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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敏丨古蜀文明,光耀数千年——来自三星堆,金沙文化遗址的报告

古奥而又迷人的川西平原,是祖国大西南一颗熠熠闪光的明珠。在岁月漫漫的浩渺时空中,这里上演过多少惊撼华夏的亘古传奇,又演绎出多少光耀世人的灿烂文明呢?今天,让我们伴随着历史的长镜头,一起去探寻那深邃迷茫的古蜀文明之源吧!

一、波谲云诡的三星伴月堆

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诗中写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诗仙李白提到的蚕丛、鱼凫,以及夹在中间的柏濩,还有后来的杜宇、开明王等,都是古蜀国国王,也是蜀人的先祖和古蜀文化的代名词。这些古蜀先民,由"岷山石室"穴居逐渐向岷江河谷、成都平原迁徙。依靠打猎、采野果和少量原始农业,维持最简单的生活。他们活动的时间距今三千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末周初。

然而,这些古蜀历史大多局限于民间的口头流传,缺少文史资料和考古实物佐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云遮雾障、困扰世人的难解之谜。

正由于以前的古蜀历史令人一片茫然。不少人认为远古蜀地不存在什么文明,仅是"启蒙未开"的蛮荒时代。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尽管有蚕丛纵目、鱼凫成神、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的生动传说,并散见于《华阳国志》、《蜀王本纪》等重要文献。但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这并非历史,仅是一些虚无缥缈的神话传说而已。悠悠古蜀,"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一直到秦国入川之前,蜀人依然是不晓文字、不懂礼乐的西南蛮夷。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总有那么一些突如其来而又令人意想不到的惊人发现。

公元1929年春天。在今成都市以北广汉西郊的南兴镇,一个笃信道教的晚清秀才一一农民燕道成和儿子燕青保,在家宅旁挖沟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有圭、璧、琮、玉珠等约四百件。燕氏大为吃惊,当即将坑口掩埋。随后又多次乘夜间偷偷地将这批玉器全部搬回家中,并将其中少部分低价贱卖。燕氏此举虽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了"月亮湾"附近有宝的消息,但也确实延误了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时间。

1934年,时任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美国人)先生闻讯后,带上助理林名钧组建考古队,在燕氏发现玉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陶器、石器和玉器等文物六百余件。葛还整理出论文报告公开发表,提出"广汉文化"一说,得到了郭沫若先生较高的评价。

其后,由于诸多原因,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广汉城西约二十里之地,隆起一道长数百米、灌木杂草丛生的土梁子,形似弯月,当地人称"月亮湾"。在月亮湾附近,有三个高高隆起的土堆,伫立于广袤无垠的川西平原上,蔚为壮观。民间传说,这是天界三颗星星降落凡间形成的三个土堆,故名"三星堆"。清末时,"三星伴月堆"又成为著名的"汉州八景"之一。

好事多磨。神奇而又令人遐想的三星堆,这个被专家学者视为宝物成堆的地方,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鬼使神差地办起了一座集体砖厂。

工人们就地挖堆取土。不少珍贵的陶器、陶片混同黄泥一起统统被送进了砖窑。在三星堆尘封了五千年之久的古陶器,转眼间就变成了修房建屋的新砖头。

这岂不是暴殄天物!

这和当年有人把刻有象形文字的甲骨当中药吃又有什么两样?!

广汉文物专家敖天照心急如焚。他蹬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去现场劝说。可厂长回应说:"县城也要发展呵"!

敖天照无奈。他只好把随地乱扔的陶器、陶片等文物装满了几个大麻袋,运回家登记造册,全部交给了县文化局。他还向上级提出申请:对三星堆全面发掘!

几经周折,四川省考古队终于进驻三星堆。虽然也给考古队划了一千二百平方米土地。但因双方未达成共识,有的重要部分仍被划入了砖厂范围。几乎在同一个地方,考古队发掘寻宝,工人们挖土烧砖;各挖各的,各强调各的;争抢地盘的事时有发生。有的考古队员不顾个人安危,常常在工人钢纤下抢救文物,双方都干得热火朝天……

二、二十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川西平原,也给三星堆考古事业带来了一片勃勃生机。

1980至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舍遗址,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

1982至1984年,考古队分别在三星堆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

1986年又一个春天。四川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县政府,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开发,终于使尘封千年的三星堆文明重见天日。

在发掘出来的两座大型祭祀坑中,出土了金、玉、石、陶、贝、骨等珍贵文物近五千件。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上千件铸工精湛、造型精致的青铜器。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环、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圆盘等。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八件)、眼形器、太阳形器、眼泡、铜铃、铜戈、铜柱饰、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星头、鹿、鲶鱼等。

三星堆遗址八十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毋庸置疑地说明了,这是迄今"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灿若繁星的众多青铜器文物中,堪称国宝级的六大件珍品横空出世,惊艳世界!

2.62米的青铜大立人,宽1.38米的青铜面具,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长1.42米、同期出土的最大最重的黄金杖,长约一米、制作精美的玉璋(两件)等,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绝品,前所未有的文物奇珍!

至于那高二至三米,栩栩如生的几棵青铜摇钱树,更是令人神思遐想。

《三国志.魏志》所引《邴原别传》中有一则故事。魏国人邴原在路上拾得一串铜钱。由于找不到失主,他便把钱挂在树上。随后路过者以为是神树,也纷纷把自己的钱也挂在树上,这样树上的钱便越来越多。倘有人将树使劲一摇,铜钱纷纷落地。"摇钱树"典故出自于此。

如今看来,《三国志》记叙的摇钱树故事应该改写。因为三星堆博物馆展出的、上面缀满中国古代方孔铜钱的摇钱树,其产生年代至少比三国典故提前了一千多年!

神奇宏大的三星堆博物馆附近,至今还流传着几个农民挖宝的小故事。

三十多年前,在三星堆遗址发掘现场。数十位考古者挖来挖去没什么收获,不免有些沮丧。这时,砖厂工人、农民杨永成也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挖掘。当时还有一位十六岁少年郭汉中,他是不要报酬自告奋勇来的。杨永成一锄头下去,挖着了一个坚硬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刨开一看,原来是一个硕大的青铜面具。他一阵惊呼。很多人赶来,接着继续挖。二号坑被发现了……竟然破天荒地出土了一千四百多件珍贵文物。为此,政府奖给杨永成一百元。一号坑发现者杨红和刘光才,每人也领到七十元奖金。当时一头肥猪的价格,也就七、八十元。杨永成乐滋滋地将这笔"巨款"如数上交给了家中领导。

如今,杨永成虽已年逾古稀,但已成为"一锄头挖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名人"。当年的少年自愿者郭汉中,已成为当地有名的文物修复专家。在三星堆大规模发掘三十周年纪念大会隆重召开之际,二人均作为特邀嘉宾参会。

纪念大会上还有一位重要嘉宾。当年为三星堆发掘奔走呼号的文物专家敖天照,现已年过九旬。从八十年代以来,他参加了三星堆每一次的发掘。目前仍坚持工作,发表了《三星堆蜀都源流再探》、《三星堆遗址璞玉、籽玉、大玉料的发现及相关问题探讨》等多篇论文。"文物考古和三星堆,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价值了。我想把知道的都尽快写下来,留给同行和继任者参考。但时间恐怕不多了……"敖老有些遗憾地说。

三、三星堆与金沙文明相映生辉

好事多磨。但也确有好事成双的时候。

2001年初春,当人们还沉浸在新春佳节其乐融融之时,川西平原又传来喜讯:在成都市青羊区金沙村,又一座大型的古文化遗址被发掘。它以大量丰富的文物,有力的诠释了三星堆文化的诸多疑惑,并成为新世纪开篇我国最重大的考古新发现。

金沙遗址有金、铜、玉、石、陶、漆木、象牙等各种文物2235件(套)。其中珍贵文物上千件。包括金器三十余件,玉器和铜器各四百件,石器一百七十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达一吨。

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其工艺造型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如出一辙、异曲同工。

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0.2毫未,重20克),其动感强烈,线条流畅,薄如蝉翼,图案镂空。体现了古蜀人丰富的想像力、非凡的创造力与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融合,也是古蜀国黄金制作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

三星堆文化与金沙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二者都有青铜立人、青铜(或黄金)面具、玉琮、象牙等相同或相似的大量文物,都有相同的太阳神鸟图腾崇拜。从形成时间上看,三星堆文化距今4800至2600年,金沙文化距今3200至2600年。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辉煌顶端,金沙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转移和继续。二者属"嫡亲血缘",一脉相承。

三星堆和金沙文化遗址的相继被发现,已经使国内外同行倍感震惊。然而,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十余年间,成都平原又有九座古城遗址如井喷一般惊撼世人。 以生成年代的先后为序,有新津宝墩、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崇州紫竹、崇州双河、温江鱼凫、都江堰芒城、蜀都大道十二桥等。

宝墩文化(含六座古城遗址系列)是成都平原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早期文化,形成时间上要略早于三星堆,可以说是古蜀文明的起源。

宝墩古城田园阡陌,沟渠纵横。这里有4500多年以前人工修筑的城墙,有360平方米的古城居民"豪宅"。城区面积达276万平方米,相当于今天一个中等县城的规模,是国内第四大新石器古城遗址。尤其重要的是,近来在宝墩遗址第三期考古现场发现,宝墩古城有4000多年以前修建的水利设施。这是水利史上的重大发现!该水利工程系统做法与都江堰水利工程不少地方有交接。比如,古宝墩人用竹笼装石头固定水坝,而都江堰工程就利用了竹笼固定沙石的原理。宝墩古城4000多年以前修建的水利设施,可以说是都江堰水利工程智慧的起源。同时,远古时期鲧禹及古蜀先民在岷江一带治水,不少人认为只是一种神话传说。而宝墩水利设施的发现,恰恰就真实地印证了这一段历史。

新发現的近十座古城遗址,以金沙为中心,呈扇形向周边分布,与成都市中心直线距离仅三十余公里。有的古城遗址就在主城区,相互间几乎近在咫尺。如此高密度的古城遗址分布,不仅在国内其它地方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这说明在距今4500年左右,成都平原西部就已经是人口相对稠密、原生态的初步宜居之地。

这些古城遗址大都建在地势较高的近山一带,且相当注重城市的防洪排水功能,宝墩古城还修建了灌溉水利设施。这又说明了远在都江堰水利工程之前,古蜀中心地带就已经初步建有灌溉、防洪和排水设施。李冰父子创造的伟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只是将这种灌溉排水功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或者说产生了一个质的飞跃。从而将原生态的初步富庶的川西平原,逐步发展为世人称道的天府之国,鱼米之乡。

以新津宝墩文化为起源,以三星堆文化为制高点,以金沙文化为轴心,十余座古城文化遗址星罗棋布,共同构建了光耀数千年的古蜀文明!它不仅将古蜀国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也将成都建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年。它或许将使古城成都由此"升格",成为华夏首屈一指,跨越四、五千年时空的历史文化名城!

距今2.7亿年前,古蜀大地又遭遇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海浸。

四、源远流长、神奇迷茫的古蜀文明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这对于古蜀先民栖息的四川盆地来讲,还确确实实地经历了亿万年的沧桑巨变。

距今5亿至3.7亿年前,四川大部分地方还是一片汪洋大海。一亿年过去了,古蜀大地又遭遇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海浸。当时这片内陆海,还包括今天的青藏高原东南部末端及峨眉山,北部的秦岭、大巴山,南部的大凉山、大娄山,东部的巫山等地。经过这样漫长的地壳演变和多次升降起伏,古蜀盆地由海变陆,由陆及海。其后由于盆地周围地势明显升高,内海面积逐步缩小成为盆湖。

大约五千万至二千万年前,由于亚欧大陆与印度洋板块激烈碰撞,引发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青藏高原隆起,导致古蜀地面也缓慢抬升。加之古长江向挡道的巫山发起猛烈撞击,切割三峡,盆湖之水随长江浩浩东流,奔向大海。一直到距今数十万年至五、六千年以前,才大致形成了干地与沼泽兼有、雨暴与洪水并存的川西冲积平原。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鲧作城郭,禹治水患。生活在这里的古蜀先民,结草为庐,石穴而居,稼穑为食,桑麻以衣,与猛兽毒蛇相搏,与鹿羊鸡犬为伴;太阳神鸟图腾是其精神支柱,金铜玉器的制作彰显出勤劳智慧与铸造、冶炼和工艺造型技术的辉煌。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才可以观赏到令世人惊艳不已的三星堆、金沙文化。

在绿草如茵、气势非凡的三星堆博物馆浏览。当看到那"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的青铜面具时,不少游客难免心生疑窦:这真的是远古蜀人的面孔吗?三星堆文化真的是华夏文明吗?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三星堆青铜面具的怪异特征,一是古蜀人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图腾崇拜,二是很可能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应该得知,世界各地远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既然玛雅文明中有不少华夏元素,为什么三星堆文化就不能有西方文明的影子?

还有人说,三星堆青铜面具象外星人,这更是天方夜谭。众所周知,宇宙中是否存在外星人,至今都还是一个天大的疑问。况且所有外星人的形象,都是地球人自己想象创作出来的。如今又说三星堆人象外星人,这不使人感到可笑吗?

先秦古籍《山海经》,或被某些人视为充满谜团、荒诞不经的巫书。其实,这是一部以中国古老神话为依托、反映华夏远古文明的经典奇书。三星堆文明的伟大发现,使《山海经》扑朔迷离的记载变得明朗清晰。那些散失在历史角落里星星点点的神话,重新闪烁着丰实睿智的灼灼光彩,又一次流淌出撼人心魄的生命乐章。

《山海经》记载有三株神树:即东方"扶桑"、中央"建木”和西方"若木"。扶桑神树上栖息着十个太阳。九个居下,一个在上。原本是十个太阳由太阳鸟背着轮流出行,给世界带来光明。后来,十个太阳趁母亲羲和生病时,一起跑到天上捣蛋。导致人间草枯木焦,民不聊生。天帝派后羿降落凡间,一连射杀九个太阳,人间才恢复如初。而建木则生长在中央成都平原,高极云天。树上结满奇花异果,还有龙蛇攀附其上,是各路神仙上天下地的天梯。西方的若木则和扶桑一样,也栖息着十个太阳。传说中的这三棵神树,实际上代表了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反映出华夏祖先对天地自然的朦胧认知和神话宇宙观。

三星堆出土了八棵青铜神树,最高者达3.95米,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文物。此树的底座为圆盘状,树座呈穹窿形,象征一座高矗的神山。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层树枝皆弯曲横斜,旁逸向下的枝端结着丰硕之果。上枝顶端立着一只雄视四方的太阳鸟。以下有九个分枝,每个分枝各立有一只太阳鸟。这与《山海经》中"天有十日,九日位于下枝"的记载不谋而合。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实际上是《山海经》中扶桑、建木和若木三种神树的综合。而树座上铸有一条极具特色的"中国龙",其游动的身躯与树干盘绕,又恰似天降神龙的实景写照。它不仅发挥着"连接天地、沟通人神"的功能,而且形象地再现了美丽而古奥的"十日神话",可以说是"华夏宇宙树"活生生的实体标本。

《山海经.南山经》还记载,有一种异兽叫巴蛇,出没于中国西南地区。而三星堆文明表达的古蜀文化中,巴蛇也是一种图腾崇拜。

观赏青铜神树,解读《山海经》上古神话。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三星堆文明不仅是地地道道的古蜀文化,而且是中华文明大家庭中,一朵光耀神州的千古奇葩!

三星堆文明的横空出世,已引起上百位中外文博专家的关注。近几年来,随着一批以吨计的璞玉、籽玉和大玉原石被发掘,三星堆东西南北城墙以及"带宫殿性质的高级建筑区"被发现,一个绵延两千多年、超大型的三星堆古城遗址将展现在世人面前。

五、丝绸之路是传播文明的桥梁

三星堆遗址的惊人发现,自然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密切关注和深入探讨。四川师范大学段渝教授首次亮相成都市博物馆,对听众作《三星堆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专题讲座。他用详实的考证得出结论:早在三星堆时期,古蜀文明就已经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中西亚、南亚开展了经济文化交流。

段教授认为,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象牙和海贝,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从古印度引进而来。至于那些使人倍感惊奇的黄金权杖、青铜(或黄金)面具等,则是在与中西亚文化交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文化特点,自主创新而成。

近期刚被纳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丝绸之路》,是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总称。而南方丝绸之路,至少比北方和海上丝绸之路前推了一千多年。

南方丝绸之路亦称西南丝绸之路。它有三条路线,即东线、中线和西线。其中西线由四川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沿岸的"蜀身毒道",是南方丝绸之路最长的一条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一说南充)出发,途经茶马古道、灵关道、五尺道、黔中古道、永昌道等;一路翻山越岭,穿越莽莽密林,攀行绝壁栈道,山高水险,蜿蜒峥岖;沿途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迹。这是中国内陆通往中西亚较早、也是最近的一条陆路交通线和经济文化交流线。

华夏古老的丝绸文化,多数人认为应从嫘祖发明栽桑养蚕开始。不少朋友或许并不知道,黄帝的妻子嫘祖,也是古蜀丝绸文化的创始人。天府之国四川,是丝绸生产真正的故乡。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正义》解释说,"西陵,国名也"。

史记中所说的西陵国,在今四川省盐宁县一带。

大约4500年以前,黄帝到成都平原迎娶西陵国国王之女一一嫘祖。住了一段时间后,嫘祖随黄帝返回北方,把当地先进的蚕桑丝织技术带到了中原地区。

从嫘祖的栽桑养蚕到南方丝绸之路;从先秦时代的"机柕声声满蜀郡",到西汉时蜀地丝绸"黄润细布、一筒数金";从三国蜀汉的支柱产业、广销魏吴、名扬海外、充作货币及军资的"成都蜀锦",到南北朝时日本重金收藏果州(南充)花红绫;从唐中宗安乐公主的"百鸟裙",到北宋时名扬天下的四川蜀绣;从明清时"成都丝绸一条街",到民国年间四川的五大丝绸企业;从1924年南充阆中莲花牌水丝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到1980至1990年代南充丝绸之美享誉五大洲……

天府之国古老的丝绸文化,从嫘祖传播蚕桑丝织技术开始,绵延五千多年,代代相传,长盛不衰!特别是近几年来,包括四川在内的丝绸节、服装节、丝绸时装模特大赛、丝绸文化艺术节已成常态。高雅飘逸华美的天府丝绸,不仅仅是一种产品,一种服饰,一种工艺,一种文化;由此生发的丝绸之路,更是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经济发展、增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当前国家推行的"一带一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举措,为历史悠久的四川丝绸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天府之国丝绸文明之花,将在新的历史时代更加绽放异彩。

四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以三星堆、金沙文明为代表,包含有青铜文化、玉石文化、丝绸文化在内的古蜀文明,在考古学和华夏文明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异军突起,引领风骚!

中国是一个历史文化博大精深的文明古国。古蜀文化同属中华文明母体。在与三星堆、金沙文化生存年代大致相当的漫长时空中,在中原和其它地方,也同样产生了河南堰师、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山西陶寺、山东龙山、陕西神木、川东鄂西、湖北屈家岭、湖南宁乡、甘肃马家窑、内蒙红山、浙江良渚、武汉盘龙城等,如此众多的华夏古文化,如星汉灿烂,熠熠生辉!

美哉!神奇悠远、璀璨夺目的古蜀文化。.壮哉!多元一体、博大辉煌的中华文明。

2019年6月于山城

作 者 简 介

刘大敏,笔名艾华、达明、鹤鸣春晓。中共党员,大学文化,四川省南充市人。本人属老三届,参加过文革,当过知青,在一大型国企工作三十多年,曾被多家报刊聘为特约记者。系自由撰稿人,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新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从八十年代以来,已在国内200多家报刊发表新闻、通讯、特写、散文、论文、科普等各类文章100多万字,图片200多幅,有多篇文章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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