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暮，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踪影。我喊他，没人应。
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得，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往前看去，是一层深似一层的昏暗……
这是杨绛《我们仨》的开篇，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我们俩老了
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
第三部分：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都是杨绛先生的梦境，关于他们一家三口的梦，第三部分才是记录他们三个人以前的生活点滴。
最开始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时候，越往后读越觉得凄凉、沉重。待我意识到了那是一个虚幻的梦后，舒下一口气的同时也愈发痛心，她是在失去毕生挚爱的丈夫和女儿之后，才写出那样的文字。
在梦里，钱钟书被打来电话的陌生人带走，女儿钱瑗带着她费尽心力去寻找。
这期间，她常怨自己太笨拙：给阿圆（钱瑗小名）做不好一顿舒心的饭；心疼女儿教书备课辛苦，而做母亲的却无能为力；甚至女儿要一路处理学校的工作一路打听爸爸的下落，还要一路照顾妈妈。她说自己是最不称职的妻子和母亲。
一路波折。
一路万苦千辛。
三人重聚，钱钟书轻唤：季康、阿圆。
1997年3月4日，钱钟书病重的同时，钱瑗因肺癌并发骨转移于北京病逝。次年12月，钱钟书高烧不退，终于该月19日逝世。
2011年10月15日，在首都图书馆举行了一场名为“走进钱钟书的读书生活”的活动，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完成的《钱钟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正式出版，十一年的精心努力，二十册厚厚的笔记，只因为十三年前的一个承诺，1998年12月19日，饱受多年病痛折磨的钱钟书，等不到妻子赶到床前，便自己合上了眼。或许有太多事放不下，他走时，有一只眼没有合好。
为了让死者如生，生者无愧。杨绛怀着巨大的悲痛开始整理丈夫留下的手稿。她曾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咪蒙说，他们一家三口，自给自足，自娱自乐，就像一座温暖的孤岛。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宅，是因为每个家人都无比丰富，无比有趣，远远大于整个世界。
他们的生活很简单，两个书呆子加一个生活白痴，搞定一顿饭也是他们眼里的一场冒险。杨绛和钱钟书都嫌饭店的用餐时间太长，宁愿躲在家里吃自己做的黑暗料理。
做活虾的时候，杨绛假装内行地说：虾，我懂得，要剪掉须须和脚。结果她刚剪了一刀，虾在她手里抽搐，她急得扔下剪子，扔下虾，逃出厨房。
钱钟书问她，她说：“虾，我一剪，痛的抽抽了，以后咱们不吃了吧。”钱钟书跟她讲道理，说虾不会像她这样痛，还是要吃的，以后他来负责剪。
钱媛出生在英国，杨绛在医院做月子期间，钱钟书说自己在家里“干了坏事”。
他打翻了墨水瓶，染黑了房东家的桌布。杨绛说：“不要紧，我会洗。”
钱钟书把台灯砸了，杨绛说：“不要紧，我会修。”
他们就这样一个犯傻，一个包容；一个犯错，一个温柔地说：不要紧。
互相推卸责任、互相怪罪，这是现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很多夫妻的日常。像这种情况，更多的家庭是这种对话：“老娘在医院辛苦地生孩子，要你做什么了？这点小事都干不好，一点忙都帮不上！只会添乱！”
大多数夫妻是对自己迷之自信，对对方迷之嫌弃。“孩子的优点都随我，缺点都像你。”有时候还会因为一件小事，牵连到整个家族。
“你们张家没一个好东西！”
“你们李家全是这样！”
钱钟书和杨绛完全不是。钱钟书很早就对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只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他赞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绝无仅有地融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朋友和情人。
杨绛也常说：“阿圆温厚，不与人争，像钟书。”
“阿圆好静，像钟书。”
“阿圆格物自知，像爸爸。”
咪蒙说，他们是真正地发自内心地欣赏对方。
他们俩也吵过架，因为一个字的读音。然后杨绛请了专家来判断，杨绛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钱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自此，他们觉得吵架很无聊，决定以后可以有不同意见，不用一定要说服对方。
他们三个人在一起都很幼稚。钱钟书趁杨绛睡着了在她脸上画花脸；跟女儿玩游戏，把女儿房间里的东西都藏到被子里，恨不得把扫帚和拖把都藏进去。
杨绛胆小，怕黑，怕鬼，到了中年以后，钱瑗要保护她。知道妈妈怕猫屎，她一人在雪地里去把煤球里的猫屎都抠干净了，钱瑗连临去世的时候，都在安排妈妈的生活。
钱钟书曾对杨绛说，“从此以后，我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钱钟书重病，杨绛说，“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取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
钱钟书临走的时候，杨绛附在他耳边说：你放心，有我呐！
这个连虾都不敢剪、一辈子怕鬼的女人，在所爱的人脆弱的时候突然变得无比强大。这以后，杨绛孤身一人，开始整理丈夫和女儿的遗作，由于钱钟书精通多国语言，手稿也常是用几种外语来书写，梳理的难度非常人可以想象。杨绛后来回忆道，此中的艰难辛苦，难以言表。
“抽屉里这个那个，我不知道呀，而且我都没有明白，他没有吩咐我呀，我都分不清这个是什么，他的外文里头有德文，我不懂的；意大利文我不懂的，拉丁文我不懂的……”——2011年杨绛电话录音
2001年，杨绛回到公众视线，在钱杨两人的母校——清华大学，将两人多年的稿费悉数捐出，设置了“好读书”奖学金。杨绛说她是一个人代表三个人，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她和钱瑗在钱钟书的病床前，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商量好了，如果将来有钱，就捐助一个奖学金，取名“好读书”，不用他们自己的名字。“好读书”奖学金的宗旨是扶贫，用来鼓励想读书而没钱读书的孩子。
柴静曾经说，家庭是组成这个社会最小的单元，关上家门以后发生的事情往往决定了这些个体的本来面目。家庭的性质往往决定了每个成员对这个社会抱有的最大限度的善意。
大多数人的生活被平凡、琐碎的小事填满，我们远没有钱氏夫妇那样伟大，但我想，对他们而言，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出版了几本著作、担任过什么职位的高官、买过几辆车几套房，而是今生有幸遇到彼此并携手共度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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