经今罗定县城向北挺进，罗定城东五里桥凤阳岗上有一会兵庙，陈璘从信宜直捣罗旁曾驻兵于此。附近有一水井名陈璘井，相传兵驻此地无水可喝，陈璘挥动宝剑而成。当时陈璘是否与张元勋会兵于此而致后人建庙祀祭，史料未详。

　　张元勋平定罗旁后，“进都督，改荫锦衣，寻以疾致仕，卒于家。”（《张元勋传》，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一）其故乡的县志也记载有他晚年事迹：张元勋“拓罗定一州东安西宁两县，特赐蟒玉，追封三代，皆正一品，荫一子锦衣卫千户，三子海门指挥，寻以疾乞休，进上柱国光禄大夫，以少保兼太子太保中军都督府致仕，建坊新河，与妻扬氏后先卒，皆赐祭葬。”（浙江《太平（今温岭）县志》嘉庆本卷十一）

　　根据《墓志铭》所述，张元勋平定罗旁擢升为都督后感到盛荣满足，为防备而应引退，三度上疏要求告老归田，上司并不上报。此时，有求他不遂的人而出语中伤他。皇上知道，念他长期奔驰在外，特批准他回原籍。广东父老攀辕泣留，又纷纷往两院乞求代奏朝廷挽留。张元勋说：“我结发从戎，赖主上威灵，获建微功，皆由将士用命，诸大夫协谋，元勋何功之有，万勿劳苦父老！”他出视草帽便服，说：“吾制此久，所为未去，以疆场未靖也。”父老留不得，哭声震原野，遂肖象祀之。归家后，口不言兵，号逍遥道人，种竹养鱼。遇友人探访，烹鱼饮酒为乐，潇洒自如，无拘无束。平时排解纠纷，周济穷人，捐资修建文笔塔。越十年，即1590年旧历七月十六日死于呕血之疾，终年56岁，葬于小屿山。临终前，犹手书两首絶句。其生平著作有《镇粤疏稿》、《暇堂集》，惜此二书并无存世。

　　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张元勋平定罗旁后回到浙江故里度晚年。

　　张元勋功成之后，告老归田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自愿还是被迫？韩世能所撰的《墓志铭》述，“有求公不遂者语中公，天子念公暴露于外久，特准回。”谁人中伤张元勋？史乘不载。而皇上态度，亦颇耐人寻味。皇上追究中伤者，《墓志铭》自会为张元勋伸张，不会漏记此一笔。皇上却准其告老，是否害怕其拥兵擅权？张元勋还乡后，何以自号逍遥道人，口不言兵？是害怕皇帝猜忌？《墓志铭》叙述其归乡后，插入了几句议论：“视世之操权者，不退或以祸累终，相去径庭矣。”这决不会是无的放矢的慨叹。《明史·张元勋传》结尾处有一段评论：“李锡、张元勋首功甚盛，而不蒙殊赏，武功所由不竞也。”显然，《明史》的作者也为张元勋鸣不平。作为儒将的张元勋，其所着的《暇堂集》如有传世，他的真实思想感情必然会从他的诗文曲折地反映出来。现在，后世人只能根据上述零零星星的记载去推想他晚年的境况及心态。

　　历史毕竟留下了浓厚的迷雾。

　　陈　璘

　　张元勋平罗旁时所统率的十路大军，其中信宜哨的陈璘是广东翁源县人，精通兵法，曾在韶州、英德、清远、潮州等地率兵杀敌，被提拔为高州参将。平罗旁时，率部攀登悬崖峭壁，扫除地方割据势力，接着全权负责建置罗定州及处理罗旁善后事宜。几年之后，调任别处。

　　日本海寇曾侵犯朝鲜，朝鲜向明王朝求援，陈璘被委为御倭总兵，率水师与日军作战，节节胜利，日军畏其鋭气而逥避。陈璘以小艇载兵不加隐蔽前往挑战，引日军争相出来打小艇，陈璘乘机率精兵进攻，乘胜前进，斩敌无数。随后，乘风破浪直扑敌营深处，双方箭矢、枪炮猛烈，左右二将中炮阵亡，陈璘指挥若定，终至大举歼敌数万，活捉日军统帅平正成、平秀政等，受到朝鲜人民的景仰。朝鲜人民为他建祠造庙，绘像赋诗以颂扬：

　　前身杨朴将舟师，碌碌黄金笑出奇。

　　此日讴歌穷海沸，当时髫白满车随。

　　丹青仿佛还多事，文字揄扬亦一时。

　　唯有终南与江汉，千秋不尽海邦思。

　　之后，陈璘调任回国，辗转平叛。

　　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陈璘晋升为左都督，特进光禄大夫。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调回广东任总兵，次年病逝，终年56岁，被加赠太子太保荣衔以祭葬。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被崇祀于名宦祠。

　　在三罗地方有关陈璘遗迹多已不存。云安六都莲花山（土名老鼠入冬仓）有陈璘衣冠冢，冢前曾立有石人、石马、石狮和华表，现已荡然无存。云浮市区内有陈璘太保祠，祠前立有一座镌刻“开拓第一功”的牌坊。云安县南乡和富林均有纪念陈璘的陈氏宗祠，陈璘后裔居住在南乡，至今已传至第二十二世孙。陈璘也有子孙后代在南韩，2005年曾专程回到云安寻祖。

　　郁南县建城大历村相传有陈璘山、陈璘墓，经县文化部门派人实地考察，挖出墓碑核查，此地实名小历山，为陈璘岳父许卿坟，用灰沙夯筑，占地约400平方，坟前两石狮在20世纪80年代犹存。

　　大概十哨的统领于平罗后各自班师离开三罗，对后世影响不大，而陈璘却被钦命负责把泷水县升为罗定州，置东安、西宁两县以及处理罗旁善后事宜，因而后世流传他逸事不少。

　　《旧西宁县》记载，罗旁对江锦石山，瑶民因隔江呼其为石将军，石应则出师无患，不应则否，陈璘认为此石为瑶民响哨，妖甚，烧层石顶，石有鲜血迸流，之后鬼遂絶，盖鬼物之所凭云云。这段故事，荒诞无稽。

　　现在三罗一带及德庆、阳春等地，在葱葱郁郁的群山中，间有崩岗，尽露黄土，各地的人都说，这些崩岗是当年陈璘挥动宝剑削下的遗迹。

　　传说的陈璘确实是足智多谋。南乡贼头聚在金子窝，陈璘屡攻不下，因山高，丛丛勒竹包围，刀砍卷刃，兵进则遇竹刺。陈璘年轻曾当过补鞋匠，就命一士兵乔装为补鞋匠进山，贼头见补鞋手艺熟练，也就不多疑。补鞋匠按陈璘事前所授妙计行事，对贼头说：“如果此山再种满鸡屎藤，把勒竹团团缠住，像一道城墙，就更无空隙。”贼头觉得有理，命人大种鸡屎藤。鸡屎藤春荣冬枯，一到冬天，陈璘命人火攻，把山寨烧光，贼头被烧死。

　　庞　嵩

　　西宁建县后，汉族的文化恢复主道地位，传统的教育获得加强，在县城，建设了学宫。谈到当时的教育，我们不能不提到庞嵩。他对西宁早期的教育事业作出杰出的贡献。

　　庞嵩，字振卿，号弼唐，南海人。《明史》有《庞嵩传》。庞嵩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5年）中了举人，讲业罗浮山，从游者云集。二十三年（公元1545年）担任应天通判。初到任时，地方遇上大饥荒，他亲自开仓赈灾，直到官仓空匮，又向巨室富家买米，继续赈济灾民，从而使6万多人得以活命。南京神帛堂在明代初年定额为400户，后太监安宁奏增40户，免其杂差。当时，应天（南京）赋役繁重，自行投充神帛堂的匠役多至1114户，富人争取依附，以逃避繁重的赋役。庞嵩查照旧例恢复440户之数，其余尽革之，这使积压在劳苦平民身上的沉重赋役负担，得以稍稍减轻。江宁县葛仙、永丰二乡，频遭水患，居民只存七户。庞嵩为治堤筑防，得田三千六百亩，立惠民庄四，召贫民佃之，流移尽复。

　　庞嵩屡剖冤狱，对于犯法的人，即使他有势力、有名气，也依法判刑。庞嵩后来升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刑部郎中，撰《原刑》、《司刑》、《祥刑》、《明刑》四篇，曰《刑曹志》，时议称之。

　　后来，庞嵩调任为云南曲靖知府，亦有政声，敦崇教化，刻同文编，行乡约保甲，是位可敬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明、改风易俗的好官。

　　庞嵩竟为忌者排挤，年才五十。

　　庞嵩回到广东，53岁时拜历任吏、礼、兵三部尚书的理学大师湛甘泉为师。甘泉逝世后，庞嵩秉承师训，继续主持天关书院，长达二十余年。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评述庞嵩能汇融王阳明和湛若水两派观点。庞嵩事实上成为广东理学代表人物，被称为圣儒。

　　这样一位为政为文都有显着成就的老人，在罗旁平定的时刻，受到当地官员的聘请，到西宁施教，后来其子定居在县城附近的地方，子孙繁衍，此地后世称为庞寨。其南海故居所在的村庄，也被当地人称为弼唐村。两地都以他的姓或名号为地名，足见他影响之大、后人对他景仰之深。

　　他到西宁后，讲学以倡士风，生员杜英等及新进生员伦在孝等二十五人，日从讲论，西宁兴起斯文。

　　庞嵩子一夔，嘉靖甲子举人，九江府同知，一德万历丙子举人，嘉鱼县知县，皆称职。孙玮，乳源县学教谕，曾孙嘉耋，广州府儒学拔贡生，玄孙之彦，西宁学生员。庞嘉耋有《重开儒学青云路记》一文，收入张溶主编的《西宁县志》，内说到他自己距先祖庞嵩在西宁时已有百余年。

　　庞嵩的从政从教纪録，使他获得极高的赞誉。应天、曲靖都建有祠堂祭祀。西宁县城有庞公祠，清康熙《西宁县志》说：“庞公祠在县城内东北隅，万历二十一年庠生伦在孝等人同建。”庞寨也建有祠堂。几百年后的今天，两间祠堂都已毁，庞寨祠堂前的旗杆石犹存。

　　庞嵩率子孙来西宁，他和儿子一德并没有在西宁定居，据《南海人物志》载，庞嵩墓在西樵山，一德事迹也列入该志。在郁南庞寨调查，一夔墓在庞寨村外。

　　据阮元的《广东通志》和张溶《西宁县志》记载，庞嵩着有《太极图解》、《五经讲义》、《四书讲义》、《弼唐遗言》、《粥唐先生存稿三种》。其子一德有诗集《双瀑堂草》问世。在阮元和张溶的时代，在他们所写的志书中并没有注明佚，相信当时还可看到，否则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从何而能评述庞嵩汇融王阳明和湛若水两派观点？庞嵩著作道光本《西宁县志》说明已不传，目前，我们发现这些书籍有光绪年间重印本传世。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摘》引《佛山大学学报》文章说：关于明朝广东大儒庞嵩，正史几乎把他遗漏，而省、县志乘虽有立传，但是流水帐般记述其生平，且多语焉不详。

　　儒家文化的加强和科考的土附并举

　　林致礼是万历十四年的西宁县令，他对西宁的贡献有几方面：

　　他在任期间，洪水曾冲毁城墙190多丈，他修复了城垣。

　　他参与开辟西山大路，促使西宁东西向和南北向的陆路交通，使西江、南江和粤桂边界的大山有大路相连，既有利于当时社会的安定，也有利于人民商贸的交往。

　　在生产上，他改善耕作条件，建设了东圳、西圳的水利工程。

　　在文化上，他主编了西宁第一部县志。

　　在教育普及上，他兴办了三间社学：东门社学、南门社学、西门社学。

　　同此时期，刘元威兴建了葵岭社学。

　　林致礼出身举人，身为县令，兴办社学，很易理解。而作为武夫的千户刘元威，却在深山大岭之中的葵岭兴办社学，却是为什么？千户统兵千人，当时的武官也是有学识的人，他自然知道教化的作用，兴建社学也就不奇怪了。

　　之后，有谢天申创办的东皋书院，明崇祯九年建在东门外，有碑刻记载建书院经过。大意是：九年孟秋建，十年冬建成，筑土为台，台高五尺，建室三重，前为门，中为堂，后为房，门外有古榕，枝叶扶疏，垂阴复盖数亩，清流澄溪，逥环映带，双峰翠岳，拱挹秀峙。有诗赞颂：

　　山城无事学弦歌，小院新开别趣多。

　　高樾丛阴悬翠幙，回溪潄韵溜清波。

　　看山有意云为伴，近市无争鸟自过。

　　愿与吾民同鼓腹，南熏一曲四郊和。

　　碑刻说，家殷人足而揖让之象不着，弦诵之声不闻，非所以昭至治也；讼息民安，而道德文章之化不施，孝弟忠信之教不立，亦长吏之羞也。乃捐资构室，榜曰典学书院，率吾民揖让弦诵其中，相与着义考讲让型仁，使君子入焉而有道德文章之乐，小人入焉而有考弟忠信之思。

　　以上这些，是西宁早期的学校。

　　在科举考试上，西宁出现了极有特色的土附并举。

　　万历六年，在明伦堂设立县学，又名学宫，经童试考取秀才在学宫学习，由官府给予生活费用。

　　当时的考试制度，府州提学官主持岁考，按上级分配给本县的名额，把县考名列前茅的参加三年一次的乡试。所谓乡试，是到省城考试，考中的称为举人。之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考中称进士。进士前三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中了进士，可派到各地当官或者安排在翰林院里任事，授以翰林院职务，分编撰、编次、检讨三级。

　　万历七年，上级分配西宁县参加乡试名额为8人。在建县前，此地混乱，原有富人大多迁移外地，建县后，以优惠政策招引外来人到此授田置业，但局势新定，人心尚浮动，有胆量到来购田的也不愿意纳入当地编户。学宫建成，不能没有参加考试的童生，就容许附籍的人参加考试。所谓附籍，与土籍相对而言。土籍是入编本地户口的人，附籍是有田地在本县而户籍不属于本县的人。这种办法，当时称为土附并録。这本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一实行就成了惯例。

　　外来人占据本地人的科举席位，这是儒家文化在当地衰落的结果，但也表明这是儒家文化复兴的萌芽。历史跟当地开了个大玩笑。在晋代到宋代，此地是岭南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后一落千丈，历史大倒退，走在一条曲折迂逥之路。元明之际，南江一带地方就与珠江平原地区拉大了社会发展的差距。

　　此刻再重新迈开社会前进的步伐。随着社会逐渐稳定，教育事业逐渐发展，土籍童生增加，而附籍的人因有作弊的空间，挤压土籍人谋取功名的途径，这就引起土附的矛盾。

　　事隔20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知县鉴于蒙混附籍的人多，以致土籍的子弟能获取乡试资格的仅得一二人，就上书省学院，建议土附各半，严禁弄虚作假。自此，土附各半的制度定了下来，即使江山易主，朝代变移，此制度仍坚如盘石。

　　附籍的考生，出现过进士。顺德人岑之豹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中进士，授以江苏江阴知县。他执法严明，不畏权势，对江阴县中大户自恃有人在朝当官、瞒田避税者毫不留情，先责令其填表自报，后亲率下属到乡间核对，面对富豪威逼利诱而毫不动摇。他又革除相沿已久的苛捐“公堂礼”，受到百姓欢迎。后来，因为严惩一行凶歹徒而遭其任京官之父中伤。朝廷不察，把岑之豹罢免。岑之豹回到广州隐居，晚年读书治学终老。

　　对于岑之豹中进士，当时西宁县在县城立了进士牌坊，相当堂皇。对于其人事迹，清康熙年间的《西宁县志》和咸丰年间的《顺德县志》都有记载。

　　祠堂的大量建立

　　西宁建县后，除建立书院外，还建立庙宇。古书记载，“辟土成邑，一时梵刹与县城同建”，以救“圣学衰微，王道湮没”。

　　此时此地，祠堂也开始普遍建立。

　　祠堂是宗族的标志，也是宗族历史最重要的载体。族中人确认共同的祖先，每年共同祭祀。

　　官府的法律在古代对乡村的渗透力有限，宗法则时时刻刻存在。

　　什么人能在祠堂里供奉？中国古代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周朝时，只有天子享有建立祠庙的特权。汉朝，士大夫一族可以在墓所建祠堂，作为拜祭先人的地方。宋代，平民百姓纔可以在住所的厅里设龛供祖。明代，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建祠制度有所放宽，凡当官者，从一品到九品的都可以建祠，但也有严格的规定，每一等级的官员都要按照其级别建立，不能逾越。

　　有些人当了大官，不但福荫子孙，而其身为平民的前辈，有可能得到皇上的恩赐追封。如在南江土地上立下汗马功劳的广东总兵张元勋本人已被赐一品官衔，皇上并追封其三代。受到追封的，自然也可享受建祠的待遇。

　　建祠普及于民间的，从明代嘉靖十九年（公元1536年）始。礼部尚书夏言上疏建议改制，皇上下诏，准许百姓建立家庙，于是建祠之风大盛。

　　在没有官职的平民中，能够建祠的，当然不会是贫苦人家，肯定是一些有名望的富豪。由于礼制的严格规定，这些祠堂的规格肯定比不上官宦之家。但有些人有钱，追溯到祖先有当大官的，甚至追及有些沾亲的远祖，把它当作品牌，可以按照这官阶建立辉煌的祠堂。

　　祠堂的建立不但是缅怀祖先，而且是一种权势的体现。各宗族的人都想在当地出人头地，把建祠当作炫耀宗族地位的一种手段。族中的父老千方百计把本族中最显赫的人物抬出来，显示这宗族的地位，使这一宗族的成员都增添荣誉感。这一宗族中的头面人物在社会生活中就享有更多更大的话语权，成为可左右地方事务的人物。

　　祠堂是后代对死后祖辈追思而建立的，但有些权势炙手可热的人在世时也建立起生祠，权臣严嵩在其生前就建立起了祠堂。

　　宗族人口繁衍，会分成若干房，也会有纪念老太公的祖祠，也有老太公子孙的祠堂。如果有人迁移至外地繁衍子孙的，在外地形成新的一族人，自然也会重建祠堂。

　　建造祠堂是全族人的事，因而建筑结构很讲究。在经济落后的山区，尽管民居有不少是用泥砖来建，或则柱用火砖，隔墙用泥砖。但祠堂很少用泥砖来建造，普遍都用火砖，而且对艺术也很注重，有灰雕、石雕、木雕、壁画，选用的颜料上乘，往往经久不褪色。因此，留存下来的祠堂，能为我们提供宝贵的古代艺术资料。

　　小的祠堂只有一个大厅，大的祠堂则有几进，每一进之间有个天井相隔。每进之旁有廊，通过两边的廊走入里一进。

　　有的祠堂门前有个小广场，竖起石条，对称相夹，昔日用来竖起旗杆，现在旗杆都已毁，但是，像人一般高的石条犹存。这旗杆不是随便可以竖立起来的。能够竖起旗杆，是这个宗族出了个功名的人物，其标准起码要中了举人。如果中了进士，宗族的荣耀更高。旗杆，这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有的祠堂在门头或祠内悬挂牌匾，如“进士”、“钦赐翰林编次”等等。查考这种牌匾，并非官府恩赐，而是民间设立，有无依据事实，扑索迷离。也许该族人追溯若干代前有个考到功名的老祖宗，即使疏至九族之外，也以此光宗耀祖。流风所及，甚至找个同姓者的名人作为祖宗，把自己说是其后裔，籍以增强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的牌匾甚至并无注明姓名、中举年代，几百年后的今天若要追查，往往如谜。问其后人，难明其详；查考史籍，缺乏记载。明代开放民间可建祠之后，这种风气就随着封建社会的延续而蔓延。明代立国之君朱元璋出身寒微，身为九五之尊时，拉宋代大儒朱熹为其祖宗，亦与此相类。皇上如此，老百姓自然追风。

　　过去许多祠堂都有固定的财产，主要是田地和房屋，俗称公尝，用以收租，作为祠堂维修和每年拜祭祖祠、祖坟的费用。这些财产，由族中推举可信赖的人来管理，每年把收支公布。南江一带的习俗，每年清明时刻，族人抬着烧猪结队拜祭太公坟，到场的男丁可分到烧猪肉，一人一份。年逾60岁可领双份，以示敬老。有的祠堂经济充裕，还组织全族人集中祠堂相聚饮宴。

　　明代西宁除了本族人对祖先敬奉而建立的祠堂外，也有政府官员或民间人士为了对在本地作了杰出贡献的人建立祠堂作纪念。被纪念的人既有官员、教师以及忠义之士等等，总之，按照封建伦理道德标准认为是值得学习的典范。

　　明代，西宁县建立了几间有名的祠堂：

　　名宦祠，祀汉朝大中大夫陆贾，万历知县朱宽建。

　　乡贤祠，祀明代任江阴知县的西宁人岑永清，建筑年代不详。

　　张公祠，祀张元勋，万历六年建。

　　庞公祠，祀庞嵩，万历二十一年建。

　　遗爱祠、祀知县苏至卿，万历三十九年建。

　　这些祠堂除了张公祠在连滩外，都建在县城内。

　　西宁建县后至明末的诗文

　　明代与西宁有关的主要著作，有庞嵩《弼唐先生存稿三卷》，庞一德有《双瀑堂草》，岑之豹《草堂集》、《麟经秩旨》。陈白沙、区大任、区大相等人到过此地，写有诗歌。庞嵩、庞一德、岑之豹、陈白沙、区大任、区大相都是珠三角到来的人，这说明当时本土人氏的文气不振。

　　西宁县建立后，当时的社会生活、民情风俗可以从下明诗中窥见一斑。

　　顺德人区大任《南江口至水瓜营》诗：

　　望中泷水郡，道是古蛮城。

　　笙竹深犹避，薪蒸椎未平。

　　笋菹供客食，花布襁儿耕。

　　野酌烟岚里，邮签问去程。

　　区大任《连滩寨讯罗定风土寄王兵宪索平蛮诗》：

　　兴尽非关道路难，两山烽息久平安。

　　游人茉莉簪藤帽，上客槟榔荐竹盘。

　　疆理更开周日月，井闾今有汉衣冠。

　　西行不索图经去，愿借韩陵片石看。

　　 从这诗中可看到南江当时存在“笋菹供客食，花布襁儿耕”、“游人茉莉簪藤帽，上客槟榔荐竹盘”的风俗。

　　 明代万历进士区大相有《入罗旁水》诗：

　　井邑新安宅，闾阎杂汉瑶，

　　火耕春伐木，山猎夜归樵。

　　潮响蛮溪合，林光瘴雾消，

　　直须勤抚字，勿使困征徭。

　　作者对新安宅的汉瑶寄予满腔的同情，呼吁官府要勤抚，不要在税收和徭役上使他们困顿。

　　崇祯七年（1634年）到西宁任知县的湖北人谢天申的《西宁感怀》：

　　瘴烟昼不开，天地为昏黯，

　　孤城寄其间，荒凉如村谷。

　　四郊烟火疏，万壑葳蓁族，

　　白日驰豺狼，阴岩卧蛇蝮。

　　封门和变夷岭是当时构通县境东南与西北的大动脉，也是沟通县城和州城的大动脉，有诗人走过，留下了诗作。经大方的路则是在20世纪60年代才取代前两条道路而成为主要交通要道的，在之前的几百年间是条荒僻的小径，所以大方之路，当时没有诗词反映，这不足为奇。

　　谢天申写下一些诗歌，《封门道》两首可看出对当时西宁环境的描绘：

　　矗岭千重合，回溪百折盘。

　　阴风来邃谷，午日挂山峦。

　　天势看疑小，鸟声听转酸。

　　萧条荒径里，奔走苦屯邅。

　　乱树乱岗黝，长蔓覆地垂。

　　草丰深没马，林暗伏鸣鸱。

　　碍日峰争耸，惊雷水怒撕。

　　岚烟当空暝，四顾增凄其。

　　至于变夷岭，现存最早的诗歌为清代金璨所写的《变夷岭》：

　　蚕丛孤岭阻遐荒，凿壁曾通作战场。

　　庙算古来周絶域，王风今得被穷乡。

　　千寻耸翠山烟断，百折旋峰鸟道长。

　　媿我系袍登临日，白云天际两茫茫。

　　风俗的演变

　　明代张元勋平定三罗地方后，剧烈的社会变动留下了好些奇异的风俗，流传在局部的地方，延绵几百年，随着时代的进展而逐步演变或消失。笔者调查，有如下几种具有地方特色的风俗：

　　严禁打五更鼓。昔日没有钟表，只能看星象或铜漏以知时刻，夜间有更夫巡街巷以打更鼓报时，入夜、子夜、下半夜分别称为二更、三更、四更，天将亮时为五更。更鼓响时，人们知道时刻。因为罗旁一带，传说五更鼓响，大藤会浮起，把造反者渡过江，当罗旁平定以后，民间就严禁打五更鼓。

　　夜夜点亮老虎眼。西宁建立县城后，在通往桂圩的山坳上建了一座茶亭（该地今名茶亭岭），亭面向桂圩方向，四条砖柱，砌成各有一角凹下，形成了五个直角，据说那象征老虎脚。瓦檐之下，左右砌成两个水桶般的圆窗，挂着灯笼，夜间点燃，于黑沉沉荒岭之中熠熠光亮，据说那是老虎眼。老虎把守着这茶亭要冲御敌。如果夜间不点灯，就会招致敌人侵犯县城。

　　祭霜降。云安县高村降平、郁南县通门都流传张元勋平定三罗时，有一女将在霜降日在那里战死，于是当地乡民每逢霜降日都要祭奠。有传说此女将姓雅，曾是陈璘之妾，十分美丽。还传说昔日在云安县富林镇曾有一雅氏夫人庙，庙前石柱刻有楹联：大丈夫止戈为武，女英雄走马成功。

　　五月一日过端午。传说西宁成了太平地，外地的人都到来安居乐业。南雄珠玑巷有谢卢陈三姓人家，因逃避皇帝追捕，于五月一日提前过端午节，即星夜仓惶离乡，一同来到今郁南大方镇，结拜为兄弟，三姓互不通婚。自此逢五月一日过端午节，至今已十六代，仍沿袭。至于互不通婚这一清规戒律现已破除。

　　七月十五日过盂兰节。各地的盂兰节都在七月十四日，但宝珠钟姓人家却在七月十五日过此节。他们被追杀逃到西宁，刚过了十四，就把七月十五日作为盂兰节，代代相传至今。

　　一年过两次冬。郁南县连滩镇谢姓人，同样因逃避皇帝追捕，到达连滩镇落脚谋生。待到结束颠沛流离生活之时，始觉冬至已过，这时为十一月十九日，于是连忙宰鸡补过冬。自此，谢姓人就以每年旧历此日为冬节。但真正的冬至日多非此日，此姓人又随俗过节，于是一年过两次冬至节的风俗就延绵传下。查考历书，二十世纪仅有三年冬至恰巧是旧历十一月十九，其余不是趋前就是延后。

　　从这些风俗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旁初平时，招民到来创业，有一部份人该是到来寻找緑洲的人。他们后代都相传为被皇上追捕，固然有这种可能，但看来不会全是这样，可能他们在原居留地无法立足谋生才迁移到来。

　　汉瑶僮文化的合流

　　明万历年间建立了罗定州和东安、西宁县，如果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待到此地平定以后则恢复原有的行政区域设置，那么，南江一带的文化发展会是另一种途径。但是，这种建制固定下来，历经朝代的转换而基本不变，使南江流域的汉瑶僮文化合流，留下多民族的文化印痕，对历史发生深远的影响。南江文化形成了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

　　文化的合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僮瑶接受儒家学说的教育，参加了社学的学习，接受了汉族的文化，以期获得功名。

　　一些僮瑶族的地名得以在汉文化中继承下来，如榃字，在南江地域就有榃滨、榃葛等地名，榃的本义是山间林木环田。

　　汉人也接受了僮瑶的文化风俗，表现为盘古庙、新娘歌、禾楼舞。

　　盘古是瑶族崇拜的神，岭南多建有盘古庙，是瑶族文化的痕迹。汉族人也崇拜盘古，说明汉瑶文化的合流。

　　女子出嫁与伴娘而哭，这种风俗流传于僮族，历史悠久。这种伴嫁歌，就是现在的新娘歌。这说明瞭僮族和汉族的文化合流。

　　禾楼舞，更是汉瑶僮族文化合流的产物。

　　有关盘古庙、新娘歌、禾楼舞的论述，详见下章《古庙》、《文学艺术》两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