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武立金，原总参某部副局长、天津市政协委员。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诗词学会理事、中国楹联学会会员。发表散文、诗词、楹联上千篇，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其作品有的被评为十大畅销书之一，有的被列入学生和党团员学习辅导材料，有的被多家报刊和电台连载或连播，有的还被外国出版公司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迎七一 学党史
十月二十九日，北京景山东街任弼时寓所。
应中共中央请求，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内科主任瓦西林柯和神经科主任康诺瓦诺夫教授专程来北京为任弼时检查病情。傅连暲在向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写道：
瓦西林柯同志认为是严重的高血压症，脑血管有明显硬化之征，心脏初期机能障碍，肾初期硬化，肝脏肥大，可能起自新陈代谢障碍；并有糖尿病，但尚不严重。最近情况稍好，乃是在心理上患者自觉转佳，实际并未好转……昨晚又由科罗大夫检查眼底，亦证明较前次所查为重，并有小的出血部位，诊断与瓦大夫所述相符合。目前正待苏联大夫继续检査。
两位苏联医生最后建议任弼时应去莫斯科治疗三个月。经毛泽东致电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同意，十一月底中共中央决定任弼时赴苏治病。
在准备赴莫斯科时，任弼时问保健医生刘佳武去不去，刘佳武说那当然去！任弼时说：“那就带你一人去。”
刘佳武说：“我一个人不行，负不了这个责任。”
“不要紧，到那边有苏联同志，治病有苏联人负责，你主要是陪我说说话。”
就这样，任弼时连一个警卫员也没带，只带了保健医生刘佳武及翻译朱子奇和一个苏联大夫，一行四人。他说：“我们国家刚解放，带的人多，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
行前的制装、购物，任弼时又大方，又限制。必须用的东西，从头到脚都让买，但衬衣之类，只许买两件，说有一件换洗的就行了。冬天有一件皮大衣，不许买夹大衣。
刘佳武做皮大衣时，任弼时对陈琮英说：“人家送给我的皮大衣领子，送给刘大夫吧！”
当时，刘佳武做了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还做了一顶呢子解放帽。任弼时只比刘佳武多做了一顶礼帽。
临走前，周恩来过来看访任弼时，给他送来了护照，并一再嘱咐他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毛泽东也亲自到景山东街的寓所看望任弼时。他们谈话开始不久，刘佳武来给任弼时服药，毛泽东以为谈话时间超过了医生的规定，便说：“马上就谈完，我就走。”他与任弼时握手道别，一再嘱咐任弼时安心养病，尽早恢复健康。
十一月末，任弼时在苏联医生舍琴科的陪同下，和朱子奇、刘佳武一行四人乘坐国际列车启程了。
火车兴奋地开出满洲里，向苏联边境的第一个车站——阿特波尔奔驰。
在车轮滚滚的隆隆声中，任弼时指着窗外黑压压的山峦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带是中苏交界的地方，过去多少先进的革命志士冒着生死，爬过当时反动政府或日本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铁丝网、盘査哨、特务站等，到苏联去追求真理。”
他们知道任弼时本人正是他所说的革命志士中的一员。现在帝国主义已被赶跑，反动政权已被消灭，他们能这样自由地坐着火车到苏联去，不能不想到那无数革命志士。他们应学习和发扬任弼时等那种追求真理——学习苏联的坚决意志。
旅行总是很辛苦的，尤其是对一个病人来说。当火车进入苏联境内时，任弼时的血压又升高了。后来，火车到达伊尔库茨克时，苏联又派来一名内科专家随行。这样，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颠簸，十二月初到达莫斯科。
这是任弼时第四次踏上莫斯科的土地：
第一次是一九二一年春，中国共产党正在筹建中，他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派赴东方大学的学员，一颗革命的火种。
第二次是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代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会议。在会上，他介绍了中国青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的斗争业绩，赢得了国际战友的赞赏。但是风云变幻，他回国后蒋介石已背叛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被迫转入地下，奔赴农村，实行武装斗争。
第三次到莫斯科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他是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使者。他在国际讲坛上系统地阐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使毛泽东通过党的六中全会奠定了在全党的核心地位。
这一次来莫斯科，虽然任弼时的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但是他没有公务，是作为病号来求医的。因此，对于他的这次苏联之行，不讲礼仪，不作报道。
克里姆林宫医院位于苏联首都莫斯科最中心的克里姆林宫院内，红墙绿树，建筑雄伟，风景秀丽。
任弼时一到莫斯科，就住进了戒备森严的皇宫医院。朱子奇和刘佳武则住在莫斯科大旅社，隔一天来探望任弼时一次。
在疗养院，任弼时的生活还是比较有规律的。遵医嘱，他毎天出去散步，坐两次雪橇进行室外活动。
这一天，朱子奇和刘佳武来看望任弼时，见门口放一个凳子，按苏联人的习惯就是不让探视的意思。经过一番交涉，他们进去后才知道出事了：这天上午，任弼时乘雪橇出去，突然马惊了，它发疯地奔跑，皮套断了，把车夫摔了下来，而任弼时一个人在雪橇上紧紧抓住一块仅剩下的木椽不放，信马由缰跑了二公里多却没有被摔下来。
事后，任弼时的血压升到一百九十，心脏跳得很不正常。疗养院院长、医生、急救员及许多病员都围过来救护、慰问。但任弼时第一句话却是：“别德洛夫（马夫）同志呢？他的伤势怎样？先给他治疗！”
任弼时还特别嘱咐朱子奇不要把这一情况告诉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给北京的信也不要提及此事，以免引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及夫人陈琮英的担忧。后经过与苏方联系、商量，皇宫医院同意随行人员与任弼时陪住。
十二月二十四日，任弼时给家属的信中写道：我在医院已有两星期，检査过程大体已告结束。总的方面说，是有进步的：血压早晨还在一百九十——一百一十（低压）上下，因为白天少运动，晚间比上述数字稍低一些，脉搏早晨九十多次，晚八十多次。医生说血压不会恢复常态，总希望能降到一百七十左右就好。我在这里医治和休养的时间，可能比预定还要短一些，就是说我能回得比预定时间要早。
十二月中旬，来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到克里姆林宫医院探望任弼时和其他一些在苏治病的中国同志。
任弼时向毛主席报告：“治疗有进步，年底可以出院，转到莫斯科郊区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休养。”
“好啊！”看到任弼时充满着康复的信心和乐观情绪，毛泽东很高兴。
任弼时预计在苏联疗养的时间大概也是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他要充分利用这段时间，为恢复工作做准备。他生活有规律，每天按医嘱散步，坐两次雪橇进行室外活动，其余时间阅读《真理报》和《党的生活》杂志，把其中有关的文章摘录下来，译成中文。
从摘录的文章内容看，任弼时的注意力显然集中在战后苏联经济恢复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方面，如：《在建设事业上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干部的政治学习》、《集体农庄干部的培养》、《在苏联党和非党的合作》、《论知识分子中的政治工作》等。
不久，朱子奇提前回国，任弼时特地嘱咐他购买一批新出版的有关经济建设的图书带回去。他说：“我们国家将要开始经济建设，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和经验是不行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任弼时的血压稳定了下来，原来高压二百——二百一十，低压一百二十——一百三十。而这时高压降到一百七十——一百八十，低压为一百一十。
十二月底，任弼时离开克里姆林宫医院，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去休养。出院那天，好多人都来送行，其中有工作人员，也有病员。那个生任弼时气的女医生也来了，她曾对任弼时说：“我不管你了，谁叫你不通知我来瞧瞧毛泽东同志呢？”后来任弼时送给她一张毛主席的近照才算作罢。
巴拉维赫在莫斯科近郊，环境幽静。任弼时常常独自在这里漫步、沉思。
就在这时，毛泽东又专程到疗养院看望任弼时。当他从苏联医生的口中了解到任弼时的血压已经降下来时，便高兴地握着苏联医生的手说：“好得很！好得很啊！我代表中国人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几天后，任弼时征得医生同意，到城里去看望中国代表团的同志。毛泽东为了让任弼时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特意吩咐厨师做了两样不放盐的菜，还准备了一盘有湖南风味的辣酱烧黄鱼。
可是当听说医生不允许任弼时吃辣子时，毛泽东便把那盘火辣辣的红烧鱼端得远远的，并幽默地说：“对不起呀弼时，不是我不让你吃，而是医生的话我不能不听啊！”
任弼时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会意地笑了。
在饭桌上，任弼时向毛泽东建议：“应该赶快选派一批有较高政治觉悟，又有实干苦干精神的青年来苏联学习，以培养我们自己的建设人才、技术专家。”
毛泽东非常赞赏任弼时的远见卓识。他风趣地说：“今后要大规模地搞建设了。没有技术专家是不行的，是得派一批人来取取经。过去唐僧到西天取经，骑的是毛驴，吃的是粗粮、野果，也没有人欢迎接待，还要同妖魔鬼怪们斗法，好艰难哟！现在派人来取经，有飞机坐，有黄油面包吃，还有专人欢迎接待，碰杯祝酒，舒服得很哩！告诉那些来学习的娃娃们，要学习唐僧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要学习孙大圣那种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那他们就一定能取到真经。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
任弼时频频点头，两位战友心心相印。
说话间，周恩来匆匆赶来。他是一月二十日抵达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工作的。他刚同莫洛托夫会谈完毕，准备同毛泽东讨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事。
任弼时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很忙，不忍心再坐，便起身告辞。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将他送到大门口。
汽车在大道上飞驰，车窗外雪下得正紧，四野完全是一个银色世界。任弼时坐在车里想：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老总，他们都太忙、太累了，自己却始终作为一个病号，成天与医生和药剂打交道，涉足范围不出病房和疗养院，这怎么行呢！我应该赶快把身体养好，帮他们分挑一点担子才对啊！
位于莫斯科近郊的巴拉维赫疗养院，风景秀丽，安静舒适。任弼时在这里不仅没有病痛的忧伤与孤独，而且在一九五〇年元旦来临的时候，他的心情前所未有的欣喜若狂：他的小女儿远芳来看他了！这一份新年礼物对于任弼时来说实在是太珍贵了。
在血与火的年代，任弼时和陈琮英共生了九个孩子，其中五个夭折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苏民，是在陈琮英营救任弼时出狱的奔走中，得肺炎夭折的；大女儿任远志，出生不满百天，就和母亲一起被国民党囚禁；红军突围西征时，儿子湘赣寄托给老乡，至今下落不明；女儿远征，是在茫茫的草地上出生的，产妇没有乳汁，是朱德总司令钓鱼熬成汤，才挽救了小生命。
远芳这个小女儿，虽然生在莫斯科，但当任弼时夫妇奉调回国时，国内抗战正在艰苦阶段，不到两岁的远芳就寄养在国际儿童院。转眼间快十年了，远芳已经十二岁了。
与小女儿会面前，任弼时很不是滋味，想起来真有些对不住这孩子，但战争带来的痛苦有时候是不可避免的。
终于到见面的时间了，此前虽然远芳和父亲已有多次通信，心中也常唠叨着“爸爸”“爸爸”的，但真正见到任弼时的那一刻，她还是难于张口，“爸爸”两个字到底没有叫出来，更不敢接近他。也许女儿太习惯与孩子们过集体生活了，才与父亲呆了一天就提出要回国际儿童院。
然而，父亲毕竟是父亲，父爱是永恒的，这是一种天然的沟通。加之任弼时会俄语，便于交流，父女俩很快熟络起来了。
任弼时将全身心的爱倾注在女儿身上。他首先给女儿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以及关于祖国的启蒙。他拿来一张十六开的白纸，工工整整地写了常见的汉字：“大、小、多、少、日、月、天、地”,“中国、苏联、北京、莫斯科”以及“妈妈、姐姐、弟弟、你们好吗？”“弟弟，你有多大了？”等等最简单词汇、短句，像字帖一样，好几页。
为了教女儿准确发音，任弼时还在毎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他都一字一音地带读，教女儿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词汇。
一眨眼，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时间对父女俩来说都过得很快。俗话说，有相聚就有分离。女儿还要回儿童院上学。
异国的亲情相聚，任弼时十分的兴奋，但又将分离，难免有几分不舍，难免悠悠牵挂。在远芳走后不几天，他抑制不住对小女儿的深爱，便写信给她：
你走了四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十一号赶到哪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毎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
就这样，日渐熟络的父女俩在三个月内相互写了二十多封信。其中有一封是与远芳讨论是否回国的信件，信中任弼时建议女儿“带着知识回国”。
本来，远芳想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但和父亲接触后，父爱强烈地吸引着她，她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坚决要求父亲带她回国，否则她“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
春天来了，万象复苏。任弼时血压已由原来的二百四十（高压）下降到一百六十，基本恢复正常。
三月底，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治疗于本月底完毕，前日会诊，认为结果良好，但为巩固已得成绩，送我去黑海边休息四至六星期后回国。
四月，任弼时到苏联黑海疗养所。这里地属中亚，濒临黑海，涛声悦耳，风光优美，气候宜人。良好的环境，宜人的气候，十分有益于对任弼时健康的进一步恢复。
五月九日返回莫斯科，任弼时给刘佳武些卢布，要他买些纪念品带回国。任弼时把苏联政府发给他的作养病期间零用钱的五万卢布放在箱子里，交给刘佳武保管，并叮咛：“你用多少钱都要记账，不许乱花钱。”
刘佳武买了些书，买了一架照相机。任弼时一看就问：“怎么不给你爱人买纪念品？钱不够，我再给你补一些。”
刘佳武这才给爱人买了一套衣服料子。
五月十六日，克里姆林宫医院再次给任弼时检查身体。第二天晚上十时，从莫斯科发出的国际列车，载着任弼时父女和刘佳武一起踏上了回国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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