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 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3年第6期
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对中央机构进行重新调整。《决定》开篇阐明：“根据中央精简政策和过去的经验，适应当前的工作条件，中央机构有重新加以调整之必要，其目的，在于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这就清晰地说明了调整机构的原因和目的。梳理80年前那次中央机构调整的背景、内容及其意义，具有深刻的历史启示。
一、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1年，由于日寇加紧进攻，加上国民党停发经费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封锁，边区的财政经济出现极大困难。为了渡过难关，边区积极开源节流，一方面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另一方面精兵简政，节约开支。1941年11月，开明绅士李鼎铭等人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精兵简政”提案，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并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页）同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陕甘宁财政经济计划草案，确定了精兵简政的方针。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陈云担任部长的中央组织部带头贯彻，由原来五六十名干部减到13名，成为中央机关精兵简政的模范单位（《陈云年谱〈1905—199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0页）。
1942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精兵简政问题。王稼祥在会上发言说：关于精兵简政问题，军委与中央机关共约二万人左右，有些机关无存在之必要，对全国工作帮助不大，因交通断了，在一二年困难情况下可缩减（《王稼祥年谱〈1906—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会议决定实行裁、减、并三种方法，成立由任弼时负责，高岗、王稼祥、李富春、贺龙、王震、陈云、叶剑英、谢觉哉等参加的裁减委员会，各系统另组小委员会（《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25页）。这标志着精简机关的工作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中央和军委要以有利于工作和教育两个标准来进行大整，“工作按现状条件布置，过去要四五个人的，现在只要半个人”。29日，他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财政比例，要保证军事第一，党、政、军按比例支钱，根据人数、工作、生产能力三个条件确定财政比例。精兵简政的目的，除包括精简、效能、统一外，加上节约和反官僚主义两项。并强调精兵简政是一个政策，牵涉军民关系、军事建设、行政效能、工作作风、财政政策等各方面。他还说：“中央和军委共有二万四千余人，应减为五六千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401页）
9月7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指出：“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截至今天为止，虽然已经比过去增加了几倍的困难，但还不是极端的困难。如果现在没有正确的政策，那末极端的困难还在后头。普通的人，容易为过去和当前的情况所迷惑，以为今后也不过如此。他们缺乏事先看出航船将要遇到暗礁的能力，不能用清醒的头脑把握船舵，绕过暗礁。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为了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暗礁的重大考验，他提出：“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的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时也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81—882、895页）
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毛泽东再次申明：“现在要瘦一点，就是精兵简政。”（《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由此出发，3月20日通过的《决定》规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博古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包括新华社、广播电台）、中央党校、文委、出版局。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任书记，统一管理中央组织部（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统战部、民运工作委员会、中央研究局、海外工作委员会。中央各部委厅局社的工作均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管理。
《决定》还规定，在宣传委员会中，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译所。在组织委员会中，将现有之党务研究室、政治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之一部分、图书材料室合并，另行组成短小精干的中央研究局，下设党务研究室、材料室和图书馆。在新的中央研究局成立后，取消原有的调查研究局，情报部归中央书记处直接管理，社会部与情报部合署办公。取消中央财政经济部，设经济建设材料组，直属中央书记处。取消中央机要局，将军委和社会部的机要科并入中央机要科。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的行政事务部门，统一由中央管理局管理。将现有的职工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下分职工、农民、青年、妇女四个组。《决定》还要求，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组织均应根据力求精简、灵活和增强工作效能的原则实行精简，由李富春主持的精简委员会协同各部、委、局、厅、社主管人，在4月中旬以前完成精简具体计划，提交书记处通过后实行。显而易见，这次中央机构调整的主要方法和特点是合并、裁减，对一些职能交叉重叠的机构进行整合，力求使中央机构更加精简，使事权更加统一与集中，上下贯通、运行顺畅、精干高效、执行有力，同时集中保障了军事、教育等中心工作。
二、提高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领导效能
1943年的中央机构调整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特别是理顺中央政治局与书记处的关系，提高领导效能。中央书记处是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设立的，当时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但此后存在二者并存和混用的情况。1938年11月6日，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正式用中央书记处取代六大党章规定的政治局常委会，并规定书记处的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每三个月左右至少须开会一次），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书记处每星期最少须开会一次，集体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这一决定明确了书记处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但对书记处与政治局的关系尚未作出清晰的界定。
随着各方面工作日益繁忙，每三个月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每周一次的中央书记处会议逐渐不能适应需要，于是中央开始酝酿改革。1941年7月30日，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任弼时作关于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决定：（一）中央机关的任务为：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二）按上述原则，由任弼时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之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三）为使中央有若干同志能经常集体处理日常工作，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中央书记处应有一种人数不多的会议。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8月5日，毛泽东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告知：“弼时决定当中央秘书长，中央机构亦大加改革。”（《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4页）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中央机关组织与编制问题。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凯丰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实际上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4页）。这就明确了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制度。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任弼时提出的《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条例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职责是：（一）秉承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办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二）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会议议程，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三）负责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一切决定，分别性质通知全党或有关部门去执行，并负责检查中央各部委及全党执行的结果；（四）管理中央财政；（五）组织和召集延安党和非党的干部会议（《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08页）。这个条例进一步明确和扩大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
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中央领导层发生变化。1942年1月张闻天离开延安去农村做调查研究，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会议。博古早已不负主要责任，只分工主管《解放日报》。王明自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也不出席任何会议。周恩来常驻重庆，中央的全盘工作很难参与。这种状况长期继续下去势必影响党的工作（《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因此，调整中央领导机构及其工作制度就成了日益迫切的任务。
1943年1月12日，刚回到延安的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建议：“中央关于日常组织性质的工作由中央书记处负责”，以使政治局更多地注意对全党思想、路线、政策、军事等大政方针的领导。3月11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初步提出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方案，准备修改后提交下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7页）。16日，任弼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中央机构改革整顿与精简方案的报告，他指出：“中央的组织机构，自前年九月会议后，作过一次调整，组织更加统一，各自为政的现象改变了，但机构仍比较分散，现经过整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的条件更加具备，有可能使机构更加简便灵活，办事权更加统一集中，进一步增强领导效能。”任弼时还具体分析：“内战时期，在白区和苏区的书记处，等于是政治局的常委会，在当时是需要的；但临时中央搬到苏区后，书记处凌驾于政治局之上，这是不对的。现在的书记处工作会议，等于是中央各部委的联席会议，应当明确规定它的性质和责权。书记处应当是政治局的办事机构，服从于政治局，在政治局制定的方针下，主持日常工作。”（《任弼时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606页）
3月20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书记处有一个主席，其他两个书记是主席的助手，不是一个像过去那样成为联席会议的形式。书记处职权应改为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49页）会议通过的《决定》最后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属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中央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这就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使书记处成为在政治局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的工作机构，在规范和强化政治局领导全党工作的同时，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和职能也得到明晰和加强，实现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对全党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了领导效能。
三、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
《决定》还有一个重大意义，即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1935年的遵义会议虽然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名义上他不是党中央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由张闻天负总责，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1938年，王稼祥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前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但当时毛泽东本人“不主张提这个问题”，因此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此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移交给毛泽东，将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1939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张闻天年谱〈1900—1976〉》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87、555页）。他后来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〇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9页）
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可随时召集书记处会议，“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从组织手续上完成了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同时也说明，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这是继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之后组织上取得的最大成果，为党的七大在组织方面奠定了基础。
总之，1943年的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是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重大变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调整和精简了中央机构，推进职责相近的党政机关合并或合署办公，使机构设置更加科学，职能配置更加优化，运行管理更加高效；另一方面对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作出制度设计和安排，理顺了中央书记处与中央政治局的职责关系，使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更加完善、更加协同、更加坚强有力。同时还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为实现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了最大的政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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