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备尝艰辛，有志报国，无路请缨，最后贫病交加，客死他乡。但作为儒家薪火的传承者，杜甫用一生坚守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这一体现儒家思想的信念，赢得了“千秋万岁名”，赢得了“诗圣”这一至尊雅号。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系统地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观念。他年少便深受祖辈的儒士做派的影响，成年后的杜甫更喜欢以儒士自居。作为儒学的继承者，杜甫一直坚守着君臣有义、父子有亲、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意识及忠君思想。这从他的诗中频繁使用“朝廷”、“致君”等词语中可以体现出来。在漫游齐赵时期，杜甫写下了历代传诵的《望岳》：“荡胸生层云，决眥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诗气象雄伟，胸襟开阔，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杜甫青年时代那种昂扬向上、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更是对“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最佳写照。儒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必然需要一种与之相应的充盈着圣贤气象的理想人格作支撑。杜甫这首诗极好地诠释了这一理想人格，这也正是他自己的人生追求。
《礼记?儒行》：“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又有：“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这说明儒家并不是把做官看成唯一的出路，杜甫的从政之路即是践行了儒家这一思想。从他后来的求官经历来看：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退下则干谒权贵以求荐引，荐引不成又投恩匦以献。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越走越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样屡败屡战，非考个进士不可。可见他恃才负气，自视极高，生性是很倔强的。他曾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正是对此种选官制度的抨击。这种性格同时也影响了杜甫后来的为官之路。儒学传统中有着强烈的社会政治意识，杜甫当然也一直未停止对仕途的追求，他曾多次痛心的违拗自己刚直的本性而屈身干谒。但诗人的从政之路是极为短暂的，杜甫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处于贫困漂泊的在野状态。然而，诗人未尝一日忘忧国。
儒家抱有强烈的政治信念与社会责任感，儒者经天纬地、大济苍生，透显出对家国天下的强烈的担当意识和济世情怀。杜甫把这种儒家理想转化为自己的实践性行为。立身朝堂，则尽忠奉职，绝不含糊，希望在政坛上大展宏图，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儒家最高政治理想。他明知这种坚持可能为自己带来祸患，也在所不辞。因为“致君尧舜”的理想必然要求行动，这种行动体现在杜甫的行为中，就是犯言直谏。可这样做的结果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也丢了。但杜甫似乎并不在意，而是更坚定的拿起如椽巨笔，直指对那些统治集团荒淫腐朽的生活，祸国殃民的罪行切齿痛恨。他在《丽人行》中，对倚仗权势、作威作福的行为进行了无情的披露：“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在《兵车行》中，他更把矛头直接指向唐玄宗，揭露他穷兵黩武、开边拓境行为给人民造成的严重灾难：“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甫对当政者的无比愤恨与无情揭露，都是来自儒家勇于担当的精神。
杜甫的儒家思想，在他的诗中表现了忧国忧民，揭露残酷黑暗的社会现实，希望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实现国盛民安的社会理想。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杜甫一生关怀着国家的命运。从早年的志向：“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直到临终，仍在惦念着：“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 杜甫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著。杜甫不仅随时随地不忘君国，更令人感动的是， 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忠君爱国之心已经成为了诗人的天性。杜甫的爱国之情还体现在他对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精神的推崇。写《蜀相》这首诗时，安史之乱还没有平息。目睹国势艰危，生灵涂炭，而自身又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因此对开创基业、挽救时局的诸葛亮，无限仰慕，倍加敬重。
儒家用人伦来规定人，并把人置于无所不在的人伦秩序之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杜甫写的众多表现伦常情感的诗作，可以说是用文学最好的诠释了儒家这一理念，也是老杜躬身践行儒家思想的明证。杜甫写过很多怀念妻儿的作品，可谓重情顾家之人。他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常常因为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不能使孩子们免受奔波饥寒之苦而惭愧。这种心情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羌村三首》、《北征》等作品中都有大量的反映。对于妻子，老杜更是一往情深。在杜甫的笔下，她总是那样吃苦耐劳，她总是那样温柔贤惠。通过“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的画面，我们不但能感到杜甫一家人和谐融洽的天伦之乐，也能感到杜妻的聪敏体贴，善解人意。的确，杜甫受儒学非常注重“父慈子孝”和夫妇一伦的影响，在作品中多有歌颂儿行千里母担忧的亲情和相濡以沫的爱情。
杜甫一生，从来也未能成为治理百姓的亲民之官。他身居乱世，无力去实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政治路线图，但这并不妨碍他直面社会、直面民生的苦难，并以自己能够采用的方式去加以表现和为民呼喊。杜甫以情待人，不仅对亲人友朋充满挚爱和关切，而且对天下人也有着“推己及人”的仁爱精神。从“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出发，杜甫特别重视最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始终把关心民生疾苦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安史之乱以后，杜甫颠沛流离于各地， 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疾苦。这一时期的作品，是杜诗灵魂的主体。作者路过石壕村，见证了征兵给人民带来走赴边疆、家破人亡的惨痛；新婚夫妇成婚一日之后竟成永别的悲惨， 花甲老人拜别老妻的无奈，士兵们战场上九死一生的遭遇。杜甫是第一个如此真实地写“民”的诗人，有着一种患难与共感同身受的共鸣， 同样的遭遇使他的诗中对人民有了深刻的同情。有时一想到人民的痛苦，他便忘怀了自己，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诗人这种心系天下苍生的精神让我们这些动辄为蝇头小利而斤斤计较的凡夫俗子们情何以堪！
杜甫是儒家价值观与行为准则的坚定不移的实践者、坚持者。他最为显著的特点即在于对于自身价值观念的毫不动摇的坚守。杜甫一生不得志，流落辗转，潦倒终身，但是他始终以儒家自居、以儒家自励。时时以儒士的眼光与情怀去观察时局、认识社会、忧国忧民。他幼承家学，从小饱读诗书，辗转流离中也自称“腐儒”、“老儒”。晚年在湖湘，也自称“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大约在他离世前不久，他还念念不忘地把“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交付于他做官的朋友，勉励他们“早据要路思捐躯”。可见，杜甫一生对于儒家价值观和政治理想的坚持。注意这里希望“早据要路”，并不是希望得到在官场的援引，而是“思捐躯”，为国献身。这是那个时代一般官场人物无法企及的思想境界。而且，他的忧国，是广植于“忧广大人民”这一现实的土壤之上的，“忧国”即是“忧民”，“忧民”即是“忧国”。老杜颠沛流离之时，不忘忧国忧民，他的爱国之情不减更显难能可贵，
正所谓“诗穷而后益工”。老杜的一生，颠沛流离，郁郁不得志，其才百无一施，其事百无一成，后半生整日为一日三餐奔波、委屈事人。若换作他人，早已放弃内心的操守。可他那种“兼济天下” 的胸怀、“致君尧舜”的志向虽历尽磨难而未尝稍减。?往事越千年，杜甫的时代已经如烟逝去。今天，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历程，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社会稳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今天纪念杜甫，缅怀其创作成就，景仰其人格襟怀，发扬其道德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